胡適的“一半”人生

 

作者：劉敦樓

 

胡適（1891-1962），這位在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歷史和學術研究界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常被后人貼滿矛盾的標簽：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卻不愿用“革命”的手段改造舊文學；他贊美民主共和，卻對國民軍把“末代皇帝”趕出紫禁城表示強烈不滿；他是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卻與蔣介石獨裁政權若即若離；他留下了皇皇數百萬言的著述，卻總被調侃“只有上卷，沒有下卷”。而他晚年那句“我的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恰似一把鑰匙，為理解其“成功人生”“國士無雙”提供了獨特的切口。

 

“一半屬父母”：表明功成名就之后的胡適始終不忘感恩。感慨個人事業的成功離不開家庭的早期良好教育。他雖然曾在上海接受過“新式教育”，喝過洋墨水，在國外生活多年，其本質上仍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

1891年，胡適出生于徽州績溪城西約四十公里的上莊，其人生底色中浸染著傳統士大夫家庭印記。父親胡傳為晚清官員，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親自為孩子編寫啟蒙讀物《學為人詩》和《原學》。這兩本書均是便于兒童背誦的“四言韻文”，除了講基本的論常道德，還講了怎樣做人與處事。母親馮順弟是一位堅韌的女性。雖是農家女，但十分懂得“孩子應早育”的育人之道。胡適才剛過兩歲，夫妻倆一起教兒子咿啞識字。父親去世時，胡適“已認識七百多字”。胡適進入蒙館學堂讀書，母親指望老師在他身上多下點功夫，在學習起步階段打下一個好的根基，把送給老師的年學金提高到十二銀元，在當地“打破了紀錄”。她了解孩子愛讀書，不惜變賣首飾從族人手中購得大型類書《圖書集成》多冊殘本。“真可以算是一位注意智力投資的開明的母親”。  

1918年11月，馮順弟歷盡多年寡居的艱辛離開了人世。這時胡適已學成回國，當上了北大教授，而且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譽滿全國。母親剛能享福時便離開了他。這對胡適來說是“終身之痛”。他說的他的一生“一半屬父母”，是有著與別人不一樣的體會的。

 

胡適說他的“另一半屬朋友”，完全符合其人生軌跡。胡適的一生交友很多。在這一點上他顯然不同于同時期的其他一些“孤傲清高”的知識分子，這也是他成為當時知識界領袖人物的一重要原因。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一句極為出名的流行語，就是“我的朋友是胡適之”。當時，“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臺、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當然，對于胡適的這“一半”，我們不能簡單的理解為他性格隨和，很善交友。他這樣說其實有多層含義。

一方面，他這一生在其發展的一些關鍵節點上離不開朋友的鼎力相助。有些事，他始終刻骨銘心。就例如，1910年，他想“痛改前非”結束在上海的“浪子生活”，準備報考庚子賠款官費留美。他報考的是第二批。當時胡適是兩袖清風，窮得連蚊帳都買不起，還欠下不少債，哪有錢去備考和到北京應考呢？即使考上了，出洋留學，母親一人在家將如何生活？真是困難重重！在這一關鍵節點上，是朋友相助幫他度過了難關。他有一位好友叫許怡蓀，力勸他擺脫一切去報考，并答應他籌措經費。他的另一位好友叫程樂亭贈送他二百元銀元作路費，支持他北上報考。他的族叔胡節甫也答應為他籌措經費，并照顧他母親的生活。正是在這些好友的規勸與資助下，胡適才得以安下心來認真備考，然后順利北上，參加了留美考試，并且取得了成功。

又例如，他留學歸來入職與立足同樣是朋友幫了很大的忙。胡適留學美國，從哥倫比亞大學一畢業即面臨就業問題。當時已擔任北大文科長陳獨秀，和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的積極推薦與相助，對他順利加盟北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胡適還在美國時，即與陳獨秀有書信往來，并向《新青年》雜志投稿。1916年9月，第二卷第一號《新青年》上便登載了胡適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話文翻譯的俄國作家泰來夏甫的短篇小說《決斗》。有人說，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話文翻譯小說。不久，胡適又陸續發表倡導文學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響的撰稿人之一。他與陳獨秀雖未謀面，“卻志同道合，成為神交了”。1917年1月，陳獨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長，并把《新青年》從上海遷來北京。他在蔡元培面前力薦胡適，“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均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這年7月，胡適返抵國門，8月即北上，進北大當上了教授。

胡適到北大做教授時還不滿二十六歲，一開始教授的課程就是北大的重頭課“中國哲學史”。他是自編教材，一改傳統哲學史思路。原來教授這門課的老先生授課，基本上沒有超出封建哲學史學的范圍。從三皇五帝講起，大量的經典注疏，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資料，漫無際涯，“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而胡適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刪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以個人理解和見解為主，把歷史名家對典籍的注釋降至次要地位，并“盡力找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些線索”。然而，胡適研究與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這一新穎獨到做法，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老教授的冷嘲熱諷，聽課的學生對這位年輕教授的新講法也很不適應，私下議論紛紛，說胡老師太大膽，想顛覆哲學史，簡直是“思想造反”，他們想趕他走人，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就找在當時同學中頗有聲望的傅斯年，請他來聽胡適的課，看看有沒有必要留下此君。傅斯年來聽了幾次課，聽出了一點門道，就對同學們說，胡老師講這門課“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這一句話對剛入職的胡適來說有多重要！

傅斯年與胡適的交往與友誼也因此開始。傅斯年后來長期擔任史語所所長，對民國時期的開拓性考古工作和抗戰時期保護歷史文物、典籍、人才等“中國歷史文化的種子”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傅斯年每有重大決策他都要聽聽胡適老師的意見，是“胡適派的中堅”，是民國知識和史學、文化界的又一位領袖人物。

教完一年的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編印出來了。后經修改和擴充，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并由蔡元培作序，對此書作了很高評價，認為此書有“方法”“手段”“平等眼光”“發展與系統”四方面特長，“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于清代乾嘉學者”。作為北大校長對此書有如此高的評價，“一言九鼎”，從而確立了胡適在北大和中國整個學術界的學術地位。

 

另一方面，他樂于助友，朋友圏愈來愈大，幾乎覆蓋了半個民國知識界，對他的人生同樣產生較大的影響。現代史上許多了不起的人物都曾得到他的幫助。如國學大師王國維、劉文典、季羨林，歷史學家鄧廣銘、周一良、錢穆、何炳棣，文學家徐志摩、張愛玲、沈從文，紅學家周汝昌等。

胡適是益友，更是良師。顧頡剛、傅斯年名滿天下自不必說，其它如吳晗、羅爾綱、羅家倫、吳健雄、千家駒、饒毓泰、唐德剛等數不勝數。

林語堂先后到美國和德國留學，深陷經濟拮據困境，請胡適出面通過北大幫助解決了2000美元經費。林語堂學成歸國來到北大任校，去向校長蔣夢麟歸還2000美元借款。蔣校長查詢財務，才知道這兩筆錢都是胡適個人所匯。林語堂聞知，深為感動。

臺灣著名作家李敖，恨不得罵盡天下有名望的人，獨對胡適心存崇敬。李敖曾陷入窮困潦倒之中，向不少朋友和名人寫信求助。大學者胡適向這個當時無名之輩欣然寄去1000元。因此，每每提起胡適，李敖總是感佩不已。

在胡適晚年的寂莫生活中與一位做餅買餅的小販交友曾一時傳為佳話。這個小販叫袁瓞，江蘇清江人，在上海一所私立學校念到了高二年級。1949年流落臺北。他在做餅買餅之余對“政治學”十分地感興趣，喜歡與別人爭辯美國與英國兩國政治制度的優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于是就貿然寫了一封長信向胡適請教。胡適接到這封信，一看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素不相識，讀完了信才知道這是一位賣芝麻餅的小販，竟能在生意之余勤奮好學，精神可佩。小販來信所問也是他多年熱衷的話題。于是他很快就給小販親筆回信。回信首先感謝小販“寫這一兩千字長信，把‘積在心中多年的話，一直沒向旁人提起過’的話寫出來寄給我”。接著話峰一轉，“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已認為滿意的解答，我只能說，你說的英國制度和美國制度其實沒有什么大的區別”。從此，小販就成了他的朋友。還邀請小販到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做客，并贈送有關政治學的通俗讀物給小販看。小販到他的門上也不空手，帶上黃燦燦的芝麻餅送給胡適。接過芝麻餅，“嚼得咯吱咯吱響，臉上現出近幾年來少見的歡愉”。胡適與小販袁瓞的友誼一直維持到他離開人世。

通過廣泛交友和結識不同階層的朋友，積累了深厚的人脈，這也大概是胡適“深浮眾望”，事業成功，在思想、學術研究、教育及文化界“一呼百應”，對民國政治、外交等也有較大影響的一重要原因。

 

作者簡介：劉敦樓，教育工作者，業余愛好喜歡動動筆，曾在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文匯報、經濟日報、南方周末、中國教師報、人民論壇網、光明網、中國教育新聞網等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上公開發表時評、隨筆及散文300多篇。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