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窯遺夢

 

文/王廣東

 

老輩人常說：“一世修得城腳根。”我家便在這城腳根村。

 

打小記事起，村子也曾熱鬧過。往后近三十年，沒了工業，沒了商業。農閑時，村里人多去城里尋些苦差事，掙幾個零碎錢。在我看來，這城腳根除了進城的路平坦、便捷些，實在沒什么稀罕處。

 

千禧年那陣兒，開發的風聲一吹，村里的莊稼地都成了開發區，還起了個時興名兒——私營經濟城。村里人從農民變成了失地農民，雖說每年能領四千元口糧錢，可日子沒了往日的生氣，連煙火氣也淡了許多。我也是這失地農民中的一個，對如今的村子，再沒了兒時的那份念想。

 

五十年前，這兒熱鬧得很。村西南頭的小輪窯，整日煙囪冒著白煙，大老遠就能聽見柴火“噼啪”炸裂的聲響。那輪窯燒出的磚瓦，質地好，名氣也響。挨著輪窯的麻袋廠，織機“咔嗒咔嗒”響個不停，女工們飛梭走線，粗麻布堆得像小山。村東頭藥材基地飄來的藥香，苦中帶甜，連穿堂風里都裹著這股味兒。這般熱鬧里，最顯眼的要數小輪窯的小田。

 

小田不是本村人，是村里一對沒子女的夫婦領養的。中等個頭，臉黑黑的，也不知是生來如此，還是叫窯外的烈日、窯內的火光給烤的。我常聽見從他養父母家傳出打罵聲，他的哭聲也總在清早或傍晚悠悠飄出來。我家離得近，一聽見動靜，就忍不住溜過去瞧熱鬧，日子久了，倒和小田混熟了。

 

在養父母家，他總耷拉著腦袋，蔫頭耷腦的。可一進小輪窯，整個人就精神起來。摸摸窯壁，就能估摸出幾分火候；聽聽柴火聲，就知道該不該添煤。村長陳叔常拍著他肩膀打趣：“這窯廠沒了你，可就像斷了線的風箏。”

 

變故來得突然。一紙調令，陳叔被派去了公社。新來的干部一門心思“抓政治”，說土窯是“落后玩意兒”。沒了經費，工人漸漸散了，窯火也慢慢熄了。更糟的是，小田的養母——那個曾唱樣板戲《紅燈記》唱紅公社的女子民兵連長，不知從哪兒翻出一疊舊紙，指著小田鼻尖罵：“原來你生父是……”話沒說完，小田的臉就白得沒了血色。

 

村長家四個閨女，各有各的模樣。大丫頭背著藥箱走村串戶；三丫頭算賬時，算盤珠子撥得比鞭炮還響。最招人眼的是二丫頭，一笑露出半截虎牙，辮梢總系著根紅繩。自打窯廠熱鬧起來，村里小伙子變著法兒往這兒湊，也不知誰編了句渾話“要想‘嫖’，到輪窯”，在村里傳得沸沸揚揚。起初，二丫頭還舉著賬本攆人，后來每到天擦黑，就悄悄往小田手里塞個熱乎的紅薯。

 

那天傍晚，二丫頭又去找小田。沒一會兒，養母的叫罵聲就撕破了暮色：“階級不清！傷風敗俗！”她舉著那疊紙，帶人把小田押到了窯廠曬場。批斗那天，日頭像火盆似的毒，高音喇叭吵得人腦仁疼。小田胸前掛著“階級異己分子”的木牌，養母喊口號時唾沫星子亂飛。二丫頭哭喊著撲過來，卻被民兵架走，紅繩散了，頭發亂糟糟地披在肩上。

 

當晚，渾身是傷的小田蜷在窯角。二丫頭翻墻送來草藥，他滿心絕望。他咬著牙，啞著嗓子把二丫頭吼走：“走！”月光下，兩人的影子被拉得老長，終究沒能挨到一塊兒。

 

誰也沒想到，幾天后村里放露天電影《追魚》。銀幕上鯉魚精剜鱗換人形，二丫頭獨自坐在最后一排，攥著衣角哭得渾身發抖。電影散場后，有人瞧見她繞著土窯一圈又一圈地走，最后倒在了窯膛口 。等三丫頭找到她時，她手里還握著一把竹扇，扇面被淚水泡得發皺，人卻已喝下農藥，沒了氣息。

 

小田“瘋”了。抱著燒紅的鐵棍在窯廠大笑，對著熄火的窯膛唱黃梅戲，調子跑得沒邊兒。村里人都說他受了刺激成了瘋子，卻不知那瘋癲背后藏著多少絕望與無奈。

 

誰能料到，十多年后，我竟在鄉政府門口撞見了他。

 

那天清早，我騎車進鄉政府大門，瞧見一個佝僂身影立在門廊下，渾濁的眼睛直勾勾盯著來往的人。褪色的藍布衫，后頸洗不凈的煙熏黃，我心里猛地一緊——是小田。

 

我把他拉進辦公室，老式藤椅在他身下吱呀作響。他粗糙的掌心反復蹭著搪瓷杯沿，發出細微的沙沙聲。忽地抬起頭，渾濁的眼睛里亮起一絲光亮：“曬磚坯場的大喇叭成天響個不停，時不時就飄出市里廣播站的聲音。里頭提到的地名、人名，聽著總覺得耳熟，像在哪兒聽過似的。每次聽到，心里就‘咯噔’一下，后來天天豎著耳朵等，越聽越覺著沒準那人名就是你。”他布滿裂口的手輕輕顫了顫，“想著不能錯過，就順著高墩子聯圩一路問過來。”

 

說罷，那只手猛地攥住我的手腕，枯瘦的指節都發白了，“還真叫我找著了！都成吃公家飯的文化人了。”

 

他說話含混不清，像舌頭泡發了似的，唯有眼角滾下的淚是滾燙的：“一晃這么多年……”我問他回沒回過村子，他拼命搖頭，白發跟著亂晃：“不去了，再也不去了。”頓了頓，他忽然笑起來，笑得帶著痰音，又像是在哭：“你以為我當年真瘋了？不裝瘋，二丫頭她爹和我養母能放過我？”

 

原來離開村子后，他在溱潼老家調養了一年，又輾轉到六十里外的輪窯討生活。在那兒，他幫襯著一戶孤兒寡母，把人家孩子從小學供到南京上大學。孩子結婚前，他守著新房裝修了整整三個月，連瓷磚縫都拿刷子細細摳過。可婚禮那天，他在門口等了許久，人家連杯熱水都沒給。說起這些，他只是苦笑，沒再多言。

 

天快黑時，他攥著我的手腕，指甲都掐進肉里：“帶我去看看二丫頭吧。”墳頭蒿草長得齊人高，他跪在焦土上，像尊褪了色的泥像。直到天邊泛起魚肚白，他才緩緩起身，抱著我放聲大哭，卻已流不出眼淚，只有干裂的嘴唇蹭著我的肩膀，發出困獸般的嗚咽。

 

五年后的一天，我從北京出差回來，在積灰的信箱里摸到一封信。郵戳是兩個月前的，薄紙上的字跡暈著水漬：“我回溱潼了，窯廠不干了。”打那以后，便再沒了他的消息。

 

如今算來，老田也該七十多歲了吧？從前的輪窯早成了村民的宅基地，新樓房排得整整齊齊。路過時，我還會站上一會兒，恍惚間，仿佛又聽見窯火的噼啪聲，還有小田那荒腔走板的黃梅戲，在風中悠悠回蕩。

 

作者王廣東，江蘇興化人。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