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厚紅軍渡口,鼓舞紅軍士氣
作者:何世燦
元厚,古稱“猿猴”。源于元厚場后山腰有一大石,狀如猿猴獨坐,前人因此名之。
《遵義府志》載:明萬歷二十九年土城里設四甲,第二甲轄猿猴等地。猿猴更名為元厚,說法有二:一是1944年冬,貴州省主席楊森認為“猿猴”兩字粗俗,遂將“猿猴”更名“元厚”;二是1947年鄉民代表大會決議“猿猴”更名“元厚”,取《周易》“元亨利貞”、“厚德載物”之意。
元厚,歷史上曾是川鹽入黔“仁岸”鹽運重要的中轉站,乃水陸相兼的碼頭。凡上朔的鹽船都要在此停泊、倒載、轉運到土城躉售站,陸運的馱馬幫、背客(腳夫)長年累月往返奔波其間。仁岸鹽運鼎盛時期的景象可描述:街道上,商鋪林立,廟宇壯觀;河岸邊,鹽船云集,號聲高昂;白日里,人頭攢動,熱鬧非凡;夜晚間,茶館酒肆,燈火通明。曾任仁懷直隸廳同知陳熙晉有《猿猴鎮》詩云:
川路分明此地兼,四周風氣擈閭閻。
傍山田少先儲米,上水船多為販鹽。
近日下鄉稀白直,誰家沽酒有青簾。
停車已是黃昏候,燈火高低次第添。
元厚古鎮除鹽運帶動商貿外,還是軍事、政治事件的聚焦點。清咸豐十年(1860),地方團練為防止號軍入境,在此修卡設哨;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國名將翼王石達開率領太平軍進駐、三年(1864),號軍占領元厚;清光緒四年(1878),川督丁寶楨奉旨改革鹽政,在境內修整鹽道。民國四年(1915)元厚曾組織子弟兵參加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民國一十三年至二十三年(1924-1934)赤水相繼為貴州軍閥周西成、候之擔所盤踞期間,元厚鹽運成為地方財稅重要支柱;二十四年(1935)元厚建立蘇維埃政權;三十六年(1947)中共川南工作委員會密遷陛詔,繼續領導地下黨組織工作。
追溯歷史,毛澤東在什么背景下親臨元厚渡口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呢?那是1935年1月15-17日中央紅軍在遵義召開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顯然,很有必要向各軍團及時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決議發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干部會中傳布決議。”毛澤東、張聞天、陳云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是政治局委派常委們的任務。
遵義會議確定了從赤水北上,選擇在宜賓與瀘州之間渡過長江到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行軍路線。1月28日凌晨5點,土城戰斗在青杠坡正式打響,由于敵軍兵力比預計的多一倍以上及后續部隊源源不斷增援,我軍未能圍殲敵人,形成膠著狀態,勢態對我軍十分不利,有背水一戰的危險。毛澤東果斷決定“土城戰斗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們,河流多;二是敵人的援軍快要趕到,敵人的兵力都集中到這里來了;三是這一戰再打下去,就是一個消耗戰,會使我們損失太大”。于是建議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對策。會議從下午 5 點過一直開到深夜,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為了打亂敵人的尾擊計劃,變被動為主動,不應與郭師(勛祺)繼續戀戰,作戰部隊與軍委縱隊應立即輕裝從土城渡過赤水河西進。”與會者一致同意這個意見,立即部署渡河事宜,
對西渡赤水河進行了分工:朱德、劉伯承留前線指揮,周恩來負責第二天天亮前組織架好浮橋;陳云負責安置傷員和處理軍委縱隊的笨重物資;葉劍英負責安排軍委縱隊和紅三、紅五軍團的渡河順序;李富春負責政治動員與思想說服工作。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擬寫的一渡赤水的行動部署 (即 1935 年 1 月 29日3 時電文),經周恩來簽發后,迅速傳達到所屬部隊。凌晨,朱德令各軍團于拂曉前與敵擺脫接觸,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藺地區南部西進。29 日凌晨 4 點多鐘,大家分別向毛澤東同志報告完成了任務,當聽到按時架好了浮橋,組織計劃好了渡河的先后順序,安置好傷員的善后工作和部隊的思想情緒穩定時,毛澤東頻頻點頭,露出了喜悅的笑容,懸著的心落下來了。
為了執行“--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干部會中傳布決議。”統一前線將士思想,在毛澤東看來,很有必要到先鋒部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和土城緊急會議的決定。一是安撫前線將士,消除前線將士心中的疑團和怨氣;二是主動作為,親臨元厚渡口,樹立自己在黨和紅軍中的威信和領導地位。
紅一師領導為什么遲至十多天后才聽到“遵義會議”精神呢?一則,紅一軍團在開“遵義會議”前,已推進到離遵義50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區;二則,“遵義會議”一結束,紅一師奉命作為先頭部隊向赤水方向疾進,軍情緊急,來不及向紅一師傳達;三則,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出席“遵義會議”后,因腳打血泡感染化濃,坐擔架隨軍委縱隊行軍,沒有回到前方部隊,無法向廣大指戰員傳達;四則,那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對“遵義會議”態度暖昧。他是李德“短促突擊”戰術的積極鼓吹者和追隨者,會議上批評李德錯誤軍事指揮時,他也沒有發什么言。上述情況是林彪出席“遵義會議”后雖回到部隊,但沒主動及時向師領導干部傳達會議精神的原因所在。
毛澤東馬不停蹄匆匆趕到猿猴(今元厚)渡口,即派總司令部的一位參謀到渡口找紅一師師長李聚奎、政委黃甦、參謀長耿飚、政治部主任譚政到他那里去。他要抓緊一切時間和機會,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紅一師領導人奉命立即到達毛澤東身邊。毛澤東非常高興,親切地與他們打招呼。然后語重心長地說:“最近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是一個關鍵,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支持我的觀點,就不可能開好會議。參會的好多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朱德、彭德懷、李富春、聶榮臻等紛紛表示態度,贊成我的看法也不行。尤其是周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接著毛澤東簡明扼要地談了會議批判了錯誤的軍事指揮情況,告知會議決定到川西或川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以及改組組織機構等重大問題。當時紅一師各位領導聽了感到十分興奮,因為“遵義會議”解決了長征以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他們對“左”傾領導者排擠毛澤東早就不滿,一致擁護毛澤東正確的戰略戰術方針。現在毛澤東又回到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崗位來,怎么不使他們高興呢?
毛澤東在元厚渡口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后,還對紅一師領導談了關于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問題。他說:“你們一師及其他不少部隊在長征途中幾次被敵人側擊,都隨機應變地處理得很好,避開了敵人的鋒芒,按照軍委的意圖,當機立斷,這是正確地執行軍委的命令。今后,這樣的情況還會很多,就是要發揮機動靈活的作戰方法。”
紅一師領導聽了毛澤東的一番講話后,覺得意味深長,他不但總結了一至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還啟發他們,不要因為中革軍委改變從宜賓至瀘州一帶北渡長江的計劃而產生別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還要考慮采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這樣的機會還會很多的。
在場的一師領導非常振奮。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謎解開了;謎底知曉了。他們一致表示:要不折不扣地貫徹“遵義會議”精神,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執行。
毛澤東見大事告吉,翻身騎上“白龍馬”,揚鞭催馬返程。紅一師師長、政委等目送他返回土城的身影。事后,按中央軍委的指令,紅一軍團、九軍團和軍委縱隊第二、三梯隊、干部團上干隊為右縱隊統歸林彪指揮,在這里首渡赤水,拉開四渡赤水的序幕。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