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沉浮與曠達

 

郭松

 

談及蘇軾，首先給人的印象是，北宋文壇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詩詞文書畫方面都有造詣，與蘇洵、蘇轍并稱“三蘇”，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與歐陽修并稱“蘇歐”，與辛棄疾并稱“蘇辛”……

除了他的文學藝術造詣外，他跌宕起伏的仕途也是引人注目的。在他40年的仕途中，任職過的就有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黃州、宜興、金陵、登州、穎州、揚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方。

1036年，蘇軾出生于四川眉山城內紗穀行蘇家老宅。1057年，他考中進士，時年21歲。1061年，25歲的他，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蘇軾的思想與主流不一致，站到舊黨的一邊，遭到新黨的排擠和打壓。1071年，他從殿中丞貶為杭州通判，時年36歲。1074年，他轉知密州。

1077年，蘇軾擔任徐州知州，兩年后到湖州任知州。他一到湖州，就給宋神宗寫《湖州謝上表》，這本是大臣的基本禮儀，也是官場的一種例行公事。但他表中有“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還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的話，被新黨一些人抓住把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從他舊詩中挑出隱含譏諷新法的句子，對他加以彈劾。

同年7月28日，蘇軾到湖州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押往都城汴梁，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便是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是指御史臺，出自《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后人把御史臺稱為“烏臺”，這件事是御史彈劾引起的。經過多方營救，他才幸免于難，出獄后，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1094年，支持變法的新黨再次主導政壇，蘇軾在新黨的擠兌下遭貶謫。同年四月，從定州知州貶謫到英州，中途又貶為寧元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1097年，他又被貶為瓊州別駕，昌化安置，時年他62歲。1100年，他仍以瓊州別駕身份移知廉州。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身在廉州的蘇軾接到詔令，踏上北歸的行程，1101年三月，他從虔州出發，經南昌、當涂、金陵，五月抵達真州。

蘇軾經過真州時，帶著欣慰的心情游覽金山寺。在墻壁上，他意外看到自己的畫像，是當時著名畫家李公麟畫的。畫上的蘇軾手執一根細長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詳中有一種似醉非醉。他看到畫像，感慨萬千，多年的貶謫歲月與艱苦生活，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感覺生命走到了盡頭，在畫像下寫了《自題金山畫像》一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六月，他經潤州到常州居住。1101年7月28日，在常州去世，享年66歲。

黃州、惠州、儋州是蘇軾仕途的低谷期，卻成就了他思想性格、心態的最高峰，也成就了他文學成就的最高峰。他在黃州期間寫過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這首詞最能表達他第一次遭遇仕途“滑鐵盧”的處境與心態：“世事一場大夢, 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上片借夜晚的風和落葉渲染貶謫的悲涼心境；下片含蓄委婉地暗示這種悲涼心境的原因：橫遭貶謫以及別人的不理解。最后兩句將貶謫的心態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既有對親人的思念，又有對國事的憂慮。

蘇軾雖然表達了孤寂與落寞，卻沒有任何的幽怨。相反，有一種審美的詩意境界，這是他曠達心態的體現。他初到黃州時，眼看青春逝去，卻心懷達則兼濟天下的士大夫人生目標，在舉目無親、形格勢禁的荊楚之地，他在《寒食雨二首其一》中寫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蘇軾初到黃州寫的《初到黃洲》詩，也映射出他彼時彼刻的悲涼和孤寂：“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逆境中求生的他沒有絕望，他有一種力量，超越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鄉變故鄉。近五年的生活，黃州成為他生命的另一故鄉，曠達的心態升華為他的一種審美的境界。

蘇軾在游覽黃州赤鼻磯時，寫下《前赤壁賦》《后赤壁賦》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他在《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中，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表現內心對自由的渴望，逍遙物外的同時，以“何時忘卻營營”吐露出無法擺脫儒家思想的束縛：“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吾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上片側重敘事，交代他雪堂夜飲歸臨皋住所的客觀環境，以及他的主觀精神狀態。下片是他的內心獨白，表現他“聽江聲”時的情緒波動、心境變化。真實細膩地反映出他在遭遇挫折、身處逆境、心情沮喪、情緒低落的情況下，徜徉于江邊，寄情于自然，適時地調整心態，重新揚起生活的風帆，達觀地面對現實的心理轉變。

蘇軾到黃州后，在沙湖買田耕種，親自躬耕，這塊地位于城東，是一塊坡地，他將此地命名為“東坡”，并自號“東坡居士”，這也是后世將他稱為蘇東坡的緣故。有一次他去田間地頭勞作，正好中途遇雨，就寫下一首《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詞中名句“一蓑煙雨任平生”象征著人生的風雨，但他表達的卻是人的一生任憑風吹雨打，始終那樣從容、鎮定、曠達、樂觀的心態。

蘇軾的生活不再有無所適從的慌亂感，這種人生態度一直陪著他，甚至在他晚年謫居惠州、儋州，這種人生態度給他提供了安全感，讓他在兜兜轉轉中找到一個安放心靈的空間，這個空間溫柔地托住他飽嘗辛酸甚至搖搖欲墜的軀體與靈魂，這種內核的精神力量，讓他擁有了隨遇而安、不自怨自艾的心態。他后來貶謫到到惠州，一到就喜歡上這個地方，還有這個地方的特產水果。在《惠州一絕·食荔枝》一詩中，他欣慰地寫道：“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棵, 不辭長作嶺南人。”當他晚年貶謫儋州，乘船渡過瓊州海峽時寫下《六月二十夜渡海》一詩，在悲觀絕望的境遇中，他仍不失樂觀曠達，詩中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將他的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

蘇軾在儋州三年，“窮則獨善其身”，離開這個地方時，他《別海南黎民表》中寫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遠游。”字里行間處處表達了曠達樂觀的心態，“既來之，則安之”，他隨遇而安、豁達、積極、向上、樂觀，讓他從貶謫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在黃州時期，他對失落和痛苦實現了超越。

蘇軾到惠州，以至后來到儋州，他的這種曠達樂觀，積極向上的狀態逐漸反映出來，這與其思想不斷提升有著密切的關系，他追求一種不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種既入世又灑脫的生活。他到儋州之后，生活條件是相當清苦的，他以為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再回到家鄉，在《到昌化軍謝表》中寫道：“并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還無期，死有余責。”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與程秀才書》中寫道：“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即使條件如此清苦，他還是適應了，并安定下來。

蘇軾在海南儋州開辦醫院，是繼杭州的官辦醫院“安樂坊”之后，經他努力而創辦的，面向百姓的，中國第二個官辦醫院。他傳播中原文化，培養出海南歷史上第一個進士——姜唐佐。蘇軾離開海南前，在姜唐佐的扇子上寫了兩句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說將來姜唐佐考中進士，就給他補齊這首詩。三年后姜唐佐金榜題名，可是此時蘇軾已經去世。姜唐佐在河南汝陽遇見蘇轍，姜唐佐說起他在儋州的往事，蘇轍聽后五味雜陳，替兄長為姜唐佐續寫了后半首，詩為《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

蘇軾在海南呆了三年，一紙調令跨越瓊州海峽，召他回京，海南百姓不舍其歸，置酒相送，他作《別海南黎民表》勸慰別離之苦：“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三年的儋州生活，讓這里成為他的第二故鄉。他“此心安處是吾鄉”表達了他對當地人民的真情，誠如他致蘇轍詩中所云：“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蘇軾在海南儋州澆灑心血，他感嘆“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人們把他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儋州至今還有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甚至連語言，都有“東坡話”。

從蘇軾初次遭遇仕途滑鐵盧——貶謫黃州，再到被貶到惠州、儋州，他經歷了一個漸變式的心態調整與自我治愈。他在初貶到黃州時，內心還是有起伏的，激憤不平的情緒在他的作品中也有體現，但是這種心態隨著他的自我調節而逐漸消失，思想也逐漸實現了自我超越。在惠州與儋州期間，他的思想比起在黃州更加成熟穩定，更加從容淡定。

蘇軾在每個地方都能很好地與當地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歸屬感，找到精神家園。1101年，也就是蘇軾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從貶謫之地海南獲赦北歸，五月一日舟至金陵，遇見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愿老師真似月，誰家甕里不相逢。”作此詩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他病逝于常州。他雖以“歸鴻”自喻，但他寫下“何處不歸鴻”的時候，內心還是有一些欣慰與喜悅的。

蘇軾在貶謫的時候，竭盡所能地地去做一些事。在他兜兜轉轉、步履不停的仕途中，他每到一處，都取得了與他的職責匹配的政績。《宋史·蘇軾傳》中如是評價蘇軾斐然的政績：“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他的仕途上也有高光時刻，比如他做過杭州市長，還做過徐州市長。1077年，他在徐州知州任上，當時黃河決口，他率領軍民護堤守城、搶險抗洪，堵住了黃河決口，守住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1071年通判杭州，1089知杭州，加起來五六年。

蘇軾在杭州清理運河淤泥，疏浚與治理西湖，修筑蘇堤，發展養殖業，奏請朝廷朝廷用綢緞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進貢。他吩咐搭建粥棚，為窮苦病人煮粥，派醫生一個坊一個坊地，給病人治病，還給無錢治病的人免費熬藥。他在眾安橋建了一個醫院，名字叫“安樂坊”。安樂坊是中國最早的公立醫院，三年之內治療一千多病人。他還親自主持配制“圣散子”藥方，價格便宜，療效顯著。

蘇軾在黃州時參加田間勞作，解決家人的溫飽問題，在莊稼成熟之后，一家人吃上二紅飯。生活雖然清苦，但是他能夠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莊稼成熟，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寫下小品文《二紅飯》，記錄了收獲的情況：“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余石。”他在文中還記述用兩種雜糧做飯的事：“今日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有味。”在黃州，他致力于開發豬肉的吃法，為了解決一家人迫在眉睫的溫飽問題，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是不屑于食用豬肉的。他寫下《豬肉頌》：“凈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蘇軾在貶謫中一刻也沒有忘記家國之事。比如在貶謫黃時期間，他寫下的詩作《謝陳季常惠一暗巾》：“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苧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在和朋友的唱和詩《次韻王郁林》中，他這樣寫到：“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抆拭， 寧聞老鶴更乘軒。”在詞作《滿庭芳》中，他更或是直言不諱地寫到：“老去君恩未報, 空回首、彈鋏悲歌。”

蘇軾雖然仕途坎坷，但是在貶謫期間，他的忠君報國的思想、為國家盡自己一份綿薄之力的想法、甚至建功立業的想法從未間斷。他一生足跡走遍大半個中國，或是游宦，或是貶逐，但他對所到之地總是懷著第二故鄉的感情，反映出他隨遇而安的曠達人生觀。

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李高潔出版《蘇東坡文軒》，翻譯蘇軾的16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賦》《喜雨亭記》，也包括蘇軾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曾經任職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的韋納為《蘇東坡文軒》作序，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本書的讀者，一定會體驗到當年濟慈初讀卻潑門譯荷馬的那種驚喜的感覺。”

蘇軾的命運和作品在歐洲，特別是法國，激起專家和讀者的興趣，他們將蘇軾視為不僅推動中國，更推動世界進步的思想家。法國最出名的漢學家成安妮說，蘇軾體現了“文化和道義方面的人道精神”，這是“極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淵博學識的、不再是苛刻的評論家而更是對萬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追求的精神。還有一位法國作家、著名漢學家，帕特里克卡雷很喜歡蘇軾，將蘇軾在黃州時期的生活經歷寫成小說，書名為《永垂不朽》。

法國《世界報》編輯部，整理1000年至2000年的重要人物，評出12位“千年英雄”，北宋文學家蘇軾的名字赫然位列“千年英雄”名錄，蘇軾是唯一入選這份名錄的中國人。蘇軾的曠達，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切感悟，是強有力的生活態度，是進退自如、兼收并蓄的人生哲學，為后世知識分子開拓了一種身心兼顧的廣闊空間。在人生的低谷期，蘇軾不自怨自艾，不躺平擺爛，不遁世消沉，不隱居山林，以士大夫的家國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激勵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林語堂先生對蘇軾有一段精彩的評價：“蘇東坡的人品，具有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的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穌所說，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鴿子的溫柔敦厚。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莊亦諧，生動而有力，雖須視情況之所宜而異其趣，然而莫不真篤而誠懇，完全發乎內心。”從這個層面來說，林語堂先生對蘇軾的評價是中肯而貼切的，“發乎內心”四個字是蘇軾赤子情懷和家國天下之情交織在一起的生動體現。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