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郭松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出自《論語·子路》，是孔子思想的組成部分，體現了孔子的辯證思維：“君子”與“小人”，“和”與“不同”，“同”與“不和”，兩方面既相互矛盾，又辯證統一。

“和而不同”中的“和”是和諧，不同的事物能和諧地配合在一起。君子能接受他人的不同意見，尊重他人的個性，與周圍的人保持融洽的氛圍。這種和諧并非盲目附和，而是建立在獨立思考和尊重他人的基礎上。君子在與人交往時，能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又不排斥他人的觀點，形成一種包容和尊重的氛圍。

“同而不和”中的“同”是相同，小人為了迎合他人而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追求與他人的一致。他們可能表面上與他人保持一致，但實際上并不尊重他人，也不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見。這種所謂的“同”并不是真正的和諧，而是一種表面的、虛假的一致。

和與同，表面上看起來很相似，表現上也很一致，但在實質上，它們完全不同。同，是絕對的一致，沒有變動。和，是相對的一致，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種不同因素通過相互調節達到的一種統一和平衡。

在人與人交往中，“和而不同”是君子能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茍同于對方；“同而不合”是小人習慣于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他人的心理、附和他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并不抱有和諧友善的態度。

在日常生活中，對某個問題持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君子求同存異，不因意見不同傷和氣。不求時時處處一致，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包容他人的見解。小人或隱瞞自己的觀點，或根本就無自己的觀點，只知道人云亦云、見風使舵，或跟自己意見相同的就袒護，跟自己意見不同的就攻擊。

20世紀20年代，蔡元培執掌北大以后，采取“依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的原則治校。那時北大不但聘請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裝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辜鴻銘教英國文學。喜談怪論的國學家黃侃，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像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都到北大教書。不同的思想在這里碰撞，不同的風格營造了別樣的魅力。

蔡元培主張“無論有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1917年，他出版《石頭記索隱》一書，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的觀點，并指出：“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恰逢“五四”時期，人們“反對滿清”的思想甚重，這本書在當時得到廣泛傳播。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指出蔡元培的《索隱》是牽強附會的“大笨伯猜笨謎”，到處尋找錄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這本書。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絕望的時候，蔡元培卻托朋友為他借到了此書。蔡元培此等雅量，幾人能有？

有一次錢玄同在講課，對面教室里黃侃也在講課。黃侃罵錢玄同的觀點如何如何荒謬，不合古訓；但錢玄同毫不在乎這些，你講你的，我講我的。蔡元培對各種學術流派兼收并蓄，各揚所長，北大很快成了一流學府，執全國高校之牛耳。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毛澤東在唁電中稱其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蔣夢麟的挽聯稱其為“大德垂后世，中國一完人”；吳稚暉的挽聯稱其為“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

和諧是帆，不同見解是船。如帆與船互相配合遨游海洋，和諧與不同的見解合于乾坤，立于天地。“和而不同”練達真君子、真人生。紅綠配出絢麗，黑白襯出凝重，高矮造就天地和諧，綠肥紅瘦描出人間美景。萬事萬物和諧相處，展現和諧之美。不同是一種個性，同是荷葉，“尖尖角”繪出秀麗，“接天蓮葉無窮碧”寫的是絢麗，不同的形態有著獨特的美。萬事萬物各有不同，展現獨特的風采。

和諧與不同猶如兩個齒輪，凸出的齒印有自己獨特的痕跡。齒輪在相互磨擦中逐一吻合，體現出和諧美。和而不同是一種處世哲學，只有君子才能與他人和諧相處又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人生。阿基米德終日沉浸于思考，超脫俗世，可他又深入實際，獲取真知；尼采獨立思考，成于己見，可他不忙四周游歷，把所想散播人間；道家推崇真善美，將其融入人們的道德規范，卻不忘獨立于模仿與隨大流之外。只有君子才能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一種遒勁，在練達與獨立中堅守。

和諧是一幅畫，不同是美中添雅；和諧是一首詩，不同是詩中的靈秀；和諧是一首歌，不同是歌中的高低迭宕。和而不同如《詩經》中的絕美，只有真君子才能吟誦出錦繡，口吐出芬芳。只有真人生才能展現和而不同的精美。

當霸王騎著烏騅化作鬼雄，當虞姬將生命化為矛尖之藍；當屈原幽思而作《離騷》，消失于汨羅江；當淵明自嘆“守拙歸田園”，日日無事而空吟，不禁重新審視“君子和而不同”，孔夫之論善哉，好一個“君子和而不同”。

晉平公讓祁黃羊推薦心中縣令，祁黃羊沒有一絲猶疑，擲地有聲地說：“讓解狐去當。”晉平公大驚，解狐可是祁黃羊的仇敵。祁黃羊說：“你只叫我推薦心中縣令，他的確優秀。”君子之心如此寬容，推賢薦能。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多少人說他文章空洞無文，多少導師要他“不寫三歲小孩的玩意”，他都以一笑報之。終于，他的散文集《花未眠》轟動了世界，淺淺的一句：“凌晨四點鐘，發現海棠花未眠。”感動了多少心靈。善于保存心中的那份“不同”，讓我們的個性有如“花未眠”。

再說沈從文，當人人埋怨的時代，他以自己一顆敏感細膩的心，去擁抱那古老的邊城，小心翼翼地保護不讓它受到塵世的玷污。貧窮，落后，在他的筆下，蛻變成一個水美、山美、人美的天地，堅守心中的家園。正如魯迅所說：“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曰自由。”真理常在胸，君子善守不同。

蘇軾說：“人間有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相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見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所挾持甚大，而其志遠也。”這是對君子和而不同最精辟的注解。

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豬狗之食，不梳不洗，這種淺層的不同大都能做到。但他的“大不同”在歷史上能與之媲美的屈指可數。他推行新法，支持者除宋神宗外，僅呂惠卿?、章惇?、曾布?、蔡確?、韓絳?，連司馬光、蘇軾、歐陽修等都不支持。可是他未放棄他的不同，瀟灑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他寫自勉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晚年迫于壓力歸隱山林，要是其他人都做陶淵明似的隱者，可他心系民生，“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陽碾作塵。”每次讀起，都敬佩與贊許。

譚嗣同“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由來一聲笑，倚劍血封喉。”1898年的深秋，寒風颯颯，黃葉飄零。京華大地，一片荒涼。菜市口刑場，他向閃著寒光的屠刀，對著蒼天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雄倒下的時候，四海響起悲歌。他依然固執喊道：“凡變法，無不經流血而成。今變法不成，皆因為此。流血，請自嗣同始。”康有為走了，梁啟超走了，他們勸他來日方長。他決意死國：“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他愿做的是與國家的命運相和，凡是其他種種，決不相和。這樣的舍生取義，九死也無憾了。

晏嬰曾舉君臣關系，說明和與同這兩種不同的態度。他說，唯唯諾諾，不說不同意見，君以為可臣亦曰可，君以為否臣亦曰否，這是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向國君提不同意見，糾正其錯誤，彌補其不足，以達到正確的結論，這是和。他認為應該采取和的態度，而不可采同的態度。

春秋時期，“和”就是一個重要的觀念，是一種有差別的多樣性統一，有別于“同”。比如音樂，須將宮、商、角、徵、羽配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音共鳴、聲在宮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樂。比如烹調，須使酸、甜、苦、辣、咸調和在一起，達到一種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如果愛宮者排斥商、角，喜商者排斥徵、羽，好咸者一味放鹽，好酸者拼命倒醋，是不難設想的。早于孔子的晏嬰就說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老百姓有句俗話“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做君子也許什么好處也沒有，但卻求踏實。在現實生活中，小人得志的情況常有，靠溜須拍馬當官、靠坑蒙拐騙發財的大有人在。倘若以外在的得失相較，做君子還真不合算，可那些當了官、發了財的人就真的踏實？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最讓他滿意的，既不是處事果斷的仲由，也不是多才多藝的冉求，而是品德高尚的顏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這種“孔顏樂處”或許并不值得過分提倡，然而顏回能達到的境界劫是令人崇敬并令人深思的。

平心而論，大多數人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君子，也不是徹頭徹尾的小人，而時常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正因如此，我們才既有“坦蕩蕩”的襟懷，又有“常戚戚”的體驗，只有經過日久天長才敵體悟到，哪種狀態更本真、更幸福、更有意義。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