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淡泊

 

倪章榮

 

若干年前，我曾經有不少或幼稚或偏激的觀點，尤其對一些文人學者真淡泊與假淡泊問題，長時間固執己見，以為我的所見都是真實的，我對他們的心靈洞若觀火，甚至寫過文章予以諷刺、挖苦。我的一意孤行讓我幾乎成為孤家寡人，領受了遠離主流的寂寞與痛苦。好在我現在終于明白過來了。明白過來之后，我為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倍感羞愧。

比如：我認為汪曾祺老先生的淡泊名利是知名隱士的手法，如隱居終南山的盧藏一般。要不，為何70高齡了還加入組織，在文壇弄出很大的動靜？聯系汪老先生在那個特殊時期還倍受恩寵，并親自操刀了八個樣板戲之一的《沙家浜》。于是，便篤定汪曾祺寫文章、接受采訪一個勁地主張遠離喧囂、淡泊名利，不過是借鑒古人手法。亦自以為是地認為：他是因為在新時期受到了冷落，沒有誰給他分配寫作任務（剛剛粉碎“四人幫”時他曾受到過兩年的不公平待遇），便只好“淡泊”了……

再比如：我認為動亂結束之后起來的那批文人中的不少人，經歷和苦難并沒有讓他們看淡什么。那批作家大多以“傷痕文學”起家，因為確實受到了傷害，無論身體還是心靈。他們中的不少人都是靠一篇作品成名的，成名之后，不僅有了讓人羨慕的工作（大多在文化、文藝單位，那個時候，在這些單位上班是倍受尊敬的），而且還像現在的明星或網紅一般受到年輕人包括無數妙齡少女的追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不用坐班的，在自己家里寫文章領稿費單位還發一份工資。這樣的待遇照說對一個熱愛寫作者，已經多么優厚了。我讀過所有那個時代有點名氣的作家的所有有點名氣的作品，還有他們的創作談之類的東西。我的感覺是，他們都十分熱愛寫作，信誓旦旦一輩子與文學（藝術）結伴，有人甚至說，經歷過那個荒唐歲月之后，什么都看淡了，除了文學（藝術），一切都可以拋棄。然而，一轉眼，他們卻一個個進入了組織、當上了領導。我就想，既然你這么熱愛文學（藝術），什么都可以拋棄，干嘛不在家里好好搞你的創作？干嘛又拋棄不了文學（藝術）之外的這些？我在不少場合都說過，這些人很假，很虛偽。

又比如：一些我比較了解的文人（這種了解大多通過傳媒、某些權威人士），他們對一個群眾組織或半群眾組織的主席、副主席職位爭得面紅耳赤，有的人甚至還檢舉揭發競爭對手，以期自己如愿以償。忽一日，我在他（她）的辦公室看到一兩條“淡泊”、“舍棄”之類的條幅時（大多也是通過媒體和網絡看到的），我便忍不住想笑。還有的上到了某個比較醒目位置的文人，不厭其煩地寫文章大談特談淡泊名利、享受寂寞之類，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個詞：言不由衷。

還比如：有的文人高調宣布退出一個群眾組織，理由當然有很多，但總是少不了一條：看淡了一切名利。可是，他們卻沒有一個人退出過處級、副處級位置和待遇。

大家津津樂道的淡泊名利的錢鐘書先生，他拒絕中央電視臺的采訪，拒絕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學邀請，拒絕出任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顧問，然而，他卻不拒絕或者說不能拒絕：毛澤東選集英文翻譯職務，與老同學、老上級胡喬木的詩詞唱和，社科院副院長這個高于研究所顧問的職務（據說是抹不下老領導、老同學胡喬木的面子）。我覺得如果真淡泊就應該拒絕到底，有點懷疑錢先生的淡泊也是選擇性的。

……

看到上面的文字，是不是覺得我這個人很可笑，很片面。是的，我現在已經認識到了我的錯誤。嚴格地說，我并不了解中國文人，不了解他們的胸懷與追求。

文人們的淡泊名利，淡泊的是那些虛名。虛名這個東西看起來很美，其實有害無益。虛名容易讓人漂浮，讓人不知東南西北，也容易讓人犯錯誤。汪曾祺先生為什么一再強調淡泊名利？他是在提醒文人特別是青年文人不要犯錯誤，不要向組織要名要利，你作出了什么貢獻，達到了什么層次，組織一清二楚，該給你的一定會給你。汪老先生生前名滿天下，死后哀榮備至，就是極好的證明。汪老先生用實際行動告訴大家，他從來沒有淡泊對黨和政府的感情，不管他受過多少委屈，也不管他犯過怎樣的錯誤，對黨和政府的忠誠矢志不移。錢鐘書先生的淡泊也是在確保為黨和人民做好服務的基礎上的淡泊，什么都淡泊了，誰來為黨和政府工作？

實質上，淡泊與濃厚并非水火不容，而是辯證關系，淡泊什么，濃厚什么，是人生的一個特別重大的選擇，盡顯智慧、人格。名譽可以淡泊，進取、進步不能淡泊；利益可以淡泊，對黨和人民的責任不能淡泊；功勞可以不要，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不能不要；什么都可以舍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不能舍棄。因為如此，廣大文人、學者，才寧愿犧牲有可能創作出幾部偉大巨著的寶貴時間，積極投入組織懷抱、投身各項政治活動；因為如此，才會有那么多文人不怕誤解、誤會，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承擔起組織文人、學者走正道、寫好文的神圣使命。至于退出群眾團體不退出處級、副處級，那是因為處級、副處級是組織給予的，即便把什么都看透了、看輕了，但組織的恩惠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一個分不清主次、不知道感恩的文人注定不是一個好文人。

綜上，我們的絕大多數文人都是好樣的，他們都是黨的好兒女，他們已經將忠誠融化在血液里，貫徹于行動中，都是具有無尚智慧與高尚人格的優秀人才。面對他們，我是無地自容。

 

倪章榮，筆名楚夢。男，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及《領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與“三權”》、《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文摘》、《海外文摘》、《青年文摘》，《微型小說選刊》等選刊及其各種年選選載。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