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與出世

 

郭松

 

入世與出世，是兩種不同又關聯的處世態度和人生追求。

入世，是投身社會生活，參與世俗的事務、功名利祿的追求，掌握社會的規則，實現個人的價值，為社會做貢獻。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一種入世的提倡。

出世， 是超脫世俗、功名利祿之外，追求一種精神上的解脫、內心的寧靜與自在。佛家的看破紅塵，達到涅槃，是出世；道家的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回歸本真，也是出世。

入世是出世的基礎，只有經歷世俗的煩惱和束縛，才會更加理解出世的超脫。古代許多官吏文人，在官場沉浮多年，歷經坎坷和世俗紛爭后，終于選擇歸隱。出世是入世的提升，當入世中遇到坎坷與紛爭，產生焦慮、憂郁等情緒時，出世讓人調整狀態，重新面對生活。

勾踐為何裝瘋賣傻嘗糞，韓信為何愿意承受胯下之辱？從不在意現在的環境，在他們眼里，雖然嘗糞了，鉆褲襠了，但無所謂，他們的志向在遠方，在高處，眼前的這些人，只是暫且的應付。在現實生活中，經常身處不喜歡的環境，不喜歡的領導或同事。這時要積極應對，一時改變不了別人，只好改變自己，這是入世的學問。但不跟他們計較，不被他們影響情緒，思想境界已超脫，這是出世的學問。

比如開車，有時遇到插隊，更惡劣的是別車，會生氣嗎？當然會，甚至會罵人。記得有一次開車下高速路，入閘道時，突然有一輛特斯拉，從我左側快速竄入插車，我被迫急剎，按喇叭表示不滿。特斯拉車主，從窗戶“豎中指”，一腳油門揚長而去。但我心如止水，沒有斗氣，他可能是個小青年，可能生活中不如意。按喇叭是入世，我也是凡人，我也要發泄；但我沒有斗氣，萬一出車禍，麻煩就大了，不與論長短，這是出世。

入世，不是追求名利，而是追求品行端正，追求功德立業，追求把事情做好。出世，不是追求脫離，或者超然事外，而是用更高視角審視人世，用平和、寧靜的心態面對一切。人雖然是兩只胳膊兩條腿，一雙眼睛一個腦袋，但人是分三六九等的，這時會冷靜思考：我是什么人，他們是什么人，我是否跟他們是同樣的人？我要成為怎樣的人，我是否和他們同一維度？

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對人的本質作出的最深刻的判斷。這個判斷意味著：人的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從肉體到精神、思想、氣質、性格、脾氣，乃至于語言、思維等，都是在社會關系中形成的，如果離開人類社會的歷史傳承和現實環境，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從對人的這一判斷，可以引申出做人的入世態度：既然人的一切都來自社會，那么人就應該對社會負責。

不合理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帶給人們的是痛苦，這是馬克思說的“異化”現象。戰爭、仇恨、壓迫、陰謀，讓許多人對社會心寒、厭惡。《莊子·人間世》對人間倫理的約束性也感到疑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加上人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宿命，讓不少人都想逃出“人間苦海”，這是所謂的出世。

什么是出世？第一種理解：出世是避世隱居，不與社會來往。可是，隱居也要說話、也要思考、也有情感。動物也“隱居”在原始森林，但它們沒有人的文明特征。避世隱居，并沒有脫離社會。第二種理解：出世是到另外一個美好的世界，人間太苦太臟。這種對“凈土天國”的渴望，是否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如果宗教情緒和宗教想象是人類文明的產物，那么這種想移居“凈土天國”的出世方法，仍然沒有脫離社會。第三種理解：出世是舍離聲色紛紜的世界，進入一個空洞寂靜的世界。不過，心靈厭喧喜寂，對世界還是有所揀擇、有所依賴，這種空寂之境也可能只是人類文化心理營造出來的意境。第四種理解：出世是心靈無欲無求，不粘于物，不染于世。禪家認為色即是空，人生如夢，一切皆鏡花水月，大千世界看似無所不有，實質上一無所有，人間看似齷齪，其實無物礙眼。無世可入，也無世可出，心靈圓滿自凈，隨緣作為。

清人劉悟元詩：“勘破浮生一也無，單身只影走江湖；鳶飛魚躍藏真趣，綠水青山是道圖；大夢場中誰覺我，千峰頂上視迷途；終朝睡在鴻蒙竅，一任時人牛馬呼。” 既然已經是“浮生一也無”了，怎么還會有“單身只影”走江湖？可見忘我之不易。不過，何妨以我為無我，我與無我本來是一體，如色不異空。《六祖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馬克思說的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入世為中覺悟無我境界，才是人生之大自在。

入世還是出世，向來是古代官吏文人的人生命題。入世，即求仕為官，兼濟天下；出世，則退隱山林，獨善其身，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仕與隱。在我看來，仕也好隱也罷，并無高下優劣之分，各人性情與追求不同，適合自己就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和“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我都喜歡。在此命題下，如非要選出一個，我最為欣賞和佩服的，是將入世與出世看似矛盾又統一的蘇東坡。

蘇東坡入世，在朝廷為官，認為王安石變法太激進，一個大步向前，反對！司馬光盡罷新法太過一刀切，又是一個大步向前，反對！貶到地方上，徐州抗洪、密州滅蝗、杭州修水利、定州整軍紀，每到一處，都是妥妥的政績一籮筐。任登州軍州事時，僅到任五天又被調往京城，按照一般官員的心性，五天還還不夠熟悉工作。可他五天游就走訪調查出當地軍政和財稅的弊端，并分別提出改善措施。為政之勤勉，可見一斑。

就算人生低谷的黃州惠州儋州，蘇東坡也是拯救溺嬰、造橋鋪路、普及文化教育，從沒停止過為國為民做事……晚年從海南遇赦北歸，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總結自己的人生信條為：“不有益于今，必有覺于后，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意思是，要么多做實事，有益于今時；要么著書立說，啟迪于后世，不能一生才華空付，碌碌無為。

在蘇東坡的價值取向中，還有一條暗線，那就是：終其一生，在積極入世的同時，他還是一個對官場與功名利祿毫不留戀的心靈隱者。這種心靈的歸隱情結，體現為身在仕途時，旁人都在盤算怎么升官發財，只有他心心念念如何盡早濟世，然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20歲出頭，還在備考科舉時，就跟其弟蘇轍在一個風雨之夜立下他日一起及早退隱的誓約。第一份工作到崗途中，跟蘇轍分別時，不忘絮絮叨叨地提醒：“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一個兩度制勝科場、名動京城的才俊，一個被皇帝說有宰相之材、前程不可估量的官場新星，居然叮嚀其弟將來不要貪戀高官厚祿：你答應過我哦，要一起歸隱噠！初在鳳翔為官，也不時惦記此事：“憶弟淚如云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年歲長。三年無日不思歸，夢里還家旋覺非。”在杭州做通判時，一個冷雨敲窗的秋夜，他甚至輾轉難眠，深悔自己當年為何想不開來考公務員，老家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不好嗎？想著想著，愁腸難遣，通宵不寐：“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在送別友人的詞中，有“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眉，長羨歸飛鶴”之句。

如果說這是蘇東坡以文人心性初入復雜官場，如鳥入樊籠而產生的不適感，那么到了后來的元祐時期，老蘇已50多歲，宦途中摸爬滾打已逾半生，處于一生中的政治生涯巔峰期——最高官任三品大員翰林學士、知之誥，專門負責代擬皇言，起草任命將相大臣、冊立皇后、太子之詔書及與周邊國家往來之國書等，相當于皇帝身邊最親近的政治顧問兼機要秘書。翰林學士從中唐以來就有“內相”之稱，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都從此職位晉升至副宰相。此時的老蘇，離位極人臣，僅一步之遙。很快他又兼任經筵侍讀，成為哲宗皇帝的御用家庭教師，一教就是五年。帝王師啊！對古代文人來說，最為清貴榮耀之職，莫過于此。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仕途高光時刻，蘇東坡內心的歸隱情結依舊毫無淡卻：“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蒼波沒兩鷗。”還在期盼能和蘇轍攜手還鄉，像兩只鷗鳥，沒入煙波浩渺的大海。還寫信給在黃州躬耕時的土著鄰居，千叮嚀，萬囑咐，讓幫忙照管好東坡上那一畝三分地，說他早晚會回去種田隱居：“仆暫出茍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廢，終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后官徙揚州，赴任途中，甚至幻想就此退休，溯江而上，直抵眉山老家：“溯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筑室種果于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

自古出仕為官，誰人不想出人頭地，博個功名富貴，緣何蘇東坡一直心存歸隱之念？既然想歸隱，為何又不辭官還鄉？答案在蘇軾的《寶繪堂記》中：“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意思是，君子可以把心思寄托于物，但不可以把心思耽溺于物。把心思寄托于物，即使事物微小，亦可從中得樂；即使事物很特別，也不會因之成禍。可如果把心思耽溺于物，則事物微小，也可能招致禍患；即使事物很特別，也不會感到快樂。

這是蘇東坡對功名利祿之態度：金錢也好官職也罷，都只是暫借它們來實現自己的抱負理想，在精神、心靈層面絕不能沉溺于這些“物”。因志不在功名利祿，蘇東坡能做到身在官場，心靈歸隱。并不辭官還鄉，因尚需借助“在朝為官”這一方式，實現自己“有益于世”的人生志向，正所謂“小隱隱于野，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是也。

蘇東坡是超然物外的“心靈隱者”，仿佛找到了認識他的一把鑰匙。官場上，他為何總是敢于“不合時宜”，取怨一身不悔：王安石變法之初，急于搭建變法班子，凡趨炎附勢、贊同新法者，升官像坐火箭。曾布因參與謀劃新政，三天之內居然五次升職。到后來司馬光復出為相，廢除新法又成當務之急，時任開封府尹的蔡京，知道司馬光要恢復差役法，在五日之內拉來千余名百姓充當差役，力證此法可復。得司馬光稱贊，順利升官。諷刺的是，八年后章惇為相，又罷差役法而起用免役法，叫得最響、行動最快的依然是蔡京——管他什么法，哪個利于升官發財，就贊哪個法！天資聰穎的蘇東坡，如果他也如此“識時務”，早年附和王安石變法，或黃州歸來后，痛定思痛，惟司馬光馬首是瞻，高官厚祿豈非如探囊取物？

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臣若少加附和，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他心里跟明鏡似的。明知道站隊王安石即可榮華立至，奈何自己的良心不答應！二話不說，下場開撕，直言力諫連司馬光都自嘆“敢言不如蘇軾”，王安石甚至誤以為他是司馬光背后的智謀軍師，大力排擠。舊黨失勢后，司馬光、歐陽修等都絕口不言世事，只有蘇東坡還在借助詩文不斷抗議，以致為自己惹來牢獄之災，以及黃州五年的棄置。

然而流放歸來，蘇東坡本色不改，懟起司馬光來也毫不留情：“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于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他說我和司馬光，私交特別好。他復出后又很關照我，按理說不能和人家唱反調，可是從公而論，我實在不贊同恢復差役法。沒得法子，只能和他爭到底！在波詭云譎、人人皆以利益定進退的官場上，他之所以能始終不顧個人榮辱浮沉，堅守原則，公忠炯炯，正是他一向以“心靈隱者”自處。本就視富貴利祿如浮云，又何懼得失！所謂“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是也。

還有他為人艷羨稱道的豁達樂觀，同樣是愛國敬業卻被無情流放，前朝被貶潮州的韓愈，還沒到貶所，心態就已經崩了：“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抵達潮州后又不住賣慘：“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反觀蘇東坡軾，流放黃州，途中是這樣的：“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這氣氛像被貶？觀光旅游即視感。一到黃州，還沒下車，吃貨特質又藏不住了：“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衰暮之年被貶惠州，比韓愈去的潮州更加偏僻荒蠻，他也一樣淡然處之，在《進謝上表》中說：“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拿韓愈貶潮州的謝上表做對比：“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維天地父母，哀而憐之。”面對如此身家性命傾危的禍患，連韓愈也不免失態至此，哭哭啼啼，要死要活。

宋代不殺文臣，竄謫嶺南是最慘之處境，從宋真宗朝起，蘇東坡是第一個被貶到嶺南的，卻能鎮定如斯。途中行至廣州，還欣然賦詩：“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這隨遇而安的心態，這處處發現美的眼睛！60多歲被貶到海南，他日子再苦，照樣過出花樣：“我昔墮軒冕，毫厘真市廛。困來臥重裀，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說從前住華屋、睡錦裘，卻總心懷憂愧，睡不踏實。現在在處處漏水的破茅屋里，風雨一來，一晚上床得挪三次地兒，卻能暢快酣眠，早上起來，枕上落滿黃葉都不自知。閑來就四處漫游，反正大把時光。在寺院清坐終日，看樹影，聽鐘鳴：“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或者，找個三岔路口一站半天，看行人穿梭往來，自得其樂：“溪邊古路三岔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就這心態、這閑適，要不是北歸途中暑熱得疾，他得活到天長地久。一個從前安坐翰林院的待詔學士、尊崇無以復加的帝王師，到如今海島流放、棲身不避風雨之茅草屋的待罪犯官，這一番人生境遇的差別，不啻云泥，卻始能處之泰然，以極大的熱忱投入生活，正是靠著心靈歸隱的力量，他的人生本就不以仕宦為目的，貶謫即做隱居處之，又有何難！“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

蘇東坡除了才華之外，還有無與倫比的個人魅力，或許因為這種“心靈歸隱”的智慧——不論身居高位，還是貶謫窮鄉，他都能以出世的態度安頓自己的精神世界，隨緣任運，葆有快樂生活的能力；他又以入世的態度積極有為于人間，力求讓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再好一點。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