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下與形而上

 

郭松

 

形而下與形而上，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兩個重要概念，出自《易經·系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下是物質的、有形的、具體的、實際的、看得見的、摸得著的東西；形而上是精神的、無形的、抽象的、理想的、看不見的、摸不著的東西。

    大多數人只關注和追求形而下的東西，不關注和追求形而上的東西，都會滿足日常生活需要，都會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都會重復日復一日的生活。但時間久了，會被物欲牽引，會被金錢蠱惑，只會買吃的、喝的、穿的、玩的。即便是玩電腦、玩手機，也只是了解信息，沉迷于刷視頻，不再讀書，不再有精神追求。

精神追求需要腦力，需要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盲目跟風，隨波逐流。只有少數人才追求精神，多數人為了生活，甚至為了生存忙碌著。文學藝術屬形而上的東西，只有做到了衣食無憂，才有心思玩這些東西。況且文學藝術的優劣，更多是一種主觀的感受。

形而下的東西容易滿足，要吃大魚大肉，要到處旅游，只要手里有錢就可以實現。而形而上的東西不容易實現，不是每人都能欣賞文學藝術的，很多人整天重復一樣的生活，時間久了，審美就疲勞了，精神就麻木了，更喜歡追求名利，追求形而下的物質享受，不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享受。

竊以為，跟錢有關的是形而下，跟錢無關的是形而上；忙碌是形而下，悠閑是形而上；喝酒是形而下，悟神是形而上；喝茶是形而下，悟道是形而上；有用是形而下,無用是形而上；眼前的茍且是形而下，詩和遠方是形而上。

有一次，跟朋友喝茶聊天，說了些形而上的話：人深層的幸福，其實和權力、金錢無關。誰知朋友不茍同：你這種話，到街上說說看；街上什么話都有，唯獨沒有你這樣的話。

我時常在想，人的物質需求是差不多的，而精神需求就差得多了。我們的生活，粗略地分：大的一塊，油鹽柴米，衣食住行；小的一塊，讀書寫作，攝影書畫。

精神也離不開物質，找個山寺念經修行，吃喝拉撒還是免不了。結跏趺坐，也得有人照顧柴米。物質的東西務實，但難免乏味；精神的東西務虛，卻覺得有趣。

精神上富有的人，多半在物質上不過多費心思。古羅馬哲學家塞涅卡提倡“以茅屋為居室”，雖有點苦行僧的味道，但“師中之師”的蘇格拉底也主張簡樸生活，他逛市場時就感嘆“有多少用不著的東西啊！”

人之所以為人，就是經常做點沒用的事。比如，文學藝術是沒用的，吟詩作畫是沒用的，足球籃球也是沒用的，但總是惦記這些事，作為精神的滋潤。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把明月和酒連在一起，要大詩人才會想到。月亮是天上的酒，望月就是飲酒了。把酒酹滔滔，只有酒還不夠，沒有月亮會遺憾。人只望見月亮是淡漠的，等到喝了酒，就要問一問青天了。

歷史上作家多是有點錢的，即便如蒲松齡、曹雪芹，也要有可食之粥，有賒購之酒。要是生計無著，不如外出干活，暫且放下斯文。倘若沒有干活的力氣，那就借文行商，弄點商業文藝糊口。只是不要與人爭執，自以為還在象牙塔里，要人尊己為佛。

衣食足而知榮辱，如果說物質是樹，那精神就是樹上的花。人最大的毛病是貪欲，擺一桌滿漢全席，吃的只是幾筷子；買一幢豪華別墅，睡的只是一個角落。

世上有兩種風景：一種是自然的風景，一種是精神的風景。看自然的風景，不僅要有閑，還要有錢。看精神的風景，文字的秀麗與壯美，不亞于大自然。

與文字打交道的有兩種人：一種是讀書的人，一種是寫作的人。讀書的人，可以欣賞最美的文字、最美的精神。寫作的人，不僅可以欣賞美，而且可以創造美。

寫作的人，不一定能成為像曹文軒那樣的安徒生獎獲得者，成為像莫言那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不一定能成為達官顯貴、豪紳名士，但一定能成為一個會思考的人，成為一個精神豐富的人。

明清詩人、學者、思想家王夫之說：“形而上者隱也，形而下者顯也。”形而上與形而下是隱與顯之別，所謂隱與顯，就是幽與明，就是不可見與可見。“形而下者，可見可聞者也。形而上者，弗見弗聞者也。”

隱的意義在于，感知超越了經驗的范圍，并非“不存在”（“無”），而是以“不可見”（隱）的方式存在。顯的意義在于，感知在經驗范圍之內，以“可見”的方式存在。形而下與形而上并非“有無”之別，而是兩種不同的存在：可見的與不可見的存在。

關于道與器的關系，近代學者鄭觀應解釋：所謂“道”，即“形而上者”，是萬物與人性之本原；“道”是“包含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學。所謂“器”，即“形而下者”，是萬物，是物質發明和實際生活之末；是“一切光學、化學、數學、天學、地學、電學”等“后天形器之學”。

道器之辯，看似玄妙、無用，實則生活中無處不在。既不能一味推崇道本器末，也不能見器失道。19世紀英國艦隊憑借“堅船利炮”以強盜式的侵略撞開清政府閉鎖的國門，兩次鴉片戰爭帶來“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中體西用”其實就是傳統的“重道輕器”，只看到中西強弱差距，忽視了深層次的歷史文化，以為差距僅僅只是器用本身，而沒有對“道”進行深刻反思。

“重道輕器”的思想“誤國害民”。一方面，它難以深入現實，往往大而化之，遠離實踐；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一生“窮究天理”，坐而論道，卻不屑于動手，視“器”之發展為“奇技淫巧”。久而久之，“器”必然落后，既阻礙物質文明的發展，也遲滯對“道”研究的深化和突破，導致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和物質文明的全面落伍。

“道”來自于自然，是自然事物的發展規律。“器”是應對事情的方式，或者更具體點，是應對事情的方法。用以往做事的經驗去應對，而這種以往做事的經驗，每個人的閱歷學識等存在差異，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方法。根據自己掌握的“道”，先做一個預期規劃，制定一個既定結果。以這個既定結果為導向，找類似的經驗和方法，結合人群、場景、時效、背景等，對某個環節或某個階段，進行分析綜合，修改預期規劃。工作做得越到位，就越能找到“器”。按照“器”安排人執行，就可能達到想要的結果。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