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勒王熾，云南錢王

 

郭松

 

在昆明老街區(qū)有一條錢王街，在正義路與文廟直街之間，北起人民中路，南接景星街，東臨正義坊，西靠民國建筑。

錢王街的名稱于2007年啟用，在命名錢王街之前叫南正街、邱家巷、小銀柜巷，命名錢王街是基于街區(qū)內(nèi)的王熾，是票號“同慶豐”所在地。錢王街在清末民初，是昆明商業(yè)、金融繁茂之地，有各種商號、票號。

王熾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十九世紀世界首富之四，是彌勒、是云南的驕傲。他是云南大學(xué)及本地教育開創(chuàng)的資助者，也是從法國人手上重金收回滇越鐵路路權(quán)、花巨資與政府籌辦云錫云銅等的企業(yè)家；他被李鴻章稱贊為“大清國庫”，也為窮老翁存一文錢重信講義，在多地開設(shè)“天順祥”“同慶豐”商號的錢王。

王熾，字興齋，1836年，出生于彌勒虹溪，幼年喪父，因家境貧寒被迫輟學(xué)，依靠母親紡織為生；剛成年時因不滿鄉(xiāng)霸欺人，失手打死鄉(xiāng)霸出走，用母親賣掉陪嫁玉鐲的20兩銀子做本錢經(jīng)商，從趕馬幫販運開始，經(jīng)歷艱險，苦鉆商道，以過人的膽識與誠信，打破當?shù)厣藤Z和官府設(shè)置的阻礙，開設(shè)發(fā)展“天順祥”商號。

1883年春，昆明“同慶豐”票號柜臺前，一個馬幫鍋頭攥著一張匯票，手指緊張得發(fā)顫；這張能兌出五百兩銀子的紙片，是他用三趟茶馬古道的血汗換來的。伙計接過匯票，只看了一眼印章就笑著說：“放心，王大先生的票號，走遍全國都認。”票號后院的書房里，47歲的王熾正看著地圖發(fā)呆，他剛收到消息，法國軍隊在越南挑釁，清廷急缺軍餉，而他的手里，握著足以影響戰(zhàn)局的財富。 這個出身彌勒的窮小子，此時已是清廷欽封的“一品頂戴”。與胡雪巖靠著左宗棠步步高升不同，王熾的紅頂子上沒有絲毫依附的痕跡，他既沒拜過哪個大臣當靠山，也沒在官場掛過虛職，卻讓李鴻章感嘆：“云南財富甲天下，皆因有王熾。”

王熾14歲那年父親去世，留下的只有兩畝薄田和一身債務(wù)。有天，他背著母親織的麻布到縣城變賣，卻被地痞搶了錢，氣得攥著石頭蹲在路邊哭，也就是那天，他看到馬幫商人用一張紙條就能在異地取錢，明白了：“真正的財富不是銀子，是讓人相信的規(guī)矩。”20歲時，他跟著馬幫走茶馬古道，當起了“押票”的伙計。所謂“押票”，就是幫商人護送匯票和銀錠，這活兒最講信用，也最危險。有次，馬幫遭遇劫匪，他懷揣的五千兩匯票比命還重要，硬是抱著馬脖子沖出重圍，到達目的地時，背上的傷口還在流血。商人感動得要分他一半利潤，他卻只拿了約定的十兩錢：“規(guī)矩不能破”，真正讓他起家的，是一筆“救命錢”。1862年，云南回民起義，昆明城被圍，糧價漲到一兩銀子買一個饅頭。他帶著馬幫從越南運回二十擔大米，有人勸他“趁火打劫”，他卻按平時的價格賣給百姓，自己倒貼了運費。守城的清軍將領(lǐng)見他有膽識，把軍餉匯兌的生意交給他，這成了同慶豐票號的第一桶金。 1872年，36歲的他在昆明開了“同慶豐”票號，門口掛著一副對聯(lián)：“匯通天下，信義為先”。與別家票號不同，他首創(chuàng)了“兌條”制度：馬幫商人不用帶銀子，只要在“同慶豐”開個戶，就能憑條在沿途分號取錢，手續(xù)費只收千分之三，這讓茶馬古道上的商人們歡呼雀躍，第一年就有兩千多個馬幫在他這里開戶。 更絕的是他的“風險對沖”，當時云南幣制混亂，有官府的“官票”、民間的“私票”，還有各種銀元、銅錢。他讓人把每種貨幣的比價刻在木板上，掛在票號門口，明碼標價絕不哄抬。有次，官府宣布“官票貶值三成”，百姓拿著票子來擠兌，他連夜從四川調(diào)運銀子，硬是按原價兌付，自己虧了二十萬兩，卻換來“王熾的票子，比官府還靠譜”的名聲。 到1880年，“同慶豐”分號開到北京、上海、廣州，甚至越南、緬甸都有代理處。有人算過，經(jīng)他匯兌的銀子超過五千萬兩，相當于清廷兩年的財政收入。可他還是保持著馬幫時期的習(xí)慣，每天早上都要去柜臺坐一個時辰，看著伙計給客戶兌銀子，聽他們說各地的商情。 

1883年，法國軍隊進攻越南，清廷決定出兵，卻湊不齊軍餉，戶部尚書閻敬銘急得滿嘴燎泡，有人推薦王熾：“云南的王熾，手里有閑錢。”可當閻敬銘的親信帶著公文找到“同慶豐”時，王熾?yún)s不在昆明，他正在大理賑災(zāi)，那里剛發(fā)洪水，糧價飛漲。 親信追到大理，見王熾正光著膀子和災(zāi)民一起扛糧袋，身上的粗布褂子滿是泥漿。聽說來意后，王熾直截了當：“要多少？三百萬兩夠不夠？不用官府抵押，我信朝廷不會賴賬。”這話讓親信愣住了，要知道，胡雪巖給左宗棠借錢，利息要一分二，還得用海關(guān)作抵押，而王熾分文利息不要，只提了一個條件：“軍餉要盡快發(fā)到士兵手里，不能讓弟兄們餓著肚子打仗。”這筆錢，讓清軍在鎮(zhèn)南關(guān)之戰(zhàn)及時補充彈藥糧草，馮子材大勝法軍的消息傳來，慈禧太后拿著奏折說：“這個王熾，真是忠臣。”當即下旨賞他“一品頂戴”，還特許他在昆明建“三代一品”牌坊，這是清朝唯一一次給商人如此高的榮譽，王熾既沒送禮，也沒托關(guān)系，全憑雪中送炭的仗義。王熾的厲害之處，在于他懂“分寸”，有次李鴻章路過昆明，想讓“同慶豐”給北洋水師捐筆款，暗示可以保他兒子當官；他捐了二十萬兩，卻對當官的事婉言謝絕：“我兒子不是做官的料，還是讓他學(xué)算賬吧。”事后有人勸他：“跟李中堂搭上線，以后生意更好做。”他卻搖頭：“商人靠的是信譽，不是官場關(guān)系，靠山倒了怎么辦？”他不依附，讓官場更敬重。云南巡撫岑毓英要修鐵路，缺錢，王熾不僅出資，還親自去上海聘請工程師；四川總督丁寶楨要辦機器局，他送去最新的設(shè)備圖紙；連恭親王想在王府辦一場宴席，都要托人來問他“昆明有什么新奇的山珍”。這讓他避開了晚清官場的傾軋，當胡雪巖被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斗爭牽連時，王熾?yún)s能在各方勢力間游刃有余。此時的“同慶豐”，已經(jīng)不只是票號，還投資云南的銅礦、錫礦，讓原本靠土法開采的礦山用上蒸汽機；他引進外國的紡織機，在昆明開了云南紡織局，讓百姓穿上本地織的洋布；連法國商人想在蒙自開領(lǐng)事館，都得先問他“哪里地皮合適”。有人說他“富可敵國”，他卻把大部分利潤都投回云南，修橋鋪路、建書院、開義倉，彌勒的鄉(xiāng)親都說：“王大先生的銀子，就像滇池的水，流到哪里都能澆活莊稼。”

1890年，54歲的王熾站在同慶豐北京分號的樓上，看著樓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卻第一次感到了不安。這年，盛宣懷創(chuàng)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開業(yè)，用的是外國銀行的模式，利息比票號高，還能發(fā)鈔票。伙計來報：“有客戶把銀子取出來，存到通商銀行去了。”王熾不是沒察覺時代的變化，他早就派人去歐洲考察銀行制度，回來的人說：“洋人銀行有政府撐腰，還有紙幣發(fā)行權(quán)，咱們票號比不了。”他想在“同慶豐”推行“新式賬簿”，卻遭到老掌柜的反對：“咱們的老法子用了幾十年，錯不了。”更麻煩的是，云南的銅礦價格暴跌，他投在礦山的銀子套了現(xiàn)，一時周轉(zhuǎn)不開。 真正的危機在1894年爆發(fā)。甲午戰(zhàn)爭打響，清廷急需軍費，再次找到王熾；他手里的銀子不多，只能抵押昆明的幾處房產(chǎn)，湊了一百萬兩；清軍節(jié)節(jié)敗退，簽訂《馬關(guān)條約》，賠償日本兩億兩白銀。消息傳來，百姓人心惶惶，紛紛到票號提款，“同慶豐”的銀子告急；有人勸他“學(xué)胡雪巖，向洋人借錢”，他卻搖頭：“借洋人的錢，就得聽洋人的話，礦山、鐵路都得讓出去，不能做這種事。”他開始變賣資產(chǎn)，先把紡織局賣了，又把礦山股份轉(zhuǎn)讓，連“三代一品”牌坊上的鎏金都刮下來換了銀子，只為給儲戶兌付。 1896年冬天，王熾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看著賬上的赤字，突然讓兒子拿來紙筆，寫下“三不做”：“不做投機的生意，不借高利貸，不跟洋人簽不平等的約。”此時，“同慶豐”的分號關(guān)掉了一半，北京、上海的鋪子都盤給了別人，只剩下昆明的總號還在苦撐。 有天，岑毓英的兒子來看他，帶來朝廷的旨意，說要給他兒子封官；王熾咳著說：“謝皇上恩典，但我兒子還是做商人好，干干凈凈做生意，比什么都強。”他讓人把家里最后一批銀子送到云南書院，說“給學(xué)生們添點筆墨”。 1900年，64歲的王熾在昆明去世。臨終前，他望著窗外的滇池，輕聲說：“我這輩子，沒虧過人。”出殯那天，昆明的百姓自發(fā)沿街跪拜，馬幫鍋頭們穿著最體面的衣裳，抬著棺材走了十里路，送這位錢王最后一程。“同慶豐”票號在他死后又撐了十年，最終在1910年關(guān)閉，可云南人說起王熾，總會提到他修的橋、辦的書院，還有那句“匯通天下，信義為先”。 

王熾的故事，在晚清紅頂商人中像異類。胡雪巖靠左宗棠，盛宣懷靠李鴻章，而他靠著“不依附”，走出一條更寬的路。百年后再看他的興旺成功與衰落，會發(fā)現(xiàn)三個值得琢磨的道理。 第一，信譽比靠山更可靠。王熾起家時沒任何背景，靠“押票”時的拼命、賑災(zāi)時的仗義、兌付時的守信，積累起比銀子更珍貴的信譽。官府信任他，愿意把軍餉交給一個民間票號；百姓信任他，哪怕時局動蕩，也相信“同慶豐”的匯票不會作廢。反觀那些靠官場關(guān)系起來的商人，一旦靠山倒了，財富也就煙消云散。企業(yè)家總說“人脈重要”，可王熾告訴我們：最好的人脈，是別人的信任。 第二，商人要有分寸感。 王熾懂取，更懂舍；他賺了錢，不蓋豪宅，不買良田，而是投回云南的實業(yè)；他得了“一品頂戴“，卻從不干預(yù)政務(wù)，只在國家需要時出錢出力。這種“在商言商，為國分憂”的分寸，讓他避開了政治漩渦。有些商人總想“官商勾結(jié)”，其實是沒明白：權(quán)力可以讓人一夜暴富，也能讓人一夜歸零。 第三，時代拋棄誰時，從不打招呼。 王熾的衰落，不全是他的錯。票號輸給銀行，是傳統(tǒng)商業(yè)模式輸給新式金融，就像馬車跑不過火車。可他堅持“不借高利貸”“不跟洋人簽不平等的約”，這比賺多少錢更重要。現(xiàn)在商業(yè)世界變化更快，新技術(shù)、新模式層出不窮，但王熾留下的“三不做”，依然是護身的法寶：不投機，才能穩(wěn)；不貪高息，才能安；守住底線，才能立。 

如今，昆明的“同慶豐”舊址已變成商鋪，可彌勒的鄉(xiāng)親們還在講錢王的故事。有人說，王熾當年修的橋，現(xiàn)在還能過馬車；他辦的書院，后來出了不少人才。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比賬本上的數(shù)字更能體現(xiàn)一個商人的價值。 王熾的一生，像一本商人的教科書：真正的財富，不是銀行賬戶里的數(shù)字，而是別人提起時的一句“這人靠譜”；真正的成功，不是當了多大的官，賺了多少錢，而是臨死前能說一句“我沒虧過人”。 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我們或許都該學(xué)學(xué)王熾：干干凈凈做生意，明明白白守規(guī)矩，靠信譽立身，憑良心賺錢；商道的本質(zhì)，不是依附誰，而是成為誰。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xué)》《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fā)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