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藝從延安走來

 

郭松

 

延安就像星火一般，新中國的文藝從此走來。1938年4月，成立于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高等藝術院校。

從1938年4月建立，到1945年9月遷移，魯藝師生深入人民群眾，發掘民間藝術，創造出人民文藝的新范式，深刻影響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

“五四”之后，蔡元培重申美育，認為“大多數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無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藥之”。受其影響，美育大眾化思想萌發，許多知識分子發出“到民間去”的呼吁，提出“要把幾千年來埋沒的民眾藝術，一層一層地發掘出來”，用美育來教化社會民心、啟迪民族覺醒。

魯藝成立伊始，毛澤東就指出，“許多能寫作的人卻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間，缺乏豐富的生活經驗，也不熟悉群眾生動的語言”。魯藝音樂系的馬可回憶，當時橋兒溝（魯藝所在地）的老鄉編過一段歌謠：“戲劇系裝瘋賣傻，音樂系呼爹叫媽（指練聲），美術系不知畫啥?！濒斔嚹究坦ぷ鲌F的羅工柳也提到，老百姓認為他們的木刻作品“沒啥名堂”“不大好看”“沒有顏色”“沒頭沒尾”。

美育要深入人心，必須深入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化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亦是美育的源頭活水。只有深入生活，深入鄉村，才能“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才能發現并熱愛這片土地上飽含生命力的藝術，才能創作出人民的藝術。人民、生活、情感以藝術為中介，可以形成有效增益；越深入人民的生活，就對人民越有感情，越能從生活中獲取創作養料。

魯藝師生深入鄉村生活，借助“口頭述唱”“生活日用”“歌舞表演”“民俗活動”等形式，建構鄉村日常生活的美育場域，潤物無聲地滲透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鄉村門板灶臺新年畫隨處可見，田間地頭新秧歌劇遍地開花，街頭巷尾民歌口耳相傳。曾在魯藝美術系學習的畫家古元回憶：“1940年夏天，我來碾莊村工作，和鄉親共同度過一年的時光，碾莊是培育我藝術生命的搖籃。”他常以鄉親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家畜為主題，繪制識字畫片教老鄉寫字，鄉親很喜歡這些畫片，把它們貼在家里。古元創作的作品《鍘草》，1942年10月參加重慶“第一屆雙十全國木刻展”，被徐悲鴻譽為“中國近代美術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

魯藝木刻工作團借鑒傳統木版年畫、剪紙等民間美術樣式，以木版套色水印技法創作新年畫，色彩明快，畫面寓意吉祥，適合春節歡樂喜慶的氛圍，符合老百姓的審美趣味，家家戶戶爭相購買。江豐的《讀書好》以“金童玉女”的傳統樣式展示全民教育和男女平等思想；彥涵的《軍民合作 抗戰勝利》，把門神秦瓊和尉遲恭替換成八路軍和支持抗戰的農民，表現擁軍愛民主題。人民群眾在欣賞這些新年畫時，深受蘊含團結抗戰思想的鼓舞。

魯藝美術系泥工組以窯洞口的黃膠泥為材料，采用陜北民間泥塑創作手法，以農民生活為主題創作“泥娃娃”，得到當地百姓的認可與喜愛。其民間風格頗具“中國氣派”，朱德讓延安交際處定制這類“泥娃娃”用作外事禮物，包裝禮盒用馬蘭紙層層相疊制成并以陜北民間剪紙做裝飾，深受外國友人喜愛。曾任魯藝文學院院長的周揚認為，人民大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和魯藝深入民間之前，“從來沒有機會在文化上表現出自己如此可驚的創造力”，魯藝打破了知識分子與普通大眾“高”“低”之間的界限，激活了民眾的主體性、自覺性和創造性。

這種創造力的激發，不是知識分子對普通大眾單向輸出，而是一種雙向互動，是知識分子與普通群眾的相互學習與改造，即“藝術從意識上去改造和提高大眾，又在大眾的方向和基礎上來改造和提高自己”。新說書運動這種雙向互動與結合，民間藝人是主角，知識分子是引導者，民間藝人在知識分子的幫助下展開創作。盲人說書藝人韓起祥，本是一名民間說書匠，“從十四歲說書，一天沒有間斷”。賀敬之將他帶到魯藝，讓他參加“陜甘寧邊區文協說書組”，他僅用一年多時間便編創出新書二十四本，從一個“舊藝人”成長為一名“人民藝術家”。毛澤東勉勵他“要多帶徒弟，把陜北說書這種古老形式加以改造革新，傳至后世”。

舊時窯洞里“上不得廳堂”的鄉村女性，被魯藝的文藝工作者奉為老師。1943年，艾青、古元和劉建章到三邊分區考察陜北民間窗花，華君武、計桂森在綏德分區收集民間剪紙。1946年，邊區文聯主辦“木刻剪紙展覽會”，展出作品133件，民間婦女剪紙作品就有52件。版畫家力群與農村婦女石桂英共同創作的《織布》《交通員》也在其中，表現了邊區人民積極生產、團結抗戰的景象，成為新木刻剪紙的代表作。這種互動學習的傳統，成為民間藝術與學院藝術雙向互動的肇始。向民間學習是一種認識，深入生活是一種行動，走進人民是一種立場。

“我們是藝術工作者，我們是抗日的戰士，用藝術做我們的武器，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爭取中國解放獨立，奮斗到底！”這首由沙科夫作詞、呂驥譜曲的歌是著名的《魯迅藝術學院院歌》。1938年2月，由毛澤東和周恩來領銜，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等聯名發出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提出：“藝術是宣傳、發動與組織群眾的最有力的武器，培養抗戰的藝術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緩的工作，創立魯迅藝術學院，要沿著魯迅開辟的道路前進”。田間、蕭軍、艾青、呂驥、冼星海等大批負有盛名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眾多的愛國青年亦懷抱救亡圖存的使命奔赴于此，恰好為魯藝的創立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1938年4月10日，魯藝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澤東出席成立大會并發表講話，提出：“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去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指導下，實現文學藝術在今天的中國的使命和作用”。4月28日，毛澤東在魯藝發表演講時說：“魯迅藝術學院要造就具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斗爭經驗和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派文藝工作者，這三個條件缺少任何一個便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

1939年夏，中央派沙可夫等人率領魯藝部分干部前往晉察冀根據地，聯合陜北公學等校創辦華北聯合大學。11月，根據中央的決定，留在延安的魯藝部分師生恢復魯藝。1940年4月，魯藝更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毛澤東題寫校名。魯藝華中分院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創辦，后來由于日偽殘酷“掃蕩”，分編成江淮魯工團和黃河魯工團，深入根據地開展抗戰文藝工作。1943年4月，魯藝并入延安大學，組建延安大學文藝學院。

魯藝創建之初，設戲劇、音樂、美術3個系，后增設文學系。各系除設置專業課外，還設置政治理論和文藝理論共修課，并制定“三三制”的教學模式，即在校學習三個月，前方實習三個月，返校學習三個月。魯藝吸引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呂驥等大批著名文學藝術家前來任教，制定趨向正規和專業的教育方針及實施方案。魯藝還設有文藝工作團、實驗劇團、歌舞團、美術工作團，集中包括王大化、袁文殊、孫犁在內的眾多文藝工作者。1940至1941年間，魯藝為加強學生的專業化學習，開始著重提升教學質量，將各系的學制一律延長為3年。

1941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不僅面臨著日本侵略者的蠶食的封鎖，而且還遭到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反共摩擦。魯藝仍然堅持“正規化、專門化”的教學思想，創作的作品也脫離群眾的生活。1942年5月，中央在楊家嶺召集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會上，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文藝要服務于人民群眾，真正的革命文藝作品是可以經得起時間與人民的檢驗，并且得到人民的認可的?！泵珴蓶|到魯藝看望師生也發表講話，提出：“只在小魯藝學習是不夠的，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魯藝師生開始奔赴前線、深入敵后，開展深入群眾的創作和抗日救亡的宣傳。1945年8月，抗戰取得全面的勝利，魯藝師生陸續離開延安，奔赴至各個解放區與根據地。直至1945年11月，魯藝開辦文學系四屆，戲劇、音樂、美術系各五屆，培養出包括穆青、賀敬之、李煥之、鄭律成、劉熾等文學家、藝術家在內的學生685人。

戲劇方面，魯藝組建實驗劇團，排演大量戲劇作品，培養出以阿甲為代表的一批京劇藝術家，極大地推進了京劇藝術的傳承和發展。實驗劇團在太行山區進行9個月的演出，開展抗敵戲劇運動，推動抗戰宣傳工作。音樂方面，魯藝師生在教學中注重對民間音樂的學習和對群眾活動的開展，更多地在創作中融合陜西民歌與秦腔音樂等傳統音樂元素，創作出一大批如民族歌劇《白毛女》、秧歌劇《兄妹開荒》、聲樂套曲《黃河大合唱》等經典音樂作品。

美術方面，魯藝師生運用版畫、木刻畫、油畫、中國畫、雕塑等形式，融入更多的中國傳統和民間元素，真實記錄和反映邊區軍民的生活與戰斗場景，如羅工柳的《馬本齋將軍的母親》、胡一川的《牛犋變工隊》、古元的《南泥灣駐軍秋收圖》。文學方面，魯藝注重對農村軍民生活的描繪，編輯與出版《文藝戰線》《草葉》等文藝刊物，培養出馬烽、孫謙、西戎等一批作家、編劇。作為抗日烽火中誕生的文藝搖籃，魯藝的教學和創作極大地活躍了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文化生活，極大地振奮了中國軍民的抗戰熱情，亦對現代文學藝術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為了把魯藝辦好，成立了校董事委員會，成員既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也有蔡元培、宋慶齡、何香凝等社會名人。1940年，魯迅藝術學院更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學，更名為“魯迅文藝學院”。1945年，抗戰勝利后，魯藝遷出延安。魯迅文藝學院、魯迅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沈陽音樂學院、?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前身均為魯藝。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