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文化，云南三大歷史文化之一

 

郭松

 

爨字怎么讀？爨讀作cuàn，爨文化是云南曲靖陸良自東晉經南北朝至唐天寶七年，爨氏統治南中長達400余年的文化。

最能反映爨文化的是大小2塊爨碑。大爨碑又叫爨龍顏碑，現存于陸良縣東南20里的貞元堡（又名薛官堡）小學內。大爨碑書法雄強茂美，筆力遒勁，像刀斧擊鑿而成，方筆略兼圓筆。小爨碑又叫爨寶子碑，清乾隆四十三年曲靖越州揚旗田出土，清咸豐二年移至曲靖城內，現存于曲靖市第一中學。大小2塊爨碑，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一批重點保護文物。

面對碑文，一個爨字，仿佛走進歷史畫卷，看到五百年繁華、一千年煙云。2塊爨碑，記錄了中國文字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代表性字體，為研究古代邊疆少數民族歷史及六朝書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被譽為“南碑瑰寶”。爨文化是源于中原漢文化又融合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的多元型文化，上承古滇國文化，下啟南詔大理國文化。

從整體上說，云南歷史文化分為史前文化（遠古至春秋）、古滇文化（春秋至東漢）、爨文化（三國至唐中葉）、南詔大理文化（唐中葉至元初）、漢文化（元初至今）。古滇文化、爨文化、南詔大理文化為云南三大歷史文化。因復雜的地理環境和眾多的文化淵源，云南文化形成以多區域、多文化、多中心的格局。以滇池區域為中心的古滇文化，是云南青銅文化的體現；之后崛起的曲靖的爨文化，是云南古中時期文化的象征；之后洱海區域的南詔、大理文化形成發展。直至元、明以后，漢文化大量涌入云南，逐漸取代當地文化成為主導文化。

相傳，在諸葛亮平定南中后，為穩定蜀國后方，有意識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如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和孟獲等)為官屬，經諸葛亮扶植，爨姓成為南中的統治集團。中原王朝或“遙授刺史”實行名義上的統治，或官職任由爨氏自己任命，從西晉咸和八年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歷經西晉、南北朝，直至唐天寶蒙詔滅爨，爨氏父子世襲相傳，統治云南達400多年。

諸葛亮南征時，封南中四郡為七郡，這一設置未完全按照地域來分，而是在庲降都督節制下，根據西南夷原有的民族來劃分。在爨氏統治期間，既任命王朝官吏，又封土酋為長，這種政治上的“雙軌制”對爨文化形成以后爨區的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但爨氏十數代中，從未割據稱王或改元稱號。在中原紛亂的情況下和長達400余年的時期，始終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多民族的團結。

爨寶子、爨龍顏在20余歲舉秀才，并以文人仕，憑學識和文治武功登上政治舞臺。爨龍顏碑和爨寶子碑，其碑刻集中體現出東晉、南北朝時期漢字從隸向楷過渡，有種書體就叫做爨體，書體風格用筆方峻，起收果斷，似昆刀切玉，筆力雄強，結體茂密，繼承漢碑法度，有隸書遺意，爨體也是書體中的瑰寶。

爨古樂內容豐富，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融合宗教音樂、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兼收并蓄，旋律雍容、典雅、莊嚴，古色古香，還融合了洞經音樂、本地打鼓村的吹吹腔、舞族民歌等地方音樂，增強了爨鄉古樂的表現力。樂器使用更具有個性色彩，如《舞龍顏將軍出征》曲以大鼓、小鼓、堂鼓等打擊樂為主，生動地反映出舞龍顏將軍出征時威武、雄壯的場面。

爨鄉古酒中的“陽春老窖”“老窖子”“八鮮醇”“冷酒”“松子酒”等，聞名遐邇。唐開元年間，爨歸王曾有“杯酒斗米”之稱譽。喜食“飯團”，外出狩獵或勞作可隨時取出烘烤食用，陸良久負盛名的“陸良小粑粑”，也是爨人留下的飲食習俗。爨氏在控制云南四百多年中逐漸形成“東爨烏蠻”和“西爨白蠻”兩大部族。南召滅爨以后，西爨白蠻被遷徙至永昌(保山)地區，與和洱海地區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白族等少數民族。留在當地的東爨烏蠻保有自己的部落組織，在南宋時期成立以“東爨烏蠻”為主體的“自杞國”政權。

自杞國人個子高，眼窩深，臉黑齒白。喜歡赤腳、戴笠、披氈子。腰間系著用蘆葦織成的帶子，手臂上戴著金銀的圓環佩飾，身上隨時挎著長刀、弩弓、箭矢。烏蠻男子喜歡把頭發扎起來，上面佩戴一些獸骨、飛禽的羽毛(像印第安人)。身上穿著用獸毛、豬鬃、頭發混合碾壓揉成的氈子。騎的馬沒有馬鞍，只有用木頭剜成魚口狀僅能容下腳趾的馬鐙。婦女耳朵上戴著大耳環，剪著齊眉劉海，穿著露出膝蓋的布裙，與東烏蠻的后裔彝族的服飾相似。

《山海經》山經記載：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捅破天了，大地萬物無法生長，給人類帶來災難，女媧為救天下蒼生，練七彩泥補天，掉下一塊落在云南陸良，形成彩色沙林，成為爨陶原礦。爨氏遷徙曲靖陸良把這制陶工藝帶入當地，傳授當地百姓技藝發展陶業。爨陶精選七彩稀有黏土和陸良彩色沙林七彩沙；含有鍶、硒等多種人體所需礦物質。爨陶體如鐵、色如銅、亮如鏡、聲如磬，潤如語，造型古拙，形神奇逸；用爨陶壺泡茶能保持水的甘甜、茶的香韻，蒸煮米飯香軟可口，花瓶插花經久不凋謝，爨陶餐具存肴不餿。

爨文化因其年代久遠、史料匱乏，情況復雜。在研究領域，從提出那天起，就伴隨著探索、爭論，也在探索爭論中不斷清晰、豐富，如遮掩在歷史迷霧中的明珠，隨著迷霧消散，逐漸展示出豐富的內涵、鮮明的特色和深遠的影響。爨文化的文化淵源是開放的、交融的，但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多種文化的影響，與滇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楚文化有著極深的關系。

從文化傳承的順序看，爨文化直接繼承滇文化，滇文化的生產生活方式等在爨文化中得到傳承發展，從曲靖市麒麟區珠街八塔臺、三寶五聯等古墓群中發掘的大量青銅器制品中可以窺見。從文化主體看，爨文化形成時期，作為統治南中的爨氏家族，多為遷徙南中的中原漢族移民，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思想，隨之而來的中原漢文化，與盤江流域原有的文化融合，使爨文化保留了較多的漢文化。在爨文化發展過程中，巴蜀文化對爨文化的影響也深遠。蜀漢時期，巴蜀文化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進入盤江流域，諸葛亮南征將巴蜀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到當地，使巴蜀文化影響進一步擴大。興盛于貴州一帶的夜郎文化，相近的地理環境和毗鄰的地緣關系，對爨文化也形成較大影響。戰國時期楚將莊蹻率眾入滇，在滇池地區建“滇國”，自稱“滇王”，使云南與楚國結下不解之緣，爨文化主體爨氏家族自稱源于楚，這種血緣關系，讓爨文化帶上楚國遺風。文化的相互影響，使爨文化既有漢文化的某些精華，又帶著鮮明的地域文化特點。

爨文化的創造者爨人，不是一個單一民族，而是以爨氏家族為代表的遷徙南中的漢人、古滇國時期的滇人，即歷史記載的“勞浸、靡莫之屬”為主構成，此外還有叟、昆明、僰（音“勃”）等古老族群融合其中。這些不同群體，在新的組合中，雖獲得一個共同的稱謂“爨人”，但保持著自己的某些原有特征，使爨文化呈現出開放交融的狀態。

在爨文化的文化形態構成中，融合著政治、經濟、文藝、宗教、民俗等諸多因素。從政治上看，爨文化中極具地域色彩的“鬼主”活動是一種社會組織方式，擔任祭祀的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部落政治、軍事的首領。鬼主又有“都大鬼主”“都鬼主”“次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等之分，顯示出政教合一的傾向。在主流政治領域，爨區的政權始終奉行州（刺史）、郡（太守）、縣（令）三級制的州郡制度，從未脫離中原王朝的統治，維持著南中的穩定。從經濟上看，爨地以農業、牧業、手工業為主，商貿業也占有一定比重，比游牧、半牧半農的經濟水平要高。大致有水田稻區農業、熱區稻作農業、山地砍燒農業和原始農業。在牧業經濟的發展中，分為定居、半定居和游牧等不同類型。農耕文明的高度發達，帶來工商業的發展，主要以井鹽、礦冶和紡織著稱。商業貿易也隨之發展，紅河航道的開通及陸上交通的便利，使當時的曲靖成為入滇“鎖鑰”。從精神上看，爨文化是中原漢文化與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在文學藝術上體現尤為突出。最能反映這一現象的當屬“兩爨碑”，從碑的形制、書法及碑文看，不僅與中原文化一脈相承，更與老莊思想盛行的東晉風尚緊密關聯。整個碑文的書法風格，不乏南方民族特有的“野”（不守章法）、“蠻”（反傳統）、“怪”（夸張渲染），民族特色和蠻夷之氣鮮明。在宗教信仰上，爨人的崇拜不僅有漢人的祖先崇拜、圣賢崇拜，以及佛教、道教色彩，而且還有土著民族的“巫鬼”“鬼主”和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圖騰崇拜。在民俗方面有“遑耶”（古夷語“親家”）習俗、盟誓習俗、文身習俗、喪葬習俗、居住、服飾等習俗，又以“遑耶”和“明月社”（專供盟誓用的神祠或神壇）最為突出，不僅是南中大姓漢族“夷化”的主要體現，更是調整和解決重大事務和矛盾沖突、維持地區穩定的重要方式。

爨文化晚期，以爨氏家族為代表的整個南中漢族融入當地少數民族，碑刻文化并未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而是由南中腹地的“西爨白蠻”等新的民族群體繼續傳承。爨碑保持著鮮明的漢文化特點，在繼承中又有創新。以“兩爨碑”為例，形制、銘文繼承了“魏晉風范”“漢晉正傳”，書法藝術打破了已經成型的美學規范，筆畫筆法不同于中原書法，充滿了獨創精神，在隸楷之間獨成一體。

早期南中各少數民族，無論王公貴族還是普通群眾，都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姓氏。隨著漢文化的傳入和南中漢族的“夷化”，姓氏文化在少數民族中廣泛傳播和運用。然而，融會中有發展，隨著南中各郡大姓家族及部曲（古代軍隊編制單位）的發展和角逐，姓氏超出了宗法血緣家族標志和稱號原有含義和功能，成為以家族組織為單位，集政治、經濟、軍事為一體的集團文化，對邊疆民族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