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德軍城：烏梁素海水下的千年一嘆

 

作者：劉嘉耘

 

一

 

烏梁素海終究是厚重的。

站在岸邊望去，但見水天相接處浮著幾抹云影，倒像是一幅淡墨寫意畫。當地人指著湖心說：底下有座城。當地人稱之為“土城子”——一個樸素到近乎笨拙的名字，卻承載著大唐北疆最沉重的歷史脈絡。

1933年夏，暴雨十日，黃河決堤，洪水裹挾著泥沙吞沒了這片土地。待水退去，土城子已永沉湖底。四十三年后的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畔發掘出一方墓志。青石上鐫刻著“唐故天德軍防御都虞候王逆修墓志”，墓主人在公元823年病篤之際，特意釋放了四位家奴。更令人動容的是，他恐子孫反悔，特將此事刻入墓志：“若有放良糾紛，可令原奴婢掘出墓志為憑。”

多么令人感動的場景：一位將軍在彌留之際，想到的是最微賤者的自由。在生與死的瞬間，人性的微光反而格外明亮。這位戍邊將領不會想到，千年之后，他的臨終善舉，竟成了確定天德軍城位置的關鍵坐標。根據"葬于天德軍城南原五里"的記載，學者張郁逆向推演，終于在烏梁素海水面下確定了沉睡的古城遺址---天德軍城。

 

二

 

天德軍城的興廢，系于郭子儀一身。

天寶十四載，郭子儀奏請筑城。這位后來平定安史之亂的“汾陽王”，與安思順共同奏請修筑天德軍城。

戲劇《打金枝》中郭子儀綁子上殿的經典橋段，雖經藝術加工，卻折射出這位大將軍“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的政治智慧。這種智慧在邊城營造中同樣顯現：他奏請筑城時特意強調“擬為朔方根本”，將軍事防御與民生建設相結合。他以戰略家的眼光看到后套平原的重要性：“請于大同川以西筑一城置軍為朔方根本”。“并擬以中受降、東受降城連振武軍為左翼，以西受降城連天德軍、定遠軍為右臂”，玄宗賜名“大安軍”，寄托著對北疆永定的期望。

特別令人感慨的是，即便在安史之亂后的艱難歲月里，大唐仍堅持重建邊城。這種執著，與郭子儀“單騎退回紇”的智慧一脈相承——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通過文明浸潤。高適《塞上聽吹笛》中“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的意境，或許正是這種文化自信的寫照。

然而歷史的詭異往往在于：筑城者親手締造，卻未必能親眼見證它的輝煌。城池筑成的755年，安史之亂的烽火燃遍中原。郭子儀奉命東征，只留老弱守城。叛將宋星星的鐵騎踏破城門，烈焰焚毀了這座尚未展翅的雄鷹。

《資治通鑒》載，郭子儀聞城破，“撫膺長嘆，淚灑征袍”。想來那淚水中，不僅有痛失要塞的憾恨，更有著對邊民遭難的悲憫。

但郭子儀與天德軍城的緣分并未就此斷絕。公元765年，吐蕃聯合回紇入侵，年近七旬的郭子儀單騎赴盟，在回紇大帳中慨然道：“昔戰范陽，爾等曾見我麾下天德軍士否？皆好男兒也！”這番話語既化解了危機，也讓我們得以想見天德軍將士當年的驍勇。

 

三

 

天德軍城的興廢，恰似大唐邊疆政策的晴雨表。

城垣傾圮的七十年間，唐王朝經歷了怎樣艱難的抉擇？隨后天德軍城西遷西受降城，又因黃河泛濫再度東徙。史料記載朝廷反復爭論：是耗資二十一萬貫重修西受降城，還是重返天德故城？最終宰相李吉甫算了一筆經濟賬——遷城比修城節省十八萬貫。于是814年，天德軍都防御使帶著三萬軍民重返舊地，在廢墟上重建家園。

遙想郭子儀晚年時，曾在長安府中聽聞天德軍重建的消息。這位歷經滄桑的老將，是否想起當年筑城時的豪情？在《打金枝》的戲文里，他唱道：“社稷為重兒為輕”，這天德軍城何嘗不是社稷之重的具象？而今，湖水淹沒的不僅是磚石土木，更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民族記憶。

公元920年遼太祖攻占天德軍后，將全體軍民遷往大青山南麓。這種強制性的人口遷徙，客觀上卻促進了草原文化與農耕文明的深度交融。今呼和浩特附近的豐州故城，便是天德軍移民與當地居民共同重建的新家園。

值得深思的是，這種融合并非溫情脈脈的田園詩。920年遼太祖遷走全部吏民的鐵腕政策，讓天德軍城瞬間空寂。但被遷往大青山南麓的軍民，又將多元文化基因播撒到新的土地。在天德軍城的變遷中，我們看到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的具體軌跡。

這也說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既有花前月下的你儂我儂，也有著在鐵與火、遷與徙、毀與建的烽煙中互動而成的，如同烏梁素海的蘆葦，在風浪中深深扎根。

 

四

 

在王逆修墓志的記載中，有一處細節值得品味：漢婢張凈德，契丹婢王春燕，被收為義子的胡兒、主人賜名“王昌鉉”，讓其與自己的兒子序齒稱兄——這種擬親屬化的收納方式，實則是民族融合的一個縮影。

這些細節很有意思。在邊塞，民族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漢人、契丹人、突厥人，在這片土地上混居通婚，共生共融。天德軍地處回鶻汗國要沖，恰在草原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回鶻人以馬匹換取中原絲綢，粟特商隊在此中轉東西貨物。墓志記載的“漢婢張凈德”原屬金吾李大夫，可見奴婢也在不同民族權貴間流轉。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絲綢之路不僅是商道，更是文明交融的血脈。”

天德軍城的真正價值，不在城墻是否完好，而在它見證的文明韌性。這里既是刀兵相見的戰場，又是駝鈴叮當的商埠；既是長城防線的重要節點，又是民族融合的微妙地帶。恰如李益《度破訥沙》所寫：“眼見風來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春到，總有春來何處知。”鐵血與繁華，荒涼與生機，在這片土地上和諧共生。

從軍事要塞到商貿驛站，從漢軍戍堡到多民族混居地，它始終在適應著歷史的變遷。就像王逆修墓志記載的釋放奴婢事件——在那個時代，將軍用刻石的方式保障底層人的自由，何嘗不是一種文明的光亮？

 

五

 

在反復的廢棄與重建中，天德軍城逐漸老去，最終被溫柔的湖水擁抱入懷。這種消逝方式，倒像極了中國文化中對“逝去”的理解——不是徹底的毀滅，而是化作另一種存在。

如今站在烏梁素海邊，但見蘆葦搖曳，水鳥翔集，再也找不到任何城墻痕跡。當地老人說水退時能摸到磚石，不知是真實記憶還是美好傳說。或許，所有消失的古城都需要一個神話般的結局。

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寫盡邊塞蒼涼：“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他是否想到，曾經與受降城互為犄角的天德軍，會以如此溫柔的方式長眠。那些沉入湖底的磚石，是否還在繼續講述著郭子儀的憂患、王逆修的善念、商隊的駝鈴？

水波拍岸，聲聲如嘆。但這嘆息不是哀悼，而是穿越千年的回響——關于戰爭與和平，隔絕與交融，毀滅與重生。

城池會消失，但生活永遠繼續；朝代更迭，但人性的光輝不滅。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在沉沒的古城前駐足嘆息——不是為了哀悼消失，而是為了確認那些永恒的價值，確認那些在歷史長河中閃耀的人性之光，確認那些可歌可泣的穿透時空的正義力量。

如同烏梁素海的湖水一樣，總是以不同的形態承載著記憶，舒緩地流淌。

作者簡介：劉嘉耘，內蒙古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長城學會會員，內蒙古文物學會理事、內蒙古長城保護研究會會員。作品發表在《人民日報》《內蒙古日報》《巴彥淖爾日報》等報刊，榮獲河套文化征文二等獎、三等獎兩次。詩歌《走向草原》《夜宿烏梁素海》被作家網等媒體轉載。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