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有病！人知否？
王曉波
 
 “中國新詩，確實是到了需要清醒的時候了！” 面對新詩偏離了時代、偏離了社會和遠離讀者，著名詩人丘樹宏撰寫《醒來吧，中國新詩！》一文，指出：“新詩百年，對中國的文學發展貢獻巨大。然而應該承認，百年來，尤其是近二十年、近十年互聯網時代以來，中國新詩從來沒有像今天那么讓人擔憂，不管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是這樣，詩歌非詩化情況相當嚴重，就形式來說，許多所謂的新詩與其他文體的區別，似乎就剩下‘分行’這一丁點兒了。”在文中，他以自己多年來關注新詩發展的切身感受，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新詩照這樣走下去，將會走進死胡同，甚至走向崩潰的邊緣。” 他的大聲棒喝，無疑是給當今詩界一副清醒劑！
“不學詩，無已言”（孔子）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結晶，承載著中華民族的珍貴記憶。在我國，自古至今，詩歌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藝術奢侈品，它是人們日常交流的一種工具，是有教養的一種重要標志。
放眼當今詩壇，詩歌的小眾化和邊緣化日漸嚴重，但一些詩壇“圈子內”的人士，卻自我陶醉、相互吹捧。現在許多所謂“新詩”，已“先鋒”到“癡人說傻話”的地步！某些“詩歌”，說淡而無味的大白話，如小學生文理不通的作文；說莫名其妙的拗口話，顛三倒四如癡人夢囈；說庸俗不堪的臟話，以至寫生殖器官為“酷”、“爽”。這些粗暴糟蹋詩歌的行為，簡直可以稱之為對詩歌的“施暴”。“詩歌”庸俗如此，自然使讀者大倒胃口。“寫詩的比讀詩的多”不足為怪。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國詩歌文化歷史悠久。在詩歌創作上，我國詩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詩體變更。早期的《詩經》，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以質樸無華的四言為主體。戰國后期，詩體出現一變，產生了“楚辭”。到了漢代，“漢賦”興起。到了唐朝，“近體詩”則稱雄詩壇。進入宋代，“宋詞”興盛。走進元代，“元曲”是潮流。“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新詩應運而生，新詩勇敢地向前探索著、前進著。
在新詩發展之初，聞一多先生在《詩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張，即“音樂美（音節）、繪畫美（辭藻）、建筑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 ”。它是針對當時的新詩形式過分散體化而提出來的。這一主張奠定了新格律學派的理論基礎。他的新格律詩理論被后人稱為現代詩學的奠基石，影響深遠。聞一多先生不但致力于新詩藝術美的探索，還努力進行創作實踐，寫出了許多精美詩篇。他的《死水》、《發現》、《一句話》等，以嚴謹奇特的構思，火山爆發式的激情，一詠三回環的語勢，以及比喻、夸張、象征、反復等修辭手法的靈活運用等特點，音節抑揚頓挫，聲調回環反復，格式呈現對稱。
毛澤東主席亦曾經提出“新詩應該精煉，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 還說：“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中國新詩尚未形成，恐怕還要幾十年”
詩歌，語言簡練、內含豐富，有著獨特的藝術魅力。詩歌藝術應該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應該是大家喜聞樂見，讓人喜愛和懂得欣賞的語言藝術，而不應是“癡人傻話”，或者是讓人們感到是不食人間煙火，讓人高不可攀的“詞語迷宮”。
引領國家未來的是文化。文化是流淌在各個民族身體里的血液，延續并傳承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涵。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資源，文化的產生、發展過程，是一個能力的生成過程。文化實力和競爭力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標志。文化已日漸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詩歌文化，作為我國的一種文化成果，容載著國家和民族的形象。
中國悠久的歷史與當今開放的社會環境為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當代新詩應汲取古今中外精華，有所創新和突破，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新詩體，我們既要繼承我國博大精深的詩歌傳統，更要以文化大國的思維，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創新詩歌文化。事物發展的道路是漫長而曲折的。我國“楚辭”、“漢賦”、“近體詩”、“宋詞”、“元曲”的發展形成，是詩人們在創作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而逐步形成的文學藝術規矩。
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伴隨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綜合國力日漸強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新詩的發展和形成，不可能一帆風順，“長江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新詩的形式必會約定俗成，將會形成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中國新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