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亞洲”
——羅福林教授訪談
 
 
 
受訪人：羅福林教授（Professor Charles A. Laughlin）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采訪人: 孫靜 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訪問學者
 
 
美國東亞研究的源起與發展
 
孫靜（以下簡稱Q）：學者于子喬等人曾在其文章《2000年美國東亞研究現狀》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世紀末，在美國社會科學學士學位總量下降的情況下，亞洲研究卻增長了300%。（《國際政治研究》，2001年第3期。）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也愿意選擇赴美學習東亞研究專業。那么美國的亞洲研究及東亞研究從什么時候開始？經過這些年的發展，研究對象及研究興趣有哪些變化？
 
羅福林教授（以下簡稱L）：美國的亞洲研究始于19世紀末。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幾所常青藤大學為進行學術研究的傳教士開設講座教授的職位，這些常青藤大學和比較著名的公立學校最早開設了東亞系，但規模不是很大。從地域上說，北部大學的東亞研究起步較早，南部的學校則起步較晚。 
東亞學在美國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始于19世紀70年代，當時的美國學者只是將東亞看成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將其與埃及、波斯的史前考古學研究放在一個類別。除了傳教士，有些歐洲的大學教授、探險家及擁有東方古典文化專業博士學位的學者對東亞研究也感興趣，就像電影里的印第安納·瓊斯。從現在的角度講，可以說當時的東亞研究是對“死文化”的一種研究。因此，大學里也沒有現代漢語的教學，只有傳教士能夠掌握現代漢語。學者和學生主要使用文言文就可以滿足其閱讀文獻資料的需求。有意思的是，他們雖然使用英語寫作，但是有時也會標注中文，讓讀者知道相對應的漢字。我們都知道，賽義德所講的東方主義就是針對第一階段東方歷史的研究，這個時期的歷史受帝國主義的影響。因為東方是殖民地，所以西方學者有必要了解這個區域的古代文化。但其實在最早的時候，也就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才建國不久，西方人對東方的現代社會都沒有太大興趣。當時有一種偏見，歐美學者認為現代東方文化沒有什么研究價值，反而對現代東方人所忽略的古代文明更感興趣。有些人批評賽義德更多關注中東的研究，而忽略了遠東的研究。但我認為對19世紀的西方人來說，中東和遠東的文明都是一樣的，相對于歐洲來說，有一個類似“大東方”的類別，中日韓三個國家也在其中。直至20世紀初，美國學者對東亞的了解還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個階段與冷戰有關，始于20世紀40年代，這一時期以社會科學研究為主。當時，中、日、韓三個國家的語言都對美國具有極大的國防價值。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的考量，美國政府會為大學撥款，發展現代東亞語言研究和教學。因此，大學會培養大量使用東亞語言的人才，東亞研究也逐漸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在此階段，東亞研究所涉及的范圍更加廣泛，擴展到了社會文化領域。但是，此時的學者不再過多關注古代文明，只是從數據的角度研究東方的政治、經濟或歷史，忽略了東方古老的文化淵源。
到了第三個階段，越來越多的學生之所以選擇東亞研究方向，往往是只是因為他們對東方文化感興趣，不一定是為了獲得外交、政治或軍事方面的工作機會。他們師從第二階段的東亞研究學者。舉個例子，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國非常知名的中國文學教授，他于上個世紀60年代在哈佛大學求學。當時大學里沒有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博士學位，只能在中國古典文學或中國歷史兩個專業中選擇，而中國歷史專業至少可以允許學生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所以林培瑞拿到了哈佛大學歷史學的博士，后來教授中國文學。在這一階段，許多中國學者也加入中國研究的隊伍。
有趣的是，當很多學校在20世紀初建立東亞系時，創立者們雖然都是美國人，但他們的老師通常是清末的文人，有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學素養，教學方法也與傳統的科舉式培養模式類似。后來，東亞研究才逐漸受到人類學、文學、歷史學等西方學科研究方法的影響。到了冷戰后，學術界傾向于把整個世界被分成了幾個區域，東方成為其中的一個板塊，所以此時的東亞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地理的概念，而不是文化的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之間，美國的大學雖然有東亞研究系，但是往往會建立一個新的東亞研究中心。例如弗吉尼亞大學的東亞中心創建于1975年，當時中心并不是旨在培養漢學家或日韓研究專家，而是要為歷史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東亞研究學者提供一個交流研究的機構。當時從事日本研究的學者比較多，主要是因為自二戰以來，美國參與了日本的戰后發展，所以美日關系比較密切。同時，東亞中心與達頓商學院合作設立了一個項目（MA/MBA），學生有機會去日本參加實習看，畢業后可以獲得東亞學和工商企業管理雙學位。隨著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日益崛起，越來越多的學生對中國研究產生了興趣。
 
跨學科的東亞研究
 
Q：既然美國最初的東亞研究是對東亞歷史及東亞文明的研究，而且剛才您也說到，東亞研究后來也受到了人類學、文學等西方學科研究方法的影響。那么，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美國的東亞研究與其它學科有什么交融及聯系呢？
 
L：最早的東亞研究就是集中于東亞語言和文學，有特定的研究方法。之后，由于東亞研究的學者都是來自歷史學、宗教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因此這個時期的東亞研究注定是跨學科的。
    首先是宗教學，它涉及了東方的宗教研究，例如在第一階段，道教和佛教都是很重要的一個研究方面。20世紀90年代，弗大還設立了西藏研究中心，專門研究藏傳佛教和藏語。此外，近十幾年來，全球學出現并迅速發展，對區域研究和傳統的東亞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學生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往往認為全球學更有綜合性，兼修一些地域研究的課。但問題是，全球學也需要依靠地域研究方的成果，而且有些持反對意見的學者批評西方學者使用英語，從歐美中心的角度研究全球學，從而缺少與東方文化的對話及溝通，因此具有濃烈的文化帝國主義色彩。我本人也同意這一看法，認為東亞語言文學及文化的專業學習是非常有必要的。弗吉尼亞大學的東亞語言和文學系就是這樣一個機構，它在2007年從一個覆蓋全亞洲的系獨立出來，重點關注中、日、韓語言文學與文化的研究。
在美國還有一個跨學科的大型學術組織，即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簡稱AAS）。亞洲學會始建于1941年，是個全美范圍的學術組織，會員的研究領域涵蓋亞洲研究的各個學科，學會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年會。不僅如此，日本等亞洲地區還設有專門的亞洲學會分會。此外，美國本土的亞洲學會還會根據地區分成不同的分會，2015年美國東南部分會（SEC/AAS）將于一月份在弗吉尼亞大學召開。20年前，亞洲學會東南部分會年會的規模還很小，參會者只有二十人左右。但時至今日，年會的規模已經迅速擴大，現在有八千名會員，而去年在杜克大學舉辦的東南部分會吸引了近兩百名學者前來交流討論。之前我提到過，美國南部的東亞學起步較晚，這些地區的東亞系或東亞中心基本都是在近二十年左右建立的。加州大學和一些常青藤大學很早就設立了東亞研究的博士學位。而南方學校的東亞文學的博士學位還較少，但最近也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來到南方從事東亞研究。
 
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
 
Q：據我所知，您在明尼蘇達大學讀書時的專業就是中國語言文學。在此期間，您還曾到南開大學留學，讀過《道德經》和《莊子》，也對中國書法感興趣。后來，您在哥倫比亞大學也一直都選擇中國文學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作為一名美國學者，到底是什么契機促使您對中國文學產生了興趣呢？
 
L：在讀大學前，我有個學習武術的美國朋友，他后來成為了一名哲學教授，講授東方哲學。武術師傅要求他讀一些中國古典作品的英譯文，我受到影響也接觸了相關書籍。但后來，我發現讀英文版比較別扭，對中文原文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讀大學后，我選修了東亞歷史課，那位教授主要關注中國歷史和愛爾蘭歷史，講課時也沒有課本，主要是采用講座的方式。我對這門課很感興趣，后來在明尼蘇達大學繼續學習漢語、中國歷史和文學。1986至87年，我到南開大學做交換學生，選修了中國文學的高級課程，學習《水滸傳》等中國文學經典作品。當時，美國的中文老師主要是講解語法，然后由中文母語者做較機械的訓練。但在中國的項目就很早就用新的方法來改善語言教學：在南開的視聽說課程上，老師用選擇用電視劇《故土》來做教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學畢業后，我就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夏志清教授，學習中國文學。
 
 
Q：像費正清、史景遷、宇文所安等是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美國漢學家。您剛才提及的夏志清以及李歐梵、王德威等教授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東亞研究學者，而且他們對中國文學更感興趣。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學者，您能談談近年來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有什么變化嗎？當前學者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那些方面？
 
L：美國中國文學研究主要涉及古代文學以及現當代文學。在6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專業還沒有形成一個研究領域。到了70年代，哈佛大學召開了可能是美國第一次規模較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術研討會：魯迅、郁達夫等五四時期作家的著作是研究的主流。會議組織者梅爾·戈德曼（Merle Goldman）主編了一本會議論文集，名為《五四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論文的作者為東亞語言文學專業的早期學者，其中收錄了至少二、三篇關于魯迅研究的文章。編者是哈佛大學一位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學家，參加會議的有夏志清、李歐梵和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等東亞研究的權威教授。我上大學時，中國文學研究的資料非常有限，除了剛才提到的這本論文集，只有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和李歐梵的《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等少數書籍。
后來，有些學者想將研究領域到一些新的課題，對魯迅的研究興趣轉淡甚至有些反感。因此，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什么人關注魯迅研究，當時的東亞研究的學者大多做文類研究，比如我的博士研究題目就是《報告文學：歷史經驗的美學》，2002年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還有人選擇研究詩歌、戲劇或散文。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東亞文學研究受到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和女性研究、新馬克思主義等文學理論思潮的影響。我到哥大修的第一門課程便是《東亞文學的研究方法》。每次上課，我們會學習一種比較文學的方法論，討論如何使用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或日本文學。這類課程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我覺得有必要學習這類課程，否則無法與比較文學專業學習中國文學的同學對話。這同時也表現出對東亞文學被邊緣化的擔憂和焦慮。當然，有一部分老教授對此持強烈的反對態度，認為這些理論都是垃圾，不僅沒有任何價值，而且那些不知所謂的術語會讓學生產生更多困惑，擔心這一理論化傾向最終會危害到東亞研究的健康發展。
最近，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又發生了變化，有的學者重新回到了魯迅研究，并試圖在魯迅作品中發現更新的價值。近兩年來，至少有五六本魯迅研究的相關著作出版，頗具影響力和學術價值。這似乎是因為學者們已經走出了歪曲魯迅的意識形態陰影，還因為最近總有人聲稱魯迅正在從中國教材中逐漸消失。一些學者覺得應該承擔起復興魯迅研究的重任，否則這位世界公認的文學巨匠就會無人問津。我最近在也關注魯迅的散文，并在芝加哥的一次亞洲研究會議上發表了有關《野草》的主題演講，而根據它名為“永久的對立：魯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的文章也編入一個學術刊物中關于《野草》的特輯。
    不僅如此，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也發生了視覺文化轉向。就我同輩的學者而言，越來越多的人將研究興趣轉向了攝影、繪畫、電影、漫畫等視覺文化。當前在研究中國文學時，如果單純從文字的角度討論文學，這會使得中國文學研究越來越邊緣化。中國電影中通常會出現一些方言或是地方文化。有些學者認為過去的中國文學經典更多是針對普通話作品的研究，但其實中國文學和文化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多樣性和豐富性。文學作品中也會有方言小說或是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作品，值得我們去關注和解讀。
談及現當代中國的文學與文化研究，有幾本書影響了很多美國的學者。首先是剛才提到的《五四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還有王德威參與由魏愛蓮（Ellen Widmer）主編的《從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紀中國的小說與電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此書有意識地做了一個從五四到六四的比較，將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放到一起討論。王德威也較早提出可以將30年代的作家與80年代的作家進行比較，因為他覺得這兩個時代的歷史和作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還有劉康、張英進、與唐小兵合編的《現代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學話語》（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我們也可以將它看作是這一代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的最早成果。近些年還出現了很多優秀的中國文學工具性書籍，主要涉及中國現代文化的社會背景和作家傳記等，更多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語境研究，如由（Joshua S. Mostow）等人主編的《哥倫比亞現代東亞文學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還有湯馬斯·莫蘭（Thomas Moran）主編的《文學傳記詞典：1900年至1949年期間的中國小說作家》（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1900-1949），這本書也收錄了我介紹茅盾生平及作品的文章。
 
 
Q：剛才您提到理論與作品之間的關系，中國的文學專業研究生在入學時也需要學習西方文學理論，而且教授們會推薦一些相關的著作，例如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導論》（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等。然而，有的中國學者一直質疑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做法，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學理論一直處于失語的狀態。您對此怎么看？
 
L：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因為西方的文學理論更多的是在解讀英語或法語等文學作品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但這也并不是說西方理論與其它語言的文學作品毫不相關。因為文學應該有一些普遍的特質，所以理論應該能夠從一定程度上闡釋這些普遍性。這種普遍性雖然有限，但存在著一種闡釋的可能性。我認為，迄今為止，中國似乎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的現代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用中國的文學作品來反觀現有的西方文學理論，看這些理論能不能闡釋中國的文學作品。也許我們發現有這種可能性，但有時也許我們會發現一些障礙。所以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我也會更關注用西方文學理論解讀中國文學作品時遭遇的困難。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成為西方理論的補充。舉個例子，很多不太喜歡報告文學的學者認為，這種文學作品在情節發展和人物刻畫上非常無趣，但中國學者也會因為真實性而肯定它的價值。在討論報告文學的那本書中，我是從社會空間的角度來研究文學作品，從這一視角出發，反而能夠看到某些報告文學被人忽視的文學價值及美學特點。再如，茅盾的一些像《多角關系》和《第一階段的故事》的小說往往沒有傳統文學中的主人公，而是描寫一個群體，而群體中的人不一定互相認識，有時候通過某個機構或偶然發生的事件建立聯系。可以說，這類小說不像茅盾早期作品那樣具有可讀性和趣味性，其中的人物相當多，一系列先后發生的事件是小說的主線。但我發現這些也可以將空間作為切入點，顯然茅盾在這些作品中用空間作為一種敘事方法，一開始空間建立，之后靜態空間轉變為動態空間，空間的功能也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雖然空間理論不是當前最時髦的，但是我卻通過茅盾的作品發現了這一理論的價值。這樣既不是用西方美學來評價中國的作品，又用了理論來照亮中國文學作品特有的價值，可以說是對西方理論的缺陷的一種補充。
還有我發現報告文學的作家基本都是左派的，而散文作家似乎右派居多，所以我們也可以考慮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文體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在小品文中，讀者很難找到空間的寫作。那么，是否偏左派的作家更重視空間呢？這些問題都是我在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過程中的困惑，反而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體會到了理論的妙處。散文在中國是更重要的一個文類，通過閱讀中國散文，我們也能夠發現西方理論無法闡釋的東西，這也是以后我會繼續關注的問題。所謂的西方理論，雖然來自于西方，但未必一直局限在西方文學文化的范圍內，東方的文學應該可以使其更豐富、更強大，最后是屬于大家的、有普遍性的理論。
 
 
Q：除了剛才提及一些研究著作，您能不能為我們推薦一些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相關的書籍？
 
L：目前我正在讀《中國散文詩：魯迅的<野草>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 A Study of Lu Xun's Wild Grass），出版于2014年。作者柯德席（ Nicholas Kaldis）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將野草每篇文章都做了細讀，并且都涉及相關背景介紹。另外一本是《發展的童話》（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這本書我已經讀過兩遍，非常有意思。它講五四時期的人們對西方童話和發展理論的接受，還談到愛羅先珂（B·R·Epomehk）對魯迅的影響。作者是安道（Andrew F. Jones），曾經翻譯過余華的小說和張愛玲的散文。他最早的一本書是介紹中國當代流行歌曲的著作，叫做《如利刃：當代中國流行音樂的意識形態及類型》（Like A Knife：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還有一本叫做《中國爵士樂時代的媒體文化與殖民現代性》（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講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的爵士樂。我主編過一本《中國文學中含混的現代性》（Contested Modernit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的論文集。另外，我也推薦王斑等人主編的《中國與新左派視野》（China And New Left Visions）,鄧騰克（Kirk A. Denton）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1893-1945）》（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美國芝加哥大學張泠博士也為本文提供了幫助。原刊于《中國圖書評論》2015年第一期。安琪編入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