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自己選擇，我絕對不會選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題目，但庫切先生既然喜歡談這個話題，我就冒著風險附和他一下。

 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上是個話題，在中國尤其是個話題。我印象中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每年到了9月底10月初，媒體就要炒作一下。起初，我還愿意接受記者的采訪，認真地表達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但后來，漸漸地成了鬧劇，漸漸地成了聲討當代作家的由頭，漸漸地成了一個怎么說都會挨罵的問題。那么，誰還來回答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就是十足的傻瓜了。

 關于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事，幾乎是一條抽打當代中國作家的鞭子，我輩確實缺少魯迅那么一點骨氣，聽說有人提自己的名而不嚴詞拒絕甚至心中暗喜，名利之心不滅，確也該抽。但把魯迅等人奉為神明，不把當代作家當人看，似乎也稍嫌過分。無論怎么說，最近30多年來，中國作家還是在努力地創造著，創造成果也是豐碩的，而這創造的原動力也不是諾貝爾文學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獎項能有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學車輪滾滾向前的力量。我認為文學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是人類追求光明、懼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愿望使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的發展、繁榮，與文學獎沒有任何關系，而要想寫出好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如果一心想著文學獎，把得獎當成寫作的動力，甚至去揣度評委的口味并試圖改變自己的風格，這樣的努力多半是南轅北轍：即小說也沒寫好，評委的目光也沒被吸引。

 盡管對諾貝爾文學獎頂禮膜拜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但它的存在、它的影響，確實也是不容置疑的。我最早知道這個獎項，是1981年夏天讀了浙江文藝出版社編選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作家作品選》。書分上下冊，選了大約二十幾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澳大利亞作家懷特的《白鸚鵡》。那時候中國作家和媒體對這個獎項似乎也不太關心，尤其是像我這種初學寫作、連一篇小說也沒發表的作者，更感到此事與我毫無關系。

 讓我與諾貝爾文學獎產生聯系的，是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在瑞典皇家學院的演講中，提到了我的名字。知道這個消息后我確實很高興，但冷靜一想，又知道此事幾同幻影，因為我深知自己的作品，無論從質上還是量上都與之相差甚遠。后來，大江先生在中國的數次演講中都談到諾貝爾文學獎，而他認為我是有資格獲獎的中國作家之一。我想這也是媒體經常會把我與諾貝爾文學獎捆綁在一起的重要原因。這件事令我不勝其煩，以至于我曾公開表示：如果你跟哪個作家有仇，你就造一個謠言，說他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在中國，你一旦被封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來了。如果你想表明對某個問題的看法，你可要小心了，有人會批評你是在用這種方式吸引瑞典學院的注意。如果你在小說里批評一下社會體制，你注定逃脫不了“向諾貝爾文學獎獻媚”的大棒。總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對，后也錯誤，無論你怎樣躲閃、小心，都脫不了干系，因為你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其實，瑞典學院那十幾位評委，哪有空閑來關心這些問題呢。其實，一個真正的作家，又有誰在寫作的時候還想著瑞典學院呢？廚師做菜，是要考慮食客口味的，但有一些廚師，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烹調，你愛吃就吃，不愛吃就算了。作家更應如此，不考慮文學獎評委，不考慮翻譯家，甚至不考慮讀者，有了這樣的態度，寫出好作品的幾率會大大提高。

 世界上的許多事情，總是在你幾乎忘記它的時候悄然而至，諾貝爾文學獎對于我也是這樣。如果說前幾年我還對諾貝爾文學獎抱有幾絲幻想，那最近幾年來，盡管關于我得獎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我心中自知這事與我，如同擦肩而過的兩顆行星，已漸行漸遠。因為我心中也有一個“諾貝爾潛規則”，而我是不符合這個潛規則的——這也是我獲獎后引發爭議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見，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對諾貝爾文學獎存有嚴重的誤解。諾貝爾文學獎首先是文學獎然后才是其他，諾貝爾文學獎最根本的衡量準則是文學，然后才有可能是其他因素，諾貝爾文學獎最根本的意義也就是它的文學意義而不是其他。在瑞典領獎的10天里，通過與瑞典學院院士們和瑞典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接觸，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瑞典學院從來都是把作家的文學成就當成最重要的標準，至于其他方面，基本上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諸多傳言，基本上都是一廂情愿的虛構。

 去年8月，西方的兩家著名博彩網站“立博”和“優勝客”公布諾獎賠率，我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先生分列第一和第二，這讓每年晚些時間才發作的“諾獎綜合癥”提前到來，我在北京不勝煩擾，便與家人躲回高密，沒想到高密也不是世外桃源，隨著開獎日期的漸近，種種傳聞和謠言也是甚囂塵上，面對這些，我起初心煩意亂，想不到我一生與人為善，竟然還有這么多人恨我，更想不到我幾十年來以筆為戟，刺貪刺虐，竟然還被人侮為“鄉愿”，但漸漸地我就明白了，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被曲解的意義。諾貝爾文學獎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世態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與被“哈哈鏡”化了的我。

 10月11日北京時間晚7點，名單公布，得獎者是我，我自然很高興。我當然知道有少數人不高興或者是很不高興，這是題中應有之意。當今世界，恐怕再也不會產生一個讓全世界人都交口稱贊的毫無爭議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和作用，似乎可以混為一談，我想大概可以概括成幾條。第一是可以讓文學在短時期內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每當文學被人們漸漸忘記的時候，諾貝爾文學獎就來刺激一下。第二是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引發閱讀的熱情，很多久不讀文學作品的人，也會去買一本獲獎作者的書來翻翻。第三就是能夠在短時期內使獲獎作家的作品很暢銷。第四會讓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作家置身于聚光燈下，成為萬人注視的焦點。類似的作用還可以羅列很多，總起來說，諾貝爾文學獎會部分地改變一個作家的生活，這很難說是壞事，但確實也不是什么好事。因為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寫作，除此之外的活動，如果對寫作無利，就是浪費。

 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到底應該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這是一個問題，在中國尤其是一個問題。得獎之后，是否要改變自己一貫的行事風格，這也是一個問題，甚至是一個難題。我得獎之后，就有一些親戚朋友來找我，讓我幫他們的孩子找工作，或者讓我幫他們打官司。當然，也有一些素不相識的人寫信或登門借錢，讓我幫助他們的兒子買房子，或者幫他們治病。當然，也有一些人希望我用諾獎獲得者的身份發言，借以改變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弊端。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兩難選擇。如果我幫了他們的忙或按他們的意愿做了事，他們自然會高興，但問題是，我幫了你的兒女，勢必擠掉了別人兒女的機會；我給了你錢，你會感激我，但勢必會讓那些沒達到目的的人罵我；我利用名聲幫你看病加了塞，但勢必影響了后邊的病人看病。我當然可以發聲，但如果我處處擺出一副“諾獎”嘴臉，別人即便不厭惡，我自己也會感到害臊。而且，寫作也是一種發聲，甚至是更重要的發聲。文章改變不了的現實，難道簡單地說幾句話就能改變嗎？我一向對那些把自己抬舉得太高的作家不以為然，以為寫了幾篇小說，寫了幾個劇本、幾首詩歌就高人一等，就可以看病不排隊、坐出租車不付錢，那不但會遭人恥笑，甚至會被人揍得鼻青臉腫。十幾年前，在蘇州大學的小說論壇上，我就提出了“不是為老百姓寫作，而是作為老百姓寫作”的觀點，這是針對某些患有自大狂的文人而發，也是自我提醒和警戒。我也曾聽說過詩人或是作家可以與國王平起平坐甚至稱兄道弟的故事，但這些故事的背景是在國外，其真實性與否不必深究，但如果某個中國文人存有這種念頭，那會讓稍有正常思維的人笑掉門牙。《紅樓夢》里劉姥姥帶著孫子板兒去拜見王熙鳳，指著板兒對王熙鳳說“你侄兒”如何如何，周瑞家的看不過去了，把她拉到一邊，說，您別一口一個“您侄兒您侄兒”的，蓉大爺才是她侄兒呢。劉姥姥犯的錯誤是不把自己當外人，但一個作家如果把自己當成高人一等的人物，那錯誤犯得比劉姥姥還要嚴重。如果一個作家獲了諾貝爾文學獎，就錯以為自己成了“大人物”，就可以頤指氣使、一言九鼎，那就不僅僅是浮薄而是混賬了。

 那么，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該不該承擔比一個普通作家更多的社會責任？我想，從法理上來講，你無論獲了什么獎，也沒改變你的公民身份，你的獎金也不是從納稅人那里來的，因此，也就沒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義務。當然，如果你樂意利用那點虛名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自然也是好事，但你如果不樂意做，似乎也沒犯下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還有，“善欲人知不是真善”，非要面對著攝像機才肯把錢塞到捐款箱里，這樣的善事，其善也已大打折扣。

 我平生最討厭的事就是結幫拉伙，搞政治必須結幫拉伙，而一結幫拉伙必然就要黨同伐異，一黨同伐異就必須違背良知。我認為作家最好的狀態就是獨往獨來，只有獨往獨來才有可能冷眼旁觀，只有冷眼旁觀才有可能洞察世態人情，只有洞察世態人情才可能創作出好的小說或是別的藝術作品。當然，這事也不絕對，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有權力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入世方式，作家從來就不是別樣人物，把作家的地位抬舉得太高是對作家的傷害——其實在中國，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上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作家轉行或兼職做了政治家，那也是一種選擇，但我沒有這種能力也沒有這種興趣，我只想安靜地寫點東西，當然，我也會悄悄地做一些有益于社會但與寫作無關的事。

 不管我配不配，我已經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了。我現在最該做的事是盡快地回到書桌前，寫出好的作品，我認為這是一個作家對社會最好的發言、最好的回報。據說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階段已經結束，接下來，瑞典學院的5位院士會從200多名提名作家中選出3至5人的小名單，讓其他院士閱讀這幾位作家的作品，再過6個月，新的文學獎得主就會出爐，到那時候，估計就沒人理我了，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