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年里，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學批評在中國悄然興起，這在很長時間以來西方文學批評話語絕對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學倫理學批評從倫理角度研究文學作品以及文學與社會、文學與作家、文學與讀者之間的關系。文學倫理學批評是由我國學者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批評方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內學界文學批評在西方學界的某種失語狀態。在現代的文學批評界，文學的倫理價值和道德標準往往被忽視，作家和批評家的社會責任往往被曲解和誤讀，其實，文學描寫社會和人生，始終同倫理道德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這不僅為文學的倫理學批評提供了可能，也為它奠定了基礎。

 文學倫理學批評有很大的合理性。首先，正像美是客觀事物的感性顯現一樣，美不能獨立于人的感性之外而存在；文學本身也不是審美的，它首先是物質的，通過讀者才能轉化為精神，審美是通過讀者才產生的；既然這一切都要通過作為人、而且是高級人的讀者才能實現，自然就離不開約束規范著作為讀者的人的倫理問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說、曹丕的“經國之盛事，不朽之偉業”說、韓愈的“文以載道”說、白居易的“歌詩合為事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說，都能讓我們感受到文學的倫理功能在文學批評中的滲透和強調。

 文學倫理學批評有很強的當下意義。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各種各樣的西方文學文化批評理論的引進和譯介極大拓展了我們的批評視閾和思考維度，也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繁榮了我國的文學與文化，但同時也出現了我們的文學文化批評言必稱弗洛伊德、拉康、海德格爾、薩特、巴赫金、德里達、利奧塔、賽義德，等等；或某某理論或某某批評，如形式主義、精神分析批評，直覺主義、存在主義、原型批評，解構主義、結構主義、女權主義批評，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東方主義、新歷史主義、生態批評，不一而足。語言學不能不提索緒爾和喬姆斯基，翻譯學不能不提奈達和德里達，文學不能不提的就更是數不勝數，不這樣說似乎就落伍了，就不懂文學批評了，就不會解讀作品了。但這些年來我們很多人很多時間是在為西方人的某種或某些學說甚至是某句話做闡釋，做解說，做宣傳，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覺。試想，沒有自我意識、特別是自主意識的文學批評還能稱得上真正的文學批評嗎？這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能夠給學界帶來有較大價值的學術貢獻嗎？有些人說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學習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歐美現代主義意識流小說，其實仔細閱讀其文本，莫言向比他大300多歲的同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中國文學經典學習的東西，遠超過他向歐美的前輩和同行們學習的東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鄉土壤，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當然同時也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這才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層原因。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話看來一點不過時。因此，盡管文學倫理批評還在摸索和嘗試之中，但已經顯示出中國學者的文化自覺、學術自覺和批評自覺。一批學者全力致力于這一批評的理論建構和文本實踐，提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批評術語和批評方法，并進行了一系列可貴的批評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