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來，中國作家對故事的迷戀已經(jīng)由文本的層面上升至價值、意義、標準甚至倫理的高度，寫一個好看的故事成為很多作家的創(chuàng)作旨歸。但故事于小說，尤其是中短篇小說真的重要到了如此的地步么？

當前中國文學真正缺少的是巴爾扎克式的“力量型”“全能型”作家，他的小說對于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和生活做出了細膩的描摹、精準的概括和極富思想高度的超越。而當下的部分中國作家已經(jīng)喪失了對現(xiàn)實生活的認知和把握，更遑論對更廣闊的時代精神和社會整體進行提煉、穿透和概括的能力。有些小說讀過后會令人心生疑慮和困惑，不知道作家為什么要把一樁無聊的事件寫得如此熱鬧，而讀者又為什么要去讀這樣一個華麗但卻虛妄的故事。對故事的過度依賴和過度消費所產(chǎn)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小說的類型化。類型化寫作的操作模式通常是追求故事的好看、易懂，排除掉與主體故事情節(jié)無關的、不必要的心理描寫和文學性敘述，采用線性的一貫到底的單純結構模式，消弭掉語言與結構本身對閱讀的間離和阻滯，耐心而細致地營構幾組二元對立的人物關系，快速進入故事，竭力營造一種輕松活潑、單純通透的閱讀感受。其特征就是小說劇本化、情節(jié)戲劇化、故事世俗化、思想平庸化。

將所謂的“好看故事”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之圭臬，這樣的寫作倫理之下能誕生“偉大的小說”嗎？我不否認在每年數(shù)千部的長篇小說中偶有優(yōu)秀之作產(chǎn)生，但就整體而言卻乏善可陳。囿于個人生活經(jīng)驗與狹隘的文學視野，如何能創(chuàng)作出為人類文學提供新思想、新觀念及新方法的作品？

基于上述判斷，我看好新世紀以來的中篇小說。在市場經(jīng)濟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無處不在的時代，中篇小說和它的作家隊伍較少受到干擾或影響，一直保持在較高的藝術水準上。與長篇小說相比，中篇小說更重視在一個濃縮的故事空間中藝術地表達對于生活與人性本身的理解；其內(nèi)蘊的生活含量，以及為了表達這一豐厚含量所要尋找到的獨特言說方式，成就了它明顯的文體優(yōu)長。

回眸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路徑，基本上都是先從短篇起始，然后是中篇，再后是長篇，為什么不是一個相反的過程？這就涉及文學語言、文體特征、生活積淀、創(chuàng)作心理等復雜的因素。新世紀以來，不少寫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了，甚至一些沒經(jīng)過一定文學訓練的作者也從長篇小說開始自己的寫作生涯。何以如此，我以為商業(yè)化出版的誘惑與類型化寫作的誤導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少作者以為只要有一定的生活積累與經(jīng)驗，只要參照某一類型的模式就可以寫長篇，而且馬上就可以賺到錢。說更多的中國當代作家的長篇創(chuàng)作已經(jīng)純粹是為稻粱謀亦并非妄言，當然還有一部分作家把長篇創(chuàng)作視為文學成就的重要標志，這樣的認知并無大錯，問題出在急于出長篇，急于通過長篇來奠定自己的文學地位。說到底，許多作家對長篇小說的文體特征與自身駕馭長篇的能力還缺乏深刻的認知。

新世紀長篇小說似乎掉進了商業(yè)化的陷阱，有過度“類型化”之嫌，無論是寫歷史還是寫現(xiàn)實，一味的寫實方法，一味地講述好看故事。“好看”的語義有點模糊，但隱藏著的無疑還是讀者與作家“共謀”的世俗化欲望。莫言獲得諾獎當然是因為他對中國農(nóng)村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深刻描寫，但更重要的我以為還是他的非凡的想象力與文學性感覺，他的諸多長篇小說充滿了獨創(chuàng)的詩性與宏大的史詩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