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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這里也就涉及到一個概念，怎樣理解蒂博代在《六說文學批評》中提到的“當日”的問題。蒂博代以褒義的感情色彩論述了“當日”觀點的重要性。是說當日沙龍里貴婦人的觀點——在他的時代算是最有效文學讀者，之所以比文學史家、文學教授的更可信，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貴婦人并不先管文學的起承轉合，她們拿來討論、漫談的文學，一般與身邊現實有密切關系。經過很好地結合身邊現實，文學是否有感染力的問題，可以跨過教授先生們的高深理論，直接由現實中的日常生活來反證。不言而喻，蒂博代顯然是厭倦了他所處的時代教授先生們的文學態度，相比之下，覺得貴夫人的沙龍雖然不那么有“理論”，但她們畢竟能把文學與活人聯系起來，那么，如此能被當日觀點激活的文學，一定程度就能給每日以生命。因為在蒂博代那里，文學在學院知識分子手上已經因束之高閣而脫離日常生活內容了，是當時的貴婦人們使文學回到了它應該回到的地方。
時下中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突出問題，表面看來的確是當日觀點下的文學，然而深究一步，這個當日卻不是意義生活或價值生活的“當日”，而是當日文學的新聞、新聞層面的文學。
什么意思呢？第一，只重視當下出產的作品、出現的文學現象；第二，只注重當下名作家的作品。這樣一來，對以上兩種情況，便模式化地形成了這樣一個論評思路：對名作家作品一般冷言冷語、冷嘲熱諷，有時候糾纏于文本形式主義的挑刺，頓時使人感覺批評怎么就到了用嘴咬以維持生計的地步呢？對新作品、新現象毫無保留地一攬子擁抱，甚至把新等同于創新、等同于希望以至于視為所期待的新經驗。這里面的運思邏輯很清楚，點名批評、惡語相加，其實表達的是文學批評之所以為批評的勇氣，用流行話說，是以對名家作品的“苛刻”支撐批評的尊嚴。同理，擁抱新人新作新現象，一個墊底的批評尺度，不外乎以此來表達批評的寬容和大度。
名家新作有沒有可批評的地方，有，而且大大的有；新作新人新現象有沒有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地方，有，也是大大的有。探討這個問題顯然是個偽命題。關鍵是，我在這兩個極端化的運思當中，體味到的不是批評之所是，而是批評之所非。換句話說，當批評集體無意識般地僅對名家新作可能產生的市場效應進行權衡認定時，當對新東西不約而同地報以體恤的掌聲時，批評所遵循的完全是新聞報道的邏輯規律。因為什么呢？1.一般來講，名家新作一旦出爐，雜志、出版社都有“安全消費”的充足估計，即以保險的平均值購買產品并形成搶占市場份額的壟斷架勢，而批評者正是明里暗里參透了這一點秘密，進而反其道而行之，專打市場最囂張的看點，構成文學規律上的“反高潮”，批評敢于說“真話”、與市場保持距離的意識形態于是得體地建立起來了。也就是說，在這里批評實際是以非文學研究心態實現了掌握批評話語權的轉換，達到了把文學及其批評新聞化的目的。2.這里的“新”特指在“80后”、“90后”中所選的“新”，毋庸質疑，這是對當年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發跡經驗的“路徑依賴”。所謂新，必須具備與大眾消費心理吻合、合拍的元素，而不是拗著這一心理預期的任何闡發。它們可以沒有文學所應有的所有穩定性，但不能沒有“鬧”、“搞笑”、“損人”、“自戀”、“玄幻”、“穿越”、“吐槽”、“灌水”等條件。當然，最好是發現了或者發掘出了人性的某些驚人之處、人生的某些獵奇地方。如此，才方便于以新聞標題的形式一句話道出那么一個格言警句式概念。這意味著，對新的批評，其實就是以文學經驗的名義合情合理地書寫人生的稀奇古怪和人性的玄幻傳奇，并把它們主題化、理論化。
為具體起見，也為著建立切實的語境，要明白晚近我們的文學價值觀究竟徘徊在什么位置，幾位我認為信得過的批評家的“綜述”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大致是，其一，致力于經營人生的精致趣味、打磨人性中所謂容易被忽略的小細節、小情調和小哲理，這一點打通了、想明白了，人生和人性的疑難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二，把“內在性”生活缺失的病根追究到當下中國人信仰的闕如上，于是，主角所能做的就是左沖右突去求證信仰的威力。其三，敘事視野限定在第一人稱“我”的掌控之內，然后發掘我之所以不能的內在原因。結果不出所料，原因找到了，原來阻礙“我”之所以不自由不平靜的一切障礙不在別處，在“我”人性的不夠曠達、沒有放下，直接說，在于“我”的欲望太大。
零碎的價值訴求整合起來，其實正是當下批評不遺余力、不約而同奔去的那個終極目的。首先，有了這樣一個安全的、認為正確的方向，批評的任務于是變得非常微觀、具體，或者說很及物。這就是以迅捷的反應、大膽的個人觀念，給作品的人物塑造“把脈”、給作家的寫作技巧開藥方。總結一下批評的普遍性理路，無非是什么敘述不嚴謹、結構不嚴密，什么人物穿幫、主題模糊，什么古典主義中摻雜著現代主義、浪漫主義中混雜著現實主義，等等。不信，你認真讀讀涉及到《蛙》《一句頂一萬句》《我是潘金蓮》《高興》《帶燈》《六人晚餐》等論評頻率極高的評論文字，有哪一篇不是在句讀層面下功夫、做文章？又有哪一篇不是在認同該作品價值觀的前提下替編輯的工作著急？其次，它們既然差不多都認同此種普遍性價值觀，那么，它們所期待的理想文學藍圖——所謂名家新作中表現得慢的、滯后的、老土的和不新潮的、不直接的、不反叛的，以及半遮半掩的，不很容易到新人新作新現象中找到知音了？兩種本來分布在價值兩級的批評，終于實現了大匯合。原來對名家新作惡語相加、冷嘲熱諷，不是基于當下人文精神的一般狀態，特別是社會結構中的某種令人震驚的斷裂而發，而是為著批評的批評，因為惟有想方設法躲著“政治”，才方便于佐證以上所說的終極目的。對新人新作新現象的極盡褒揚，亦不是為著、基于已有文學史基礎上的突破、深入，只不過僅僅為了擴充文學版圖、增大文學擴容量而已。至于批評是不是揭示了某種流行的寫作程式，是不是反思了某種看起來新實則是《聊齋志異》《康州美國佬在亞瑟王朝》《愛麗絲夢游仙境》等的模式套路，如此這些，差不多都不在今天當日批評的視野之內。
當前批評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面對如此批量生產莫言式“好故事”，如此惟新是追的批評語境，怎么正視猶如海子死后，“十萬個海子”在詩歌中誕生一樣，如何免除獲諾獎的莫言之后，莫言式文學模式的風靡，和“不顧一切的經濟增長”(孫立平語)式文學批評思維的泛濫的問題。不顧一切的經濟增長思維，反映到文學批評，就是批評的新聞程式的套用：選題要有嚼頭，命名要有看點，概念要有獵奇性，批評話語一定要刺耳，最后，這些要素統一于一個閃電式的速度——反應一定要快。如此這般，今天的當日批評，對下面一些重要問題不是逃避便是諱莫如深。
一是對幸福敘事、快樂話語無限神往，那么相反，凡文學敘述涉及政治及經濟學死角的問題采取逃避態度，對講述悲痛的故事、敘述悲劇的話語自然諱莫如深。因為對文學的最高期望值只要僅在人性的小趣味、小圓滿的一個支撐性邏輯是，問題不在現實秩序，而在自身心態。這是放棄在文學中追究“諷刺之鞭”的直觀印證。普希金說，“法律之劍無法到達的地方，諷刺之鞭必定可以到達”。這一角度，放棄文學的諷刺力量，實則是放下了、乃至于在批評建構中刪除了論評對象中本有的尖銳敘事。
二是對獵奇事相好奇，意味著在批評的基本平面上已經默認了書寫正常人生中疑難是陳谷子爛芝麻，緊接著由批評所代言而宣揚的是消費意義上的文學零件，并非消費主義語境中的整體性文學觀照形象。目前來看，批評的這種快速反應，不只是法律無法到達的地方批評無法到達，政治經濟、社會學話語已經到達的地方，批評也照樣無法到達。
在這里追問批評為什么如此之著急是沒有用的。但值得反問的是，批評既然如此火急火燎地上路，甚至忙到恨不能把作家的腹稿都掘出來給評了，那么，一直以來批評者罵罵咧咧的所謂批評的尊嚴盡失，罪魁禍首是誰？究竟該怪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