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浩蕩蕩的深圳寫作大軍中，我認識了厚圃，見證了他從鄉土小說擴展到城市文學的創作過程。厚圃出身于潮汕平原一個書香家庭，早年負笈北方，學習設計，深受藝術熏陶。他人如其名，樸實厚道、沉靜樂觀，視寫作為人生修煉。2006年，他的第一個長篇小說開始在《深圳晚報》連載，標志著他的小說創作逐步走向成熟。可以說，他早期的小說作品多是從童年經驗和鄉土情懷出發，洋溢著濃郁的嶺南文化和潮汕平原的鄉野風情，在文壇獨樹一幟。
　　包容：一種態度
　　有人曾問馬克斯·韋伯，他的“專業領域”是什么，他大發雷霆：“我又不是驢子，哪有什么固定的創作領域。”厚圃也無數次回答過近似的提問：“我是文化上的雜食主義者，傳統文化也好，西方藝術也罷，當然除了繪畫，也還包括了文學、音樂、舞蹈、戲曲、攝影、收藏等等，都拿過來為自己所用，熔一爐而冶。”我稍作梳理，以為厚圃的創作應算得上是一種“包容性創作”。當今許多作家已不再滿足于某一文體的創作，跨文體、跨領域、一專多能成為他們的追求，多元化傾向十分明顯。厚圃寫小說，作散文，攻繪事，舞瀚墨，玩收藏，報紙開專欄，寫雜文時評，豐富的文本融通與共，相得益彰。深圳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歷史背景，又給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創新理念、人文精神和文化特質，加之移民城市本身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決定了他城市文學的創作具有較為廣闊的空間、 較高的自由度和極強的包容性。正因如此，他的小說題材廣泛，涉及離婚、代孕、包養、婚外情、剩女、追債、失業等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或“城市問題”，其中有的為別的作家所遺漏所忽視，有的甚至是他們創作中的“雷池”。厚圃的這些作品多以深圳作為背景，融入了南國風情、傳統文化、西方時尚理念等諸多元素，通過人生的悲歡離合展示了個體生命的靈與肉、愛情與欲望、倫理與意志的矛盾與困惑，挖掘深藏于城市背后的個體欲望和群體精神危機，或撕下了人類虛偽和愚昧的嘴臉，或煥發出人性永恒的輝光，具有較高的思想深度和飽滿的思想力度。
　　小說《契闊》講述一對年輕夫妻的故事，由于妻子遭遇一場車禍幾成植物人，丈夫在靈與肉的兩難決擇中無法自拔。他在不知不覺中，“靈魂也已跨越了某種模糊的邊界”，感情在兩個女人之間移來移去，搖擺不定。海誓山盟、生死不離的傳統道德觀逐漸被饑渴而頹廢的肉體所戰勝，最終成為婚姻和情感的叛徒。而妻子的自殺卻給他的靈魂釘上更加沉重的枷鎖。關于靈與肉、輕與重的道德倫理，沒有比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更透徹的了，但《契闊》卻以中國文化做底，著重于書寫情與義的剝離之痛，如此撼人之作，在當前城市文學中的確難得一見。厚圃植根于傳統文化深處，將枝椏伸向現代城市文明，為當代中國的城市倫理提供了如此鮮活獨特的文本。
　　馮驥才在小說《刷子李》中說道：“手藝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絕活。”幾乎每一個小說好手都有自己的獨特的本領，因此才能撐起門面打開一片天地。厚圃塑造過許多人物形象，卻無一重復。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件中，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姿態活著，因此也形成了各自鮮明獨特的性格。倍受靈與肉煎熬的杜亮，逆來順受的王秀麗，為青春的沖動和無知付出代價的孫婷婷，替人收債、因愛而卷入災難的老寸，在櫥窗前尋求溫暖的小武、最終將自己當牲禮一樣擺上愛情祭壇的馬大力……他們一個個面目模糊地走來，經厚圃的妙手點睛之后獲得了魂魄，活生生地降臨在這座都市里。他們是你的左鄰右舍，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你的前生今世。
　　寬容：一種情懷
　　寬容是厚圃文學創作的另一個特點，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厚圃的敘事倫理上，他總抱著謹慎、嚴肅的態度，有意避開宏大敘事中那種以點帶面、先入為主的模糊人物處理，取而代之的是“去英雄化”的社會與人物價值的度量。他致力于書寫“看不見的城市”(卡爾維諾語)，即一個隱匿著的城市。“宏觀的城市”或 “被批判的城市”用不著作家們去描寫，每天都可以見到媒體大量貶惡揚善的報道。我們所要發現的是“一段自己未曾經歷的過去”，它蟄伏于錯綜復雜的生活當中，把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連接起來，把個體與城市、不幸與歡樂連接起來。文學所要尋找的，或許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視而不見的事物，被我們的理智、情感、目光所照亮的角落，還有潛藏在里面的那些閃著微光的東西。
　　厚圃小說中的人物出身卑微，生存成為第一要義，他們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這臺強大而冰冷的機器里，奮力的掙扎只是為了不愿成為流水線上那些面孔相同、整齊劃一的“產品”，于是坎坷曲折、灰暗朦朧的日子便不可避免地在他們的腳底下無限伸延。在包容的前提下，寬容不失為一種道義的情懷，厚圃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放棄一切成見，讓作品中的人物做回“自己”，在社會里扮演屬于他(她)的角色，在都市中確立自己的表情與位置。他以平視的角度，撥開生活紛繁莫測的迷霧，捕捉時代背景下人物的真實情感，孜孜不倦地以人物的情感和命運建立起具有時代特征的坐標。
　　特別在深圳這樣的移民城市，人與人之間既獨立又相互聯系，既警覺又相互依賴，他們為夢想而來，往往卻在奮斗中迷失方向，忘卻了此行的目的。在厚圃的小說中，男女主角大多帶著不確定的命運，倉促狼狽或一身光鮮地被推向舞臺的中央，最終卻不知如何收場。《喜酒》中的剩女蘇紈，在愛與不愛、選擇與被選擇中經歷了人生的低谷，最后作者將他的觀察和同情放大到城市人的普遍性上，“要是在歲末，你恰好經過深南大道，也許你會看到一個纖細的女子目送著來來往往的車輛，淚流滿面。請不要驚訝，她也許就是蘇紈或者像蘇紈一樣的女子。”
　　《只有死魚才順流而下》的主人公老寸一心發展他的追債事業，憧憬著美好的未來，最終卻一敗涂地。小說中有個情節令人難忘：清晨女房東敲門催租，老寸說待下個月一起給她，股票還沒賣掉，然后他“心里空得像條被掏掉了五臟六腑的死魚”，為了給自己打氣，他不停給自己耳光，一遍遍地打氣：“你不是死魚”——將城市打拼者承受重壓后所產生的生存欲望的強烈反彈，表達得既真實又富于象征意味。
　　在厚圃的文字里，無時不傳遞著一種俗世的溫暖，它如一壺燙好的老酒，滲透進我們的脈管里，讓熱血奔騰于周身。他以包容、謙和的心態，感性的筆調展開敘事，對這些掙扎在生活底層的人物寄予脈脈溫情。這是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對生活夯實而豐厚的膜拜，還有對社會現實和生活現場的深切反思。我一直以為，具有反省能力的作家才能不斷刷新目光，攀登一個又一個藝術高峰。厚圃的創作之所以獨特于當下，不僅在于他塑造出了真實而又典型的人物，給讀者提供了引人入勝的情節和耐人尋味的細節，還在于他通過文學創作，彰顯出一種深厚的倫理精神和悲憫的人文情懷。即使在那些充滿反諷精神和批判力量的作品中，我們依然能夠看見他那充滿善意、謙恭和溫情的目光。
　　當然，寬容并不意味著懦弱和妥協，相反它是更為宏大深刻的批判，它需要具有一種面對黑暗邪惡追根溯源的勇氣，也同樣需要作者擁有一種內省的勇氣，以達到替無辜個體執言、還其清白的目的。小說《王秀麗，你別哭》，取材于借腹生子這一社會現象，其中包含了諸多無奈與辛酸。為挽救親人，王秀麗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替人代孕；為了讓親人放心，王秀麗編織善意的謊言。不難看出，王秀麗是一個善良的弱者。小說的結尾耐人尋味，引發一個弱女子為之獻身的，不過是一場醫療事故，結局給我的感覺，就好像莫泊桑小說《項鏈》，當福雷斯蒂埃太太向羅瓦賽爾太太道明那串項鏈是假的，如兜頭一盆冷水，讓人冰涼透底。中篇新作《閉上眼睛你能看見什么》，更是超越習常狹隘的視角和道德標準，以爽利簡潔的語言單刀直入，血淋淋地解剖當今中國貧富階層對立的社會現實，如一道閃電掀開人性丑陋而又無奈的暗角，將不可告人的秘密攤曬于強光底下，揭示了國人心靈急遽衰老和欲望膨脹裂變，正緣于內在信念的全面崩潰，讀來讓人驚心錐心，雖掩卷多日，那個憨厚得近乎冒傻氣的馬大力仍以其獨特的個性、鮮明的輪廓、真實的溫度而活在我記憶的深處。
　　從容：一種風格
　　厚圃包容的氣度和寬容的情懷，鑄就了他從容的寫作風格，這3個方面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系。有些人以為，城市文學就是褪去鄉音的城市新語言，是燈紅酒綠的迷醉夜晚，是酒吧、舞廳、MALL、豪車別墅、網絡、一夜情的奢侈生活，是金錢至上、人情冷漠、唯利是圖的心理，因而，投射到文學創作中，自然是彷徨、急促、浮躁的。事實上，城市只是一層外殼，文學作品最終要歸結于具體的人和事，以及他們內在之間的關系，離開這些，不可能妄談什么城市文學的“經典之作”。千人一面的敘述模式、老套的語言和扁平的人物形象，就已經讓閱讀者失去了看下去的興趣和耐性。同樣是城市寫作，我很佩服張愛玲的文字，她的從容、細膩，并由此溢出的獨特氣息都令人癡迷。厚圃的語言生動、富于張力自不必說，其小說味也別具一格，我愿意把它稱之為“煙火氣”(借用他的同名中篇小說)，一種出自于深圳這座南國都市的熱烈氣息。厚圃表述的從容，與他心目中的深圳存在著必然的關聯，那是一座生活著并將繼續生活的城市，一座離得很近卻感覺很遠的城市，一座披著華麗宏大外衣卻包藏著瑣碎微妙的人情世故的城市，一座日夜上演精彩好戲卻說不準哪天自己也成為主角的城市。厚圃沒有一味悲悼昔日的文化傳統，也沒有把農村城市化視為洪水猛獸，沒有加入高聲贊美的行列，也沒有以救世主的姿態販賣廉價的悲憫，他冷靜，篤定，自尊，既投身于深刻的都市生活體驗，觸摸城市的筋骨與脈絡，又能夠擺脫世故、尖刻、懷疑、自戀的糾纏，從容開辟出獨立自由的創作之路。
　　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認為，多元化的城市散發著某種有利于寫作的思想物質，大部分當代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作品都同城市生活相聯系。深圳是一個新興城市，一個知識涌動、活力澎湃、朝氣蓬勃的城市，給藝術家們提供了新的課題，也給小說創作提供了嶄新獨特的視角。包容，寬容和從容，為厚圃專注于城市文學的創作打通了筋脈，拓展了無限的空間和可能，正因如此，我們對他有了更高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