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上的女人們》顧艷/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25年1月

 

浴火重生：從米婭形象塑造看唐人街新一代華裔女性的成長

——評顧艷長篇小說《唐人街上的女人們》

 

作者：謝玉娥

 顧艷2022年3月攝于華盛頓特區唐人街

 

“唐人街”作為海外華人聚居地，在有關題材的作品中不斷被提及，但以唐人街上的女人們為聚焦點的作品，似乎不多。近期，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顧艷的長篇《唐人街上的女人們》，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新的門窗。小說以華盛頓“唐人街”為著眼點，通過主人公米婭的形象塑造，書寫唐人街兩代女性的人生命運，探尋了新一代華裔女性的成長與“自我救贖”之路，她們曾有的理想、愿景與奮斗，難免的幼稚、困惑與局限，及跌倒后的反思、警醒與認知，傾注了作者對海外華人女性群體的關注和思考。

小說中，米婭的成長作為故事主線在多重敘事中展開，其中母女關系的書寫貫穿始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父母移民到美國的上海女孩米婭，長大后與母輩在許多方面都難以認同，這突出表現在母女相處的關系中。她們是親人相依為命，又形同姐妹、無尊卑之分，但彼此卻難以理解、溝通。米婭是獨生女從小被父母寵愛，父親早逝后被母親全力愛著，叫她閱讀中文書、用中文寫作文，在家里不準說英語，反對與洋人談戀愛。母親生活節儉，卻總想給女兒做好吃的，為她做飯洗衣收拾房間。米婭享受著母親的照顧，但不想聽媽媽嘮叨、總想逃離。母親一直保持著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自己做飯，聽不進女兒的建議，退休后感到無聊孤獨、戀舊守舊，只盼著女兒早日出人頭地。她執意干涉女兒的婚戀，掌控欲依然強烈。為此，母女經常吵架、甚至打罵。自認為一心為女兒好的母親，最后總是無可奈何地認輸，因此米婭與母親的話越來越少。

 米婭與母親的關系，集中體現了母女兩代不同的人生觀、婚戀觀，以及在文化背景、身心體驗和思想認識上的較大差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已經長大的米婭其成長道路不是一帆風順，從某種角度講，女性的成長與女性對自我、對男性的認知分不開。小說中米婭與幾位異性的交往，清晰地呈現了主人公米婭的成長軌跡。

享有戀愛自由的米婭，隔著自家公寓樓房間的窗口，先后認識、交結了在對面樓上同一房間居住過的大衛和斯蒂夫，在對方的“吸引”“誘惑”下，她無視“家規”，巧妙地躲過母親，開始了秘密的戀愛、交友。在美國長大的米婭，對“從一而終”“失身”等陳舊的性別觀念，已不屑一顧，她愛己所愛、行己所愿，但骨子里依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為自己到底是“好女孩”、還是“壞女孩”而糾結。

在她“偷吃禁果”、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感快樂或身心快感時，憂心自己不再是“處女”，對主動、大膽與異性交往的行為產生困惑，弄不清自己是被“誘騙”、還是“勾引”了對方。當她沉浸在與英俊的混血男人——她就讀的醫學院解剖學老師大衛的相戀中，對方卻冷靜地告訴她自己“已婚”、“不能娶她”時，她有“被拋棄”的感覺。當與第二個男友、對面房間住的英國男人史蒂夫的交往被母親發覺、人也不知所終時，她有過“被騙”的感覺。與異性的一次次交往和失敗，使米婭長了見識，腦子逐漸清醒。當第三位男子——她認識、并產生了好感的臺灣商人曹鵬飛也出現在對面房間時，米婭改變了自己，把交往約定從“窗口”移向了窗外。小說對“窗口”這一情景的設置很巧妙。隨著故事的發展，對面的房子最后變成了米婭的診所，當她從這個房間的窗口、望向自家的窗口時，內心不禁感慨萬千。

米婭的父母是到美國留學的中國知青一代，她繼承了長輩的自強和奮斗精神，也有一些好高騖遠。本科畢業后她順利考取喬治城大學醫學院學習腦外科，并獲得獎學金，后在一家腫瘤醫院做見習醫生，并申請了住院醫師，立志當一名優秀的骨科醫生，希望通過解剖來創造奇跡。在醫院值班她盡職盡責，成功地處理過一些急診手術，并熟練地給患癌癥的大衛主刀。但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面對醫院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不公平對待，她難以克制自己的“本能”，將不滿、義憤和嫉妒情緒發泄到了工作中，值夜班時分心、開錯藥，受到譴責和處分。她感到不公平，對舉報她的同學麥琪嫉妒仇恨。因為對麥琪的升遷等行為極度不滿，致使矛盾激烈、心理失控，發生了不該發生的“殺人”事件。

之后，被判刑入獄的米婭進入“修整期”，開始洗心革面，在獄中她拿起針線鉆研縫紉，見識了女犯人的另類人生。她開始寫日記與自己對話，反思以往走過的路，認真思考自己的人生。米婭的獄中“寫作”，是她拯救自我的一種有效方式，也是作者以“女性寫作”為特殊的女性群體，實施自我救贖的一劑良方。面對前來看望她的母親，米婭喊著“媽媽”、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淚，母親成為她可靠的心理情感支撐。看到男友、臺灣商人曹鵬飛捧著鮮花來看她，她很感動，也深愛這位男友，但出獄后主動提出與他分手，認為自己“不配”。獨立、自主的人格使米婭對婚姻保持了清醒。

米婭是一位有志向、有追求、有膽量的現代女性，她努力勤奮，對解剖用的尸體不害怕不恐懼。她我行我素、興趣廣泛，曾和同學賣藝做慈善。她喜歡散步、讀書、聽音樂，與同學聊天、逛街、購物、跳廣場舞會，她自戀、欣賞自己，有獨特的藝術品位和審美眼光，叛逆而前衛、灑脫隨意。情緒不穩時她聽交響樂讓心情放松，與上海女孩趙紅逛街，排遣寂寞，與艾瑪一起聽音樂會、逛精品服裝店，感受時尚和新鮮，與麥琪上教堂聽贊美詩、祈禱，在痛苦中尋找解脫。

遇到喜愛的漂亮衣服會大方出手、即使手頭拮據也不虧待自己。她和朋友出入舞廳、酒吧、商廈，有時喝得醉醺醺，認識不清現實中的自己而心境迷茫。她的幾位女友已先后離開了唐人街：會彈鋼琴的女孩遠嫁法國，同學艾瑪嫁了一位婦產科同行，開始新的生活；人體模特趙紅因拒絕多付幾美元車費，在平安夜被司機殺害。其中，與同學麥琪的關系演變，是小說著力表現的，也是導致米婭跌入人生低谷的關鍵一環。

來自溫州、父母做生意的麥琪，因被米婭嘲諷有“銅臭氣”而心里生分，她們在同一所醫學院學習、同一家醫院上班，同住愛華公寓樓，但關系似近又遠。麥琪在醫院受到性騷擾，她很想報警、又感到恐懼，被狡黠的大老板周強盯上、糾纏。面對女性遭遇的性侵犯問題，她們感到困惑、憂心。麥琪反感當性工具，但經不住物質的利誘、被人議論。后來麥琪與醫院新到的主任、優秀腦瘤專家杰夫結婚，搬出唐人街，住進了當地最繁華地段的公寓樓。

麥琪主刀分離連體嬰兒的大手術獲得成功后成為名醫，米婭卻常被新主任當眾羞辱。米婭對新主任高超的醫術真心佩服，但對麥琪又羨慕又嫉妒又憤憤不平。她們截然不同的人生，成為唐人街女性的典型個案。在舊金山教堂，當牧師贈送麥琪“愛心”禮物時，她有些羞愧、不安。小說以婉轉的手法，表達了作者對唐人街女性不同人生的全面關注。

米婭性格中最可貴的是她在逆境中的不屈服，即使被人視為“勞改釋放犯”，婚姻、事業處于困境，她也絕不會為婚姻而婚姻。她堅持要找“魂和性”融合一起的伴侶，對追求她的唐卡醫生因為沒感覺、還有點討厭，始終保持著距離。當她不能再回原來的醫院上班后，果斷決定自立門戶開診所，靠自己的專長立足于社會，在新冠疫情爆發后首先走上第一線。她認真工作、勇于擔當的精神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和信任，成為一名優秀的專業醫生，也改變、影響了母親等前輩華人的認知。米婭，猶如一只浴火重生的鳳凰，在經過人生的歷練后重新振起了雙翅。小說對米婭成長的傾力描述，表達了作者對迷途知返女性的真誠關注。

記得一位名人說過：“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從某種角度講，女性的成長是一個不斷認識自我、審視自我，繼而提升自我的過程。在米婭的成長環境中，家庭、鄰里、唐人街，學校、醫院、教堂，商場、精品店、及咖啡館、音樂會、舞廳等文化娛樂場所，對其思想品格、言行認知產生著不同的影響，可謂八面來風、文化多元。

小說中米婭多次到教堂去的情節不可忽視。

在異域他國生活，并非“教徒”的米婭，在遭遇了系列挫折，心情困頓、精神幾乎要崩潰，渴求心靈的安頓和寧靜時，信步來到了一座教堂正前門，在這里遇到了她心中的愛人曹鵬飛。他們“心有靈犀”，相互被看見。米婭的“自我救贖”跨越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人的傳統門檻，以弘揚“博愛”精神為宗旨的基督教對曾誤入迷途的米婭以一種新的人生啟迪。她對自己的“原罪”——人性之惡，進行了深刻反省。就此，小說從性格發展、心里變化和精神人格等多方面完成了對主人公形象的成功塑造。

遍布于世界的“唐人街”現名“中國城”，是海外華人的精神文化家園。小說《唐人街上的女人們》中匯聚了諸多中國文化符號。愛華公寓樓，中國牌坊、彩繪中國龍和十二生肖圖案，中餐館、中藥鋪，太極拳、漢字書法、中國傳統民間樂曲，中國農歷新年、紅燈籠、紅雙喜書法等節慶禮俗文化和游戲節目。

米婭和母親租住的公寓樓里有不少上海人，喜歡炸酥魚的隔壁老李和他嗜好交誼舞最后死于心梗的妻子張嵐；母親的同學、居住五樓的陳姨和她丈夫，還有幾個上海老頭老太，大家其樂融融。分享美食，聊天、打牌、搓麻將、打太極，有事鄰里相助，有時明知違法也不報警。有人喜歡偷窺竊聽、說長道短，有的愛看別人家笑話，米婭落難時熟悉的鄰居都唯恐避之不及。

唐人街有濃濃的家鄉味，熟悉的中國話。中國人開的五金店、服裝店、洗燙店、小吃店，開水果鋪的廣東佬；開快餐店的福建人廖斌，與米婭的母親曾有過短暫的黃昏戀。隨著歲月的流逝，唐人街上的中國人越來越少。小說最后，米婭將診所搬到了市中心街上，面積擴展、人員增添，許多病人慕名前往，唐人街已難以承載她人生事業的繼續發展。米婭的母親米魯也在“成長”，她不再著急女兒的“終身大事”，只要活著就好。她是唐人街上留守的一代，在這里，她感覺就像在上海一樣。

唐人街是海外華人一處流動的營地，隨著華人族群的發展變化，唐人街女性的命運發生著變遷。新一代女性通過不懈的努力奮斗，較高的學歷水平和專業特長，使她們的職業選擇和人生道路更加寬闊。唐人街華裔知識女性與中國廣大女性群體有著內在的血脈聯系，她們的生存命運應該受到文學的關注。就此，顧艷的《唐人街上的女人們》，在同類題材的作品中具有新的探索意義。

作者簡介：謝玉娥，河南大學文學院研究館員。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