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之聲與大眾之詩

——論“新新詩寫作”與“新大眾文藝”的互文性建構

 

作者：楊迪斯  素心蘭

 

6月12日，由《詩刊》社、湖南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首屆新大眾詩會暨中國詩歌網成立十周年座談會在湖南省湘潭市舉行，探討新大眾文藝的新發展。6月13日《浙江日報》中國文藝網新媒體《文藝評論》，特邀不同領域的專家，從創作、傳播、審美、價值、技術、產業及出海等多角度，進行一次新大眾文藝筆談。編者按稱：誰在繪制當代文藝的新版圖？答案正從專業創作者，轉向無數普通人。如今，新大眾文藝打破了傳統邊界，讓每個人既是受眾，也是創作者、參與者、分享者，億萬人的創作能量前所未有地奔涌，種種表達競相綻放，堪稱人民文藝的“繁花時代”。

詩歌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文學形式之一，始終在尋找與時代對話的最佳方式。2007年洪燭與郁東提出的“新新詩寫作”與2025年6月《詩刊》社倡導的“新大眾文藝”，看似相隔十八年的兩個文藝概念，實則構成了一組富有啟發性的互文對話。本文將從理論淵源、實踐路徑與時代價值三個維度，探討這兩種文藝主張如何在數字時代共同構建中國詩歌的新型生態。

 

一、理論譜系：從“和諧”到“大眾”的詩學嬗變

洪燭與郁東在2007年8月首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期間提出的“新新詩寫作”主張，以“人與世界、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寫作”為核心，這一主張具有深遠的理論淵源。回望中國詩歌傳統，從《詩經》的“國風”到漢樂府，從唐代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到1930年代中國詩歌會的“大眾歌調”，人民性與現實關懷始終是優秀詩歌的內在質量。“新新詩寫作”將這一傳統置于當代語境中重新啟動，其提出的“生活即詩學”（“偉大即平凡”）與“詞語還原”（“讓每一個詞語都還原她的本質”）等原則，既承接了古典詩學的“興觀群怨”傳統，又融入了現代性的反思維度。

“新大眾文藝”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這種人民性詩學。李敬澤指出，新大眾文藝是“中國現代以來文藝的‘人民性’道路在新時代的賡續和發展”。這種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創作主體的擴展，從專業作家到“保潔員、保安、石匠、瓦匠”（謝有順）的廣泛參與；其次是傳播方式的變革，依托互聯網平臺實現“人人都是藝術家”（郝向宏）；最重要的是文藝功能的重新定位，詩歌不再僅是審美的對象，更成為“共建和諧社會”的文化實踐。歐陽友權對網絡文學的分析同樣適用于此：這種新文藝形態“真正從創作、傳播、消費、影響等多維度、全鏈條上，創造性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

兩種理論雖然產生于不同時期，但共享著相似的問題意識：在語言日益“陌生化”（洪燭）的時代，如何讓詩歌重返大眾的精神生活？在媒介變革重塑文化生態的今天，如何保持詩歌的公共性與現實介入能力？它們的回答也高度一致：回歸生活現場，重建詩與人的和諧關系。

 

二、實踐路徑：媒介變革中的詩歌民主化

理論的活力在于實踐。“新新詩寫作”與“新大眾文藝”之所以能形成呼應，關鍵在于它們都發展出了適應時代需求的實踐路徑。

創作主體方面，“新新詩寫作”向往唐代詩人“在朋友中間，在群眾之中”的創作狀態，這種理想在“新大眾文藝”中得到了實質性突破。中國詩歌網等平臺孵化了大量如農民詩人景淑貞、務工詩人溫雄珍這樣的“素人寫作者”，他們以“肉身經驗”（謝有順）寫作，讓詩歌真正回到了勞動現場。這種創作不僅打破了專業壁壘，更重要的是改變了詩歌的知識生產方式——當一位元電工寫停電后的城市，一位護士寫ICU里的生死，詩歌獲得了專業作家難以企及的經驗真實性與細節感染力。

語言創新方面，兩種主張都強調對生活語言的吸納與轉化。“新新詩寫作”呼吁“用生活的語言，用民眾的語言，用時代的語言”，這一理念在“新大眾文藝”中發展為對方言、行業語、網絡用語等多元語言資源的創造性運用。李少君倡導的“工地腳手架間的節拍”與洪燭、郁東提出的“從沙灘拾貝殼加工工藝品”異曲同工，都是要讓詩歌語言重新扎根于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經驗。

傳播方式上，“新大眾文藝”借助數字技術實現了“新新詩寫作”未能充分展開的傳播理想。短視頻詩歌、交互式詩歌、AI生成詩歌等新形式的出現，使詩歌從“小眾化的題材”（景淑貞）變為5億網民參與的日常文化實踐。張頤武觀察到的“新大眾文藝出海”現象尤其值得注意：當中國的網絡文學、微短劇、國風游戲走向世界時，其中包含的詩意表達也在參與塑造全球受眾對“酷中國”的想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實踐不是簡單的技術決定論。范志忠對電影命運的思考同樣適用于詩歌：在AI時代，傳統文藝形式的存續取決于其“是否還能夠保持創新的活力”。《狂野時代》與《哪咤之魔童鬧海》的成功表明，真正有力的文藝創作能夠融合技術創新與人文深度。這也正是“新新詩寫作”與“新大眾文藝”共同追求的方向。

三、時代價值：重建詩與生活的辯證法

在理論旅行與創作實踐之外，“新新詩寫作”與“新大眾文藝”的深層意義在于，它們共同響應了這個時代的文化困境，并嘗試提出中國式的解決方案。

首先是對抗現代性帶來的“原子化”傾向。李敬澤指出，新大眾文藝需要幫助大眾“抵御‘原子化’傾向，有效建立起普遍的認同和連接”。這一目標與“新新詩寫作”追求的“人詩和諧，相共相生”不謀而合。當務工詩人王計兵寫下“文學是落在我生命空地上的一場大雪”時，當農民詩人用方言吟唱土地的故事時，詩歌確實成為了重建社群紐帶的文化媒介。

其次是重構精英與大眾的辯證關系。劉大先注意到，新大眾文藝中的“‘大眾’需要與‘大眾文化’中的‘大眾’有所區別”，它既非完全被動的消費者，也不是浪漫化的民間想象，而是“主體與客體、理性與感性、政治與經濟、生命與精神”的多元復合體。洪燭與郁東的“新新詩寫作”提出的“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間的橋梁”同樣試圖超越這種二元對立。二者的共同智慧在于：真正的詩歌民主化不是削峰填谷，而是在保持藝術高度的同時拓展參與廣度。

最重要的是對“中國式現代性”的文化表達。從洪燭對唐詩黃金時代的追慕，到張頤武對“酷中國”國際形象的分析，兩種理論都隱含著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探索。在AI重構人類表達方式的今天，這種探索尤為迫切。郝向宏引用的馬克思預言——“人人都是藝術家”——正在成為現實，但這一進程需要文化自覺的引導。“新新詩寫作”的“和諧”理念與“新大眾文藝”的“人民性”原則，或許正是這種文化自覺的詩學表達。

作為文化實踐的詩歌，回望2007年首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洪燭與郁東提出的“新新詩寫作”與2025年湘潭詩會的時代呼聲，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一條中國詩歌現代轉型的思想軌跡。這條軌跡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復歸，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摹仿，而是在古今中西的對話中探尋詩歌的當代可能性。

“新新詩寫作”與“新大眾文藝”的相遇表明：詩歌的生命力永遠來自它與生活的創造性張力。當洪燭將詩比作“塵世上空的吸塵器”時，當謝有順呼吁“讓無聲者發聲，讓小聲者發大聲”時，他們都在強調詩歌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能力——凈化精神、賦權邊緣、凝聚認同。在算法日益主導我們注意力分配的今天，這種能力顯得尤為珍貴。

未來詩歌的樣貌或許難以預測，但可以確定的是，只要堅持“生活即詩學”的創作原則，堅守“人民性”的價值立場，充分釋放“媒介融合”（劉大先）的創新潛力，中國詩歌必將在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程中發揮獨特作用。那時，“新新詩寫作”向往的“人類上空的和諧之聲”與“新大眾文藝”追求的“人人可詩，詩為人人”，或將實現更高層次的辯證統一。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