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袁竹作品看歷史人物的文學重構與經典化路經

 

李櫟

 

一、歷史人物重構的敘事策略深化

 

在《一代宗師黃賓虹》（“喜馬拉雅”連載）中，袁竹所構建的敘事時空并非簡單的線性鋪陳，而是如同黃賓虹筆下的山水長卷，充滿了層次感與縱深感。當站在黃賓虹嘉德拍賣行的展廳這一現代場景中，周圍是喧囂的人群和高昂的競價聲，而他的思緒卻能穿越到過去，回到那些在畫室中與筆墨為伴、在山林間與自然對話的孤寂歲月。這種時空的交錯與疊印，不僅讓讀者感受到了歷史的厚重與滄桑，更深刻地揭示了藝術在不同時代所面臨的境遇。

 

黃賓虹生前的慨嘆 “我的作品，要五十年后才真正會為人所認識！”，如同一把鋒利的匕首，刺破了藝術市場的浮華表象。袁竹通過這樣的歷史錯位處理，并非是要刻意制造戲劇沖突，而是試圖引導讀者思考藝術價值的本質。在當下這個快節奏、重功利的社會中，人們往往習慣于用價格來衡量一件藝術品的價值，卻忽略了藝術本身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文化底蘊。黃賓虹的作品在他生前不被認可，并非因為其藝術水平低下，而是因為他的藝術理念超越了當時的時代認知，他所追求的是一種更為高深、更為純粹的藝術境界，這種境界需要時間的沉淀和人們審美水平的提升才能被真正理解。

 

袁竹對黃賓虹藝術創作孤獨性的強化，從多個維度展開。在描寫黃賓虹早年研習傳統繪畫的過程中，他并非像其他畫家那樣一味地模仿古人，而是在臨摹的基礎上不斷思考、不斷探索。他常常獨自一人在畫室中待到深夜，面對古畫反復揣摩，試圖從中汲取營養并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這種孤獨并非是被迫的隔離，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是藝術家為了追求藝術真理而付出的必要代價。

 

同時，袁竹也著重展現了黃賓虹美學的前瞻性。在當時的藝術界，大多數畫家還沉迷于傳統繪畫的技法和程式，而黃賓虹卻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將傳統繪畫與現代審美相結合，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他提出的 “五筆七墨” 理論，不僅豐富了中國山水畫的表現手法，更對后世的繪畫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前瞻性的美學思想，在當時無疑是異類，也使得他的作品難以被大眾所接受，但卻為中國山水畫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而黃賓虹價值的滯后性，在小說中通過與其他同時代畫家的對比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當時有些畫家憑借迎合市場的作品獲得了名利雙收，而黃賓虹卻始終堅守自己的藝術信念，不為外界的誘惑所動搖。他的生活雖然清貧，但內心卻充滿了對藝術的執著與熱愛。這種對比，讓讀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差距，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黃賓虹作為一位真正藝術家的高尚品格。

 

在《大文豪魯迅》（“喜馬拉雅”連載）中，袁竹的敘事策略則呈現出另一種風貌。他以 1881 年紹興周家宅院的感官宇宙為切入點，將魯迅的降生置于一個充滿東方美學意蘊的氛圍之中。晨光、桂樹、香氣，這些看似平凡的元素在袁竹的筆下被賦予了特殊的象征意義。桂花的醇厚香氣如同陳年的美酒，象征著魯迅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蘊；而金黃色的陽光則寓意著希望與新生，預示著魯迅未來將在黑暗的中國大地上播撒光明。

 

袁竹以植物意象為符號系統的敘事策略，在魯迅少年周樟壽的命名儀式中達到了頂峰。“樟” 樹四季常青、枝干粗壯、根系深扎大地，祖父希望周樟壽能像樟樹一樣堅韌不拔、堅守自我。這一命名不僅體現了家族對魯迅的期望，更暗示了魯迅一生的精神品格。在后來的成長過程中，魯迅無論面對何種困難與挑戰，始終保持著內心的堅定與執著，如樟樹般在風雨中屹立不倒。

 

袁竹通過這些細膩的描寫，構建了一個完整的隱喻結構。魯迅的精神根系深植于傳統文化土壤，他從小受到的傳統文化教育，如四書五經的熏陶、家族禮儀的影響等，都成為了他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他的思想枝葉卻能刺破現代中國的蒼穹，他以犀利的筆觸批判社會現實，以深刻的思想喚醒民眾的覺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這種對魯迅精神世界的挖掘與呈現，讓讀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這位文學巨匠的內心世界和精神追求。

 

二、文化記憶的當代轉譯與激活拓展

 

《三星堆：青銅戀歌》（“起點中文網”連載）作為一部在地奇幻小說，袁竹在其中進行的文化記憶轉譯與激活實驗，可謂是大膽而富有創意。小說開篇對三星堆博物館的描寫，就充滿了神秘與奇幻色彩。雨珠在玻璃上的折射讓青銅神樹頂端的太陽鳥仿佛振翅欲飛，這一細節描寫并非簡單的寫景，而是袁竹為古蜀文明注入靈性維度的巧妙手法。它打破了人們對考古文物的固有認知，讓冰冷的青銅器物仿佛擁有了生命。

 

新出土縱目面具的 CT 掃描結果，“其表面的孔雀石結晶、氧化膜與硫化亞銅層的異常重疊，以及眼部穿孔處顯示出的神秘陰影”，這些看似科學實證的描述，實則為古蜀文明蒙上了一層更加神秘的面紗。袁竹并非是要否定考古學的科學性，而是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拓展人們對古蜀文明的想象空間。考古學往往注重對文物的物質屬性和歷史背景的考證，而袁竹則更關注文物所承載的文化記憶和精神內涵，他希望通過文學的手段，讓這些沉睡已久的文化記憶重新煥發生機。

 

袁竹的奇幻書寫并非天馬行空的隨意想象，而是建立在嚴謹的文化考古學根基之上。在描寫主人公穿越到古蜀時期參與青銅鑄造的情節時，他對青銅鑄造工藝的描寫展現出了驚人的專業水準。“袁竹運用現代的青銅鑄造知識，如提出改用草木灰調節陶范透氣性、采用‘將軍盔’熔銅法等，與老覡所代表的古蜀傳統工藝發生碰撞”，這些細節描寫都是基于三星堆真實的考古發現。袁竹通過這種方式，將現代科學知識與古代工藝技術進行對話，不僅讓讀者了解到了古蜀文明的高超工藝水平，更展現了不同時代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碰撞。

這場現代與傳統的工藝沖突，實質上是兩種文明認知模式的較量。老覡所代表的古蜀傳統工藝，是古蜀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下來的經驗與智慧，它蘊含著古蜀人對自然、對材料的敬畏之心。而袁竹所提出的改良方案，則體現了現代社會對效率、對創新的追求。袁竹通過這種沖突的描寫，并非是要評判哪種認知模式更為優越，而是試圖探索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實現傳統與創新的平衡。這種思考對于當下的文化傳承與創新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小說中的時空對話機制是袁竹激活文化記憶的又一重要手段。主人公右眼金化后獲得 “看見重疊時空” 的能力，這一設定看似荒誕，卻為勾連古今提供了巧妙的敘事樞紐。當主人公在荒原遭遇古蜀騎兵，發現他們與青銅器物有神秘關聯，自身也覺醒神樹紋時，讀者仿佛看到了古蜀文明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神秘聯系。青銅官道上，主人公感知到神樹心跳，與古蜀都城產生共振，這種超現實的描寫讓讀者感受到了古蜀文明的強大生命力，仿佛那些遙遠的歷史場景就在眼前重現。

 

物質符號的敘事轉化在小說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玉玦拼圖既是情節發展的關鍵線索，又是情感的載體。“玉玦公主與袁竹各自擁有半塊玉玦”，這半塊玉玦不僅連接著兩人的命運，更象征著古蜀文明的傳承與延續。當兩塊玉玦拼接在一起時，顯現出的銘文仿佛是古蜀文明向現代社會發出的密碼，等待著人們去解讀。一支現代鋼筆神秘嵌入大祭司權杖，“筆帽上刻著的‘袁’字與鼎壁新出現的古蜀文字完全一致”，這一細節更是將時空的錯位展現到了極致，暗示著古今文明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聯系和交流。

 

袁竹通過這些物質符號的轉化，讓古蜀文明的文化記憶不再是冰冷的文物和枯燥的文字記載，而是變得鮮活而生動。這些符號成為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讓讀者能夠跨越時空的阻隔，與古蜀文明進行近距離的對話。這種對文化記憶的激活方式，不僅豐富了文學作品的內涵，更讓人們對古蜀文明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深入探索的欲望。

 

三、逍遙美學在文學中的多維實踐拓展

 

袁竹作為逍遙畫派創始人，將其書畫美學融入文學創作，形成了獨特的逍遙美學體系，這種美學體系在其作品中呈現出多維的實踐形態。在《一代宗師黃賓虹》中，對黃山意象的描寫堪稱典范。“畫面上，黃山巍峨聳立，云霧繚繞，仿佛能聞到山間清新的草木香氣，聽到遠處瀑布水聲轟鳴。” 這里運用的通感修辭，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寫景技巧，更是袁竹將山水畫的 “散點透視” 法巧妙轉化為文學敘事的體現。

 

在這段描寫中，讀者的視角可以自由地在黃山的整體山勢與山間的細節景物之間切換，一會兒是宏觀上黃山的巍峨雄偉，云霧的彌漫繚繞；一會兒又是微觀上草木的清新氣息，瀑布的轟鳴聲響。這種敘事方式如同欣賞一幅徐徐展開的山水畫卷，讓讀者能夠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黃山的美，獲得一種身臨其境的審美體驗。這種將書畫思維融入文學抒寫的方式，打破了傳統文學敘事的局限，為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的活力。

 

袁竹獨創的 “豹紋斑”“牛毛紋” 皴法在文學領域的轉化與運用，更是其逍遙美學的一大亮點。在《三星堆：青銅戀歌》中，青銅器表面的裝飾紋樣不再僅僅是考古學意義上的描述對象，而是成為了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元素。“青銅胄殘片復原圖上的紋飾”“青銅箭鏃的形制” 等，都與主人公的命運和故事的走向緊密相連。

 

當主人公發現自身覺醒的 “神樹紋” 與青銅器紋飾同源時，這些原本冰冷的物質紋理瞬間轉化為了富有生命力的生命符號。這不僅體現了袁竹獨特的藝術思維，更實現了書畫與文學之間的深度互文。“豹紋斑” 的粗獷與靈動、“牛毛紋” 的細密與綿長，在文學敘事中轉化為了不同的情感氛圍和情節節奏，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感受到如同欣賞書畫作品般的視覺美感和藝術張力。

 

袁竹將中國畫精髓 “寫意” 與世界主流藝術抽象元素相結合的理念，在小說中體現為現實與超現實意境的巧妙交融。在《大文豪魯迅》中，少年周樹人夜讀的場景描寫：“桐油燈芯爆開的燈花在墻面上投下搖曳的巨影，那些四書五經的文字仿佛在紙面上游動，匯聚成一條蜿蜒的墨色河流。” 這里，寫實的燈光與抽象的墨河相互映襯，營造出了一種虛實相生的美學空間。

 

桐油燈芯爆開的燈花是現實中可感的細節，而文字匯聚成墨色河流則是超現實的想象。這種融合不僅讓讀者感受到了夜晚讀書時的靜謐氛圍，更暗示了知識傳統的沉重與思想變革的涌動。四書五經代表著傳統的知識體系，其文字匯聚成的墨色河流，既象征著傳統知識的博大精深，也暗示著它對人的束縛；而燈花投下的搖曳巨影，則仿佛預示著即將到來的思想風暴。這種對抽象元素的文學轉化，展現了袁竹豐富的想象力和獨特的藝術表現力。

 

逍遙美學的核心之一 —— 留白藝術在袁竹的小說中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一代宗師黃賓虹》中，陸抑非拒收畫作的段落，寥寥數語卻蘊含著無窮的意味。“畫家友人陸抑非，深知黃賓虹的才情與不易，曾將自己多年使用的一堆禿筆贈予他。黃賓虹對此感激不已，他將自己精心繪制的畫作作為回禮... 然而，陸抑非卻婉言拒絕。” 這段文字中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也沒有對人物內心的直接描寫，但其中所蘊含的情感張力卻十分強大。

陸抑非為何拒收畫作？是因為藝術觀念的差異，認為黃賓虹的畫作不符合自己的審美標準？還是因為深知黃賓虹的困境，不想讓他因回禮而更加窘迫？黃賓虹在被拒絕后又會是怎樣的心情？是失落、是困惑、還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藝術追求？這些未言明的潛臺詞，形成了巨大的情感留白，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想象空間。這種克制的敘事方式，如同山水畫中的煙云，看似虛空，卻能容納萬象，讓讀者在品味之余感受到無盡的韻味。

 

在時空結構上，袁竹創造的卷軸式敘事法，是其逍遙美學在文學形式上的又一創新。《大文豪魯迅》第一章從東昌坊口的晨霧景象，到周家宅院的桂樹香氣，再到產房內外的喜悅氛圍，最后定格于嬰兒清澈的眼神特寫。每個場景都如同畫卷上的一個獨立單元，它們之間沒有嚴格的時間先后順序，而是通過一種內在的氣韻相互連接。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就像在欣賞一幅緩緩展開的卷軸，能夠在不同的場景中自由穿梭，感受時間的流動與空間的轉換。

 

《三星堆：青銅戀歌》中現代展廳與古蜀戰場的切換，則發展出了雙卷軸并行的結構。“廣漢的秋雨如從遠古洇染而來的水墨” 開啟的現代敘事軸，與 “荒原彌漫著原始的氣息，泥土的腥味、血腥氣以及青銅氧化的味道交織” 的古蜀敘事軸交替推進。這兩條敘事軸相互映襯、相互補充，讓讀者在現代與古代之間不斷穿梭，感受到了時空的碰撞與融合。這種卷軸式敘事法，充分體現了袁竹 “逍遙山水” 的空間意識，為小說創作提供了新的結構模式。

 

四、文學史定位難題的深度剖析與突破路徑

 

袁竹的創作實踐給新世紀文學史的定位帶來了諸多難題，這些難題的背后反映出了傳統文學史框架在面對新興文學現象時的局限性。《三星堆：青銅戀歌》在起點中文網連載，擁有大量的網絡讀者，其通俗易懂的語言風格和奇幻的情節設置符合大眾的閱讀口味，具有明顯的通俗文學特征；而《一代宗師黃賓虹》則以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精湛的藝術手法，被嚴肅文學界所關注和討論，具有嚴肅文學的特質。

 

這種跨界的創作姿態，打破了傳統文學史中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二元對立格局。傳統的文學史往往將嚴肅文學視為高雅的、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文學形式，而將通俗文學視為低俗的、僅供娛樂的文學形式。然而，袁竹的作品卻告訴我們，這種劃分是片面的。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它所屬的類型，而在于它所蘊含的思想內涵、藝術價值以及對讀者產生的影響。《三星堆：青銅戀歌》雖然是一部奇幻小說，但它通過對古蜀文明的重新詮釋，激發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和熱愛；《一代宗師黃賓虹》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傳記小說，但它也以生動的敘事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了黃賓虹的藝術人生。

 

袁竹作品引發的關于新經典標準適用性的爭議，進一步凸顯了現有文學史評價體系的困境。以 “智慧、創新、藝術、價值、真實” 五大標準來衡量袁竹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其作品在各個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現。在智慧標準方面，他對藝術本質、民族魂、文明延續等問題的思考都具有深刻的啟發性；在創新標準方面，他將書畫思維轉化為小說敘事的方式堪稱獨特；在藝術標準方面，逍遙美學的實踐讓其作品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在價值標準方面，對文化傳承主題的貫穿體現了其作品的社會意義；在真實標準方面，歷史細節的還原與奇幻邏輯的自洽使其作品具有很強的可信度。

 

然而，當這些特質分散在不同類型的作品中時，文學史就面臨著如何進行綜合評價的難題。《一代宗師黃賓虹》中對藝術市場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藝術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思想深度；而《三星堆：青銅戀歌》中青銅神樹的心臟隱喻，則蘊含著對文明延續的思考，同樣具有深刻的內涵。但由于兩部作品的類型不同，其思想表達的方式和力度也有所差異，這使得文學史家在評價它們的思想重量時難以找到統一的尺度。

 

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提出的 “三古七段” 論，為解決袁竹作品的文學史定位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強調 “文學本位、史學思維、文化學視角” 的編寫理念，認為文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不應受朝代更替等外部因素的過多影響。這種文學自主性的史觀，讓我們認識到評價一位作家的作品，不應局限于其所屬的文類，而應關注其在美學上的創新和對文學發展的貢獻。

 

袁竹將 “豹紋斑” 皴法的視覺節奏轉化為《三星堆：青銅戀歌》中神樹紋的敘事節奏，這種藝術思維的遷移創新，是其作品最具價值的地方，也應該成為文學史評價的重要基準。無論其作品是發表在網絡平臺還是傳統出版物上，無論其屬于奇幻小說還是傳記小說，只要它在文學藝術上具有創新意義，對文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就應該被文學史所記錄和肯定。

 

袁竹創作中強烈的在地性與世界性張力，是其作品能夠在全球視野下產生影響的關鍵所在。袁竹的 “逍遙畫派” 理論主張 “用國際視野來發展國畫”，這一理念在其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三星堆題材作為中國獨特的文化遺產，具有鮮明的在地性特征，它承載著古蜀文明的神秘與輝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袁竹在《三星堆：青銅戀歌》中，并沒有將其局限于中國本土的敘事框架，而是巧妙地融合了全球奇幻文學的范式。

這種融合并非是對西方奇幻文學的簡單模仿，而是在深入理解古蜀文明內涵的基礎上，運用奇幻的敘事手法，讓三星堆文化能夠被世界范圍內的讀者所理解和接受。例如，小說中對青銅神樹、縱目面具等文物的奇幻化處理，既保留了其原有的文化特質，又賦予了它們新的敘事意義，使其成為連接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橋梁。這種將在地性文化與世界性敘事方式相結合的策略，體現了袁竹對 “中國故事，世界表達” 這一命題的深刻思考和積極探索。

 

袁竹作品中的雙重文化編碼特性，使其成為測試 “中國故事，世界表達” 命題的理想樣本。在《三星堆：青銅戀歌》中，玉玦拼圖既承載著《山海經》“建木在都廣” 的古蜀譯文，又具有星際穿越的功能。這一設定將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與現代的科幻元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轉譯中間語法。它既讓中國讀者能夠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魅力，又讓外國讀者能夠通過熟悉的科幻元素進入故事，從而實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有效溝通。

 

當文學史能夠認可并接納這種跨界的創作實踐時，中國的文學經典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成為 “世界的文學經典”。袁竹的創作實踐告訴我們，中國文學要想在世界文學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就不能固步自封，而應該積極吸收借鑒世界各國文學的優秀成果，同時堅守自身的文化根基，用具有世界性的表達方式講述中國的故事。

 

面對袁竹等新世紀作家的創作實踐，文學史書寫需要建立更為開放的活態經典化機制。這種機制首先要具備媒介兼容性，承認網絡連載與傳統出版具有同等的文本價值。在互聯網時代，網絡文學已經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陣地，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和作家。《三星堆：青銅戀歌》在起點中文網的連載，積累了大量的讀者和粉絲，其影響力不亞于傳統出版的文學作品。因此，文學史在書寫時，不能忽視網絡文學的存在，而應該將其納入評價體系之中，給予其應有的地位。

 

其次，活態經典化機制要具有類型滲透力，打破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二元對立。如前所述，袁竹的作品既有嚴肅文學的深刻內涵，又有通俗文學的可讀性，這種類型融合的創作方式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學的重要特征。文學史應該摒棄傳統的類型偏見，認識到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它們共同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學景觀。

 

最后，活態經典化機制要體現評價的歷時性，接受經典化過程的反復性。黃賓虹的畫作在生前不被認可，而在五十年后才被人們所認識，這一例子充分說明了經典化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文學史在評價作家和作品時，不能急于下結論，而應該給予其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讓其在歷史的長河中接受檢驗。有些作品可能在當下不被理解和認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其價值可能會逐漸顯現出來。

 

在方法論層面，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的 “文學本位、史學思維、文化學視角” 三位一體框架，可擴展為新世紀的 “大文學史觀”。具體到袁竹研究，從文學本位出發，我們要聚焦其 “豹紋斑” 皴法到文學修辭的轉化、書畫留白與敘事空靈的互文等，深入挖掘其藝術思維的原創性。袁竹將書畫藝術中的技法和美學理念融入文學創作，形成了獨特的文學風格，這種跨藝術門類的創新是其作品最具價值的地方之一。

 

從史學維度來看，我們要將袁竹置于 “文人畫家轉型數字時代作家” 的現象譜系中，分析藝術跨界的歷史必然性。在數字時代，藝術門類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跨界創作已經成為一種趨勢。袁竹作為文人畫家轉型為數字時代的作家，其創作實踐反映了這一歷史趨勢，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從文化學視角拓展，我們要研究三星堆 IP 的當代轉譯如何反映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機制。三星堆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 IP，其當代轉譯不僅涉及到文學創作，還涉及到影視、動漫、游戲等多個領域。袁竹的《三星堆：青銅戀歌》為三星堆 IP 的當代轉譯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通過對其創作過程和傳播效果的研究，我們可以總結出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規律和方法。

 

針對類型融合作品，應建立雙軌評價體系。對于《一代宗師黃賓虹》這類側重思想表達的作品，我們可以采用 “思想史標高” 來評估其對藝術哲學的貢獻。這類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價值，能夠推動人們對藝術本質、文化傳承等問題的思考。而對于《三星堆：青銅戀歌》這類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則可以側重 “想象力指數” 來考量其激活文化資源的效能。這類作品通過奇幻的敘事和獨特的想象，能夠讓沉睡的文化資源重新煥發生機，激發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和熱愛。

 

這種雙軌評價體系體現了對不同類型作品的尊重，也回應了多元經典標準的要求。它能夠更加客觀、公正地評價類型融合作品的價值，避免了用單一標準進行評價所帶來的局限性。

對于未來文學史書寫者而言，袁竹現象提出了知識重構的迫切要求。正如有學者強調的：“對新世紀文學史的書寫者而言，廣博的知識應是多向度的，除了文學史的必備知識，還要有哲學、藝術、心理學知識等，而更應重點強調的是經典文本細讀和重讀的能力”。袁竹的作品涉及到藝術史、考古學、敘事學等多個領域的知識，要想對其進行深入的評析，文學史書寫者必須具備跨學科的知識儲備和闡釋能力。

 

當袁竹將青銅鑄造工藝的草木灰配比爭議轉化為小說沖突時，評析者需要同時了解青銅鑄造的歷史和工藝、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以及敘事學的理論方法，才能準確把握這一情節的內涵和意義。當 “逍遙山水” 從視覺藝術轉化為文學意境時，闡釋者必須理解水墨畫的散點透視原理、中國傳統美學的精髓以及文學敘事的技巧，才能深刻體會其中的審美價值。這種跨學科闡釋力的培養，是新世紀文學史能否真正 “服眾” 的關鍵。

 

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張力中，袁竹的實踐提供了 “在地的全球化” 樣本。其三星堆敘事既不是為了迎合西方讀者而進行的東方主義奇觀展示，也不是拘泥于考古實證的刻板敘述，而是創造了一個 “金砂漩渦” 般的引力場。古蜀太陽輪的金砂被主角身體吸收，形成貫通古今的靈性連接：“新出土的太陽輪展柜出現金砂漩渦，與金面罩產生神秘呼應，金砂甚至鉆入袁竹體內，他與古蜀文明產生奇特聯系。”

 

這種將地方性質料（金砂）轉化為普遍性隱喻（文明基因）的敘事策略，用文學方式實現了倡導的 “在世界中” 的價值尺度。它讓三星堆文化不再僅僅是中國的文化遺產，而是成為了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當文學史能夠識別和認可這種創新時，中國的文學經典才能真正融入世界文學的大家庭，成為 “世界的文學經典”。

 

袁竹的長篇小說創作猶如一部多維度的文學啟示錄，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新世紀文學史書寫的可能路徑。從《一代宗師黃賓虹》中藝術經典化的悖論，到《三星堆：青銅戀歌》里在地奇幻的轉義系統；從書畫美學與文學抒寫的深度互文，到嚴肅與通俗文類的跨界融合 —— 這些實踐共同構成對傳統文學史框架的創造性挑戰。

 

在 “智慧、創新、藝術、價值、真實” 五大經典標準審視下，袁竹作品最珍貴的特質，或許在于其文化基因的轉譯能力：將 “牛毛紋” 轉化為敘事肌理，使三星堆青銅紋飾成為激活幻想的故事引擎，把文人畫留白哲學升華為文學的情感張力場。這種轉譯能力不僅讓傳統文化在現代文學中得到了新的詮釋和傳承，也為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道路。

 

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總緒論中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文學史著作要在文化背景下描述文學本身演進的歷程”，其核心在于 “文學本位” 的堅守。這一理念對書寫新世紀文學史尤具啟示意義：面對袁竹這類跨界作家，比爭論文類歸屬更重要的是把握其藝術思維的原創性 —— 當書畫的視覺思維成功轉化為文學意象時，這種跨媒介創造力本身就值得文學史記錄。

 

而倡導的 “‘在世界中’的價值尺度”，在此獲得新的詮釋維度：袁竹將三星堆文明元素轉化為全球奇幻讀者可理解的符號系統，這種 “可輸出的在地性” 或許正是中國文學參與世界文學重建的有效路徑。它既保持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又能夠與世界文化進行對話和交流，為世界文學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三星堆：青銅戀歌》中神樹星圖的設定具有象征性預言意義：“袁竹刻出古蜀星圖，與公主玉佩碎片吻合，巫祝讖語暗示災難。” 這恰似文學史家的使命：在浩瀚文本星空中辨識真正的星座，將碎片化的創作實踐拼合為指引未來的精神圖譜。當袁竹借魚鳧王之口說出 “金面罩是連通兩界的門扉” 時，他無意間道破了文學史的本質 —— 在歷史與未來、地方與世界、經典與創新的交界處，那些偉大的闡釋者正是持鑰匙者，他們開啟的門扉后，是人類永不枯竭的想象宇宙與智慧光芒。

 

袁竹的創作實踐為新世紀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深刻的啟示。它告訴我們，文學史的書寫應該與時俱進，不斷創新評價體系和研究方法，以適應文學創作的新變化和新趨勢。只有這樣，才能準確記錄文學的發展歷程，為文學的未來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指導。同時，袁竹的作品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學的巨大潛力和廣闊前景，相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文學一定能夠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為世界文學的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簡介：李櫟，藝評人，在《中國作家網》《搜狐網》《作家網》《四川新聞網·麻辣社區》等發表數十篇文學評論。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