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煙中的歷史與現實

——文化符號的現代困境與出路

 

袁竹

 

2024 年初春，紹興魯迅紀念館內一面懸掛二十二年的墻畫，突然成為輿論漩渦的中心。畫面中，魯迅先生端坐于書桌前，指間夾著一支燃燒的香煙，眉頭微蹙似在沉思，裊裊青煙與案頭的文稿、油燈共同構成了人們對這位文壇巨匠的經典印象。然而，正是這支小小的香煙，引發了一場跨越公共衛生、歷史研究、文化傳播等多領域的激烈爭論 —— 控煙志愿者聯名致信景區，認為在全球控煙已成共識的當下，公開展示歷史人物吸煙形象可能對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產生誤導，建議將畫面修改為魯迅握拳沉思的形象；魯迅故里景區管理方則迅速回應，強調這幅墻畫是基于歷史真實創作的藝術作品，二十余年來已成為紀念館文化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隨意修改不僅是對歷史真實的不尊重，也會傷害公眾對魯迅形象的集體記憶。

 

這場看似圍繞一幅墻畫的爭議，實則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現代社會中歷史符號傳承的深層困境 —— 當歷史人物的個人行為與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公共利益產生沖突時，文化機構該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現實責任？當單一的歷史細節可能掩蓋人物精神內核時，我們又該如何構建更具深度與包容性的文化敘事體系？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先回到歷史的現場，重新理解魯迅與煙草之間那段復雜的關聯。

 

一、歷史語境中的魯迅與煙草：真實細節與時代烙印

 

要客觀評判魯迅紀念館墻畫的爭議，首要前提是摒棄 “以現代標準苛求歷史” 的非歷史主義態度，將魯迅的吸煙行為置于他所處的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語境中進行考察。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煙草對魯迅而言，既是伴隨創作的生活習慣，也是對抗時代困境的精神 “道具”，更是折射社會文化風貌的微觀鏡像。

 

（一）歷史文獻中的吸煙事實：無法割裂的生活細節

關于魯迅吸煙的記載，并非出自野史傳聞，而是散見于大量可信度極高的歷史文獻中，構成了魯迅日常生活圖景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曾詳細描述：“魯迅喜歡吸煙，而且煙癮頗大，每當夜深人靜伏案寫作時，案頭總是煙蒂滿積，煙霧繚繞。他常說，吸煙能讓他保持清醒，在疲憊時重新集中精神?！?這種說法在同時代人的回憶中得到了多次印證 —— 魯迅的學生兼助手許廣平在《欣慰的紀念》中提到，魯迅每天的吸煙量可達三十支左右，尤其是在創作《阿 Q 正傳》《彷徨》等重要作品的時期，煙草幾乎成為他不可或缺的 “寫作伴侶”；作家郁達夫在與魯迅的交往記錄中也寫道，兩人每次見面討論文學與時事時，總是煙不離手，“魯迅的煙，像是他思想的延伸，每一次點燃，似乎都伴隨著新的靈感迸發”。

 

除了文字記載，現存的歷史影像資料也為魯迅的吸煙形象提供了佐證。1933 年，攝影師沙飛為魯迅拍攝的一組肖像照中，有一張經典畫面便是魯迅坐在藤椅上，左手自然搭在扶手上，右手夾著一支香煙，眼神堅定而深邃。這張照片后來被多次引用，成為人們對魯迅形象記憶的重要來源。此外，魯迅本人在日記中也多次提及吸煙的細節，如 1925 年 5 月 28 日的日記記載：“午后往琉璃廠買煙卷兩盒，共銅元六十枚”；1936 年 9 月（魯迅逝世前一個月）的日記中仍有 “購‘黑貓’牌香煙一聽” 的記錄。這些碎片化的歷史細節相互交織，共同證明了吸煙確實是魯迅日常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習慣，而非藝術創作的虛構元素。

 

（二）時代背景下的吸煙文化：文人圈中的特殊符號

在魯迅生活的年代，吸煙行為尚未與 “健康危害” 建立明確關聯，反而在特定社會群體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尤其是在文人、知識分子圈層中，吸煙往往被賦予了 “思考”“反叛”“個性” 等象征意義。20 世紀初的中國，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香煙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水煙、旱煙，成為城市中上層知識分子的日常消費品。當時的報刊、雜志上，經常可以看到文人吸煙的插圖；一些文學作品中，也常以吸煙的細節來塑造人物的性格 —— 如茅盾在《子夜》中，便以吳蓀甫吸煙時的動作來表現他的焦慮與野心。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吸煙對魯迅而言，不僅是緩解疲勞的手段，更成為一種精神上的 “儀式”。許廣平曾回憶，魯迅在寫作前總會先點燃一支煙，“他說煙味能讓他快速進入寫作狀態，隔絕外界的干擾，仿佛煙霧形成了一道屏障，將他與動蕩的社會暫時隔開，讓他能更專注地思考國民性的問題”。魯迅本人也在作品中多次賦予吸煙以隱喻意義，如在《寫在〈墳〉后面》中，他寫道：“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吸煙，吃酒，都沒什么大意思，而我偏要做，大概是因為無聊罷了。然而也常常為不愛我的人而憤怒，因為他們只看見我無聊，而不看見我深沉的悲哀?！?在這里，吸煙被轉化為一種對抗無聊、宣泄悲哀的精神載體，成為他內心世界的外在投射。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吸煙的態度并非毫無反思，反而體現出超越時代的清醒。盡管他自身煙癮頗大，但在與青年交往時，卻多次告誡他們不要染煙。1927 年，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曾對學生說：“我吸煙是因為年紀大了，習慣難改，但你們年輕人身體好，不要學我，吸煙對身體沒有好處。” 這種 “嚴于律己，寬以待人” 的態度，既反映了他對自身習慣的坦誠，也體現了他對青年成長的關懷。這種復雜性，恰恰是歷史人物真實的魅力所在 —— 他們不是完美的道德偶像，而是帶著時代局限、有著七情六欲的 “人”，而正是這種 “不完美”，才讓他們的精神更具感染力。

 

（三）歷史真實的邊界：為何不能輕易抹去吸煙細節

在爭議中，有觀點認為 “為了引導健康價值觀，可以適當修改歷史細節”，這種想法看似合理，實則存在嚴重的邏輯漏洞 —— 歷史的價值恰恰在于其真實性，一旦為了迎合當下的價值取向而隨意篡改歷史細節，那么歷史本身的可信度將會被摧毀，我們對歷史人物的理解也會陷入片面化、符號化的誤區。

 

魯迅的吸煙習慣，本質上是他作為 “歷史中人” 的時代烙印。在 20 世紀上半葉，現代醫學對煙草危害的研究尚未深入，全球控煙運動也未興起，吸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不僅文人吸煙，普通民眾、甚至部分革命領袖也有吸煙習慣。如果因為現代社會反對吸煙，就將魯迅的吸煙細節從歷史展示中抹去，那么我們實際上是在以 “當代視角” 切割歷史，將歷史人物從其所處的時代語境中剝離出來，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更進一步說，抹去吸煙細節，不僅是對歷史真實的損害，也可能導致公眾對魯迅精神的誤解。魯迅的偉大之處，不在于他是否有吸煙這樣的生活習慣，而在于他以筆為刀，深刻批判國民性的弱點，勇敢揭露社會的黑暗，始終對青年抱有殷切的期望。如果我們過分關注他的吸煙行為，甚至為了 “規避爭議” 而修改這一細節，反而會讓公眾的注意力從他的精神內核轉移到無關緊要的生活瑣事上，這恰恰是對魯迅精神的本末倒置。

 

歷史學者錢穆曾說：“對歷史的尊重，首先是對歷史真實的尊重。沒有真實的歷史，就沒有真實的記憶；沒有真實的記憶，就沒有真正的文化傳承。” 魯迅紀念館的墻畫，作為一種公共文化展示，其核心功能是 “還原歷史場景，傳遞人物精神”，如果為了迎合某種當下的價值訴求而修改歷史細節，那么這幅墻畫就失去了其作為歷史載體的意義，淪為一種虛假的 “道德宣傳工具”。這種做法，不僅無法讓公眾真正理解魯迅，反而會培養公眾對歷史的片面認知 —— 認為歷史人物必須是完美無缺的，必須符合當下的所有價值標準，而這種認知，恰恰是歷史教育的大忌。

 

二、文化展示的兩難困境：歷史真實與現代責任的張力

 

魯迅墻畫的爭議，并非孤立的個案，而是全球公共文化空間普遍面臨的共性問題。在當代社會，博物館、紀念館等文化機構早已不再是單純的 “歷史倉庫”，而是承擔著 “教育公眾、引導價值、連接過去與未來” 的多重使命。這種多重使命之間的張力，使得文化機構在面對歷史符號的現代表達時，常常陷入 “保留歷史真實” 與 “履行現代責任” 的兩難困境。

 

（一）文化機構的核心使命：歷史真實性的不可動搖性

對于博物館、紀念館而言，“尊重歷史真實” 是其存在的根基，也是其獲得公眾信任的前提。無論是故宮博物院展示的文物，還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呈現的歷史資料，抑或是魯迅紀念館的墻畫，其核心價值都在于 “真實”—— 真實的歷史細節、真實的歷史場景、真實的歷史情感。一旦歷史的真實性受到質疑，文化機構的教育功能、紀念功能便會蕩然無存。

 

魯迅故里景區管理方強調 “尊重魯迅、尊重歷史、尊重藝術”，正是基于對文化機構核心使命的清醒認知。這幅已有二十二年歷史的墻畫，并非隨意創作的藝術作品，而是由專業的歷史學者、藝術家共同參與設計，基于大量歷史文獻和影像資料創作而成，其每一個細節 —— 包括魯迅的衣著、書桌的陳設、手中的香煙 —— 都經過了嚴格的歷史考證。二十余年來，這幅墻畫已經成為魯迅紀念館的 “文化地標”，無數游客通過這幅畫感受到魯迅創作時的場景，形成了對魯迅形象的集體記憶。如果僅僅因為 “吸煙可能產生誤導” 就隨意修改這幅墻畫，那么不僅是對歷史學者和藝術家勞動的不尊重，也是對公眾集體記憶的傷害。

 

從全球范圍來看，“尊重歷史真實” 也是文化機構的普遍準則。大英博物館在展示古埃及法老的陪葬品時，不會因為其中包含奴隸制度的痕跡而將其隱藏；美國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也不會因為林肯在奴隸問題上曾有過的歷史局限性而修改相關展覽內容。這些文化機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們明白：歷史本身就是復雜的、多面的，既有光輝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既有進步的一面，也有局限的一面。文化機構的責任，不是為歷史 “涂脂抹粉”，而是客觀、全面地呈現歷史的本來面貌，讓公眾在了解真實歷史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判斷。

 

（二）文化機構的現代責任：公共價值引導的不可推卸性

然而，文化機構并非生活在 “真空” 中，它們作為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承擔起引導現代社會公共價值的責任。在全球控煙已成共識的當下，煙草對健康的危害已經得到了現代醫學的充分證明 —— 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每年因吸煙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 800 萬，煙草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可預防死亡原因之一。在中國，控煙也已被納入國家公共衛生戰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明確規定 “國家采取措施，減少吸煙對公民健康的危害”，公共場所禁煙已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規則。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開展示歷史人物的吸煙形象，確實可能產生一些 unintended 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判斷力尚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群體。青少年正處于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他們對歷史人物的認知往往停留在 “偶像化” 的層面，容易將歷史人物的生活習慣等同于 “值得模仿的行為”。如果文化機構在展示魯迅吸煙形象時，沒有提供足夠的歷史語境和現代視角，那么部分青少年可能會產生 “魯迅吸煙，所以吸煙是一種有文化的行為” 的誤解，這顯然與當代社會的控煙理念和公共健康目標相違背。

 

控煙志愿者的擔憂，正是源于對這種公共價值引導責任的關注。他們并非不尊重歷史，而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出發，擔心歷史展示可能對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產生誤導。這種擔憂并非沒有道理 ——2023 年，中國疾控中心發布的《青少年煙草流行監測報告》顯示，仍有 12.5% 的青少年嘗試過吸煙，其中部分青少年表示 “看到影視作品或歷史人物中的吸煙形象，覺得很酷”。這說明，公共文化空間中的吸煙形象展示，確實可能對青少年的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文化機構的這種兩難困境，本質上是 “歷史維度” 與 “現實維度” 之間的張力。從歷史維度來看，保留魯迅的吸煙形象是對歷史真實的尊重；從現實維度來看，這種展示又可能與當代社會的公共健康價值產生沖突。如何在這兩個維度之間找到平衡點，既不違背歷史真實，又不忽視現實責任，成為擺在文化機構面前的一道難題。

 

（三）全球視野下的共性難題：歷史符號的現代解讀困境

魯迅墻畫的爭議，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全球文化機構共同面臨的挑戰。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類似的爭議時有發生，這些爭議的核心，都是 “歷史符號如何在現代社會中進行合理表達” 的問題。

 

在美國，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曾因 “林肯與奴隸制度的關系” 引發爭議。林肯雖然頒布了《解放黑人奴隸宣言》，被視為美國歷史上偉大的民權領袖，但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他對奴隸制度的態度并非始終堅定，曾有過 “逐步解放奴隸” 的妥協想法。有民權組織認為，林肯紀念堂的展覽內容過于強調林肯的 “偉大”，而忽視了他在奴隸問題上的歷史局限性，可能會讓公眾對美國民權運動的歷史產生片面認知，建議補充相關歷史細節；但也有歷史學者反對，認為林肯的歷史貢獻主要在于他最終領導美國廢除了奴隸制度，過分強調他的局限性，會削弱他作為民權領袖的象征意義。

 

在印度，甘地紀念館也面臨類似的爭議。圣雄甘地是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被尊為 “國父”，但他的一些生活習慣在今天看來卻存在爭議 —— 例如，他曾主張 “禁欲主義”，并與自己的侄女進行過 “禁欲實驗”；他對種族問題的看法也曾有過反復。有學者認為，甘地紀念館應該客觀展示這些歷史細節，讓公眾了解一個更真實、更復雜的甘地；但也有民眾反對，認為這些細節會損害甘地的 “神圣形象”，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

 

這些爭議表明，歷史符號的現代解讀困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價值觀的變遷，人們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認知也在不斷變化，曾經被視為 “合理” 的行為，在今天可能會受到質疑；曾經被視為 “偉大” 的人物，在今天也可能被發現存在局限性。這種變化，既體現了社會的進步，也給文化機構的歷史展示帶來了挑戰 —— 如何在尊重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回應現代社會的價值訴求？如何在保持歷史人物精神內核的同時，解釋他們的時代局限性？這些問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答案，需要每個國家、每個文化機構根據自身的歷史背景、社會需求和文化傳統，探索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案。

 

三、超越二元對立的第三條路徑：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面對 “保留” 與 “移除” 的二元對立，面對歷史真實與現代責任的張力，簡單的取舍顯然不是最佳選擇。真正具有建設性的做法，是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尋找一條能夠兼顧歷史真實與現代責任的 “第三條路徑”—— 通過創造性的展示方式和創新性的技術手段，讓歷史符號在現代社會中實現 “活態傳承”，既不違背歷史的本質，又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

 

（一）操作層面：增補語境，構建辯證的歷史敘事

在不改變歷史細節的前提下，通過增補說明文字、拓展展覽內容等方式，為公眾提供更全面的歷史語境和現代視角，是解決爭議的最直接、最可行的方法。這種方法的核心，是 “不回避爭議，而是解釋爭議”，讓公眾在了解歷史背景的基礎上，形成辯證的認知。

 

大英博物館在處理可能引起爭議的展品時，就采用了這種 “增補說明” 的策略。例如，該館收藏的 “羅塞塔石碑”，既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西方殖民主義掠奪的歷史見證。為了客觀呈現這一歷史復雜性，大英博物館在展示羅塞塔石碑時，不僅介紹了它在解讀古埃及文字中的重要作用，還專門增設了說明牌，詳細講述了石碑被英國軍隊從埃及掠奪的歷史過程，以及埃及政府多次要求歸還石碑的爭議。這種展示方式，沒有回避歷史的陰暗面，而是通過提供多元視角，讓公眾更全面地理解文物背后的歷史意義。

 

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群則開發了 “多層次解說系統”，為不同知識背景、不同需求的觀眾提供個性化的展覽解讀。例如，在展示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時，該博物館不僅有面向普通觀眾的基礎解說，介紹戰爭的基本過程和歷史意義；還有面向歷史愛好者的深度解說，分析戰爭中的復雜矛盾和歷史人物的局限性；更有面向青少年的互動解說，通過動畫、游戲等形式，引導青少年思考戰爭與和平、自由與責任等現代議題。這種多層次的解說系統，既保證了歷史信息的真實性，又滿足了不同觀眾的需求，實現了歷史教育與現代價值引導的有機結合。

 

具體到魯迅紀念館的墻畫爭議，我們可以借鑒這些國際經驗，在保留現有墻畫的基礎上，采取以下措施：

 

增設 “歷史語境說明牌”：在墻畫旁邊設置專門的說明牌，詳細介紹魯迅吸煙的歷史背景 —— 包括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文人圈的吸煙文化、魯迅吸煙與創作的關系、當時醫學對煙草危害的認知水平等，讓公眾明白魯迅的吸煙行為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并非脫離時代的個人選擇。同時，在說明牌中明確引用魯迅告誡青年勿染煙癮的原話，如 1927 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學生的叮囑：“我吸煙是因為年紀大了，習慣難改，但你們年輕人身體好，不要學我，吸煙對身體沒有好處”，通過呈現魯迅自身對吸煙行為的反思，打破 “歷史人物行為等同于值得模仿的榜樣” 的片面認知，讓展示內容更具辯證性。

 

拓展配套展覽模塊：以墻畫為核心，在紀念館內開辟專門的 “歷史人物與時代生活” 主題展區，將魯迅的吸煙習慣置于更廣闊的時代生活圖景中進行解讀。展區可通過實物陳列（如 20 世紀初的香煙包裝、煙具）、文獻展示（當時關于吸煙的報刊文章、醫學研究資料）、多媒體視頻（還原民國時期文人社交場景）等方式，讓公眾了解吸煙在當時社會的普遍性 —— 不僅是魯迅，茅盾、郁達夫等文人也有吸煙習慣，甚至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常見吸煙場景。通過這種 “以點帶面” 的展示，讓公眾認識到魯迅的吸煙行為是時代生活的縮影，而非個人獨特的 “標簽”，從而避免對單一歷史細節的過度聚焦。同時，在該展區設置 “現代控煙科普角”，通過圖文、數據、互動裝置等形式，展示現代醫學對煙草危害的研究成果、全球控煙運動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的控煙政策，讓公眾在了解歷史的同時，清晰認知現代社會對吸煙行為的價值判斷，實現歷史語境與現代視角的有機銜接。

（二）技術層面：科技賦能，打造多元互動的展示生態

隨著數字技術、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文化機構擁有了更豐富的手段來解決歷史展示的兩難困境。這些技術能夠在不改變歷史文物或藝術作品原貌的前提下，為公眾提供多維度、個性化的解讀視角，實現 “歷史真實” 與 “現代責任” 的動態平衡。

 

在法國盧浮宮，工作人員利用 AR 技術為《蒙娜麗莎》打造了互動解說系統。游客通過手機掃描畫作，不僅可以看到達芬奇創作《蒙娜麗莎》的歷史背景、繪畫技巧解析，還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的解讀主題 —— 如 “文藝復興時期的女性形象”“《蒙娜麗莎》的歷史流傳與爭議” 等。這種技術應用，既保護了《蒙娜麗莎》的原作完整性，又為游客提供了超越畫作本身的豐富信息，滿足了不同觀眾的需求。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則開發了 “數字文物庫”，將館內收藏的數十萬件文物進行高清數字化處理，并上傳至官方網站。公眾通過網絡不僅可以清晰查看文物的細節，還能通過 3D 建模技術 “拆解” 文物（如古代青銅器的構造）、“還原” 文物的使用場景（如古代服飾的穿戴過程）。對于一些存在爭議的文物，博物館還在數字文物庫中設置了 “學者觀點專欄”，收錄不同領域專家對文物的解讀，讓公眾了解學術研究的多元性。

 

借鑒這些國際案例，魯迅紀念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運用現代科技打造互動展示系統：

 

AR 墻畫互動解說：在現有墻畫旁設置 AR 掃碼標識，游客通過手機掃描即可觸發互動功能。一方面，AR 技術可以還原墻畫的創作過程 —— 展示藝術家如何根據歷史資料設計魯迅的形象、如何選擇色彩和構圖來表現魯迅的精神狀態，讓公眾理解墻畫作為藝術作品的創作邏輯；另一方面，AR 系統可以提供 “歷史場景還原” 功能，通過動畫形式再現魯迅在書桌前吸煙寫作的場景，同時配上魯迅的日記片段、許廣平的回憶文字等音頻解說，讓公眾 “沉浸式” 感受魯迅的創作生活。此外，AR 系統還可以設置 “現代視角切換” 按鈕，當游客點擊該按鈕時，畫面中會彈出煙草危害的科普信息，并鏈接到魯迅告誡青年勿吸煙的相關內容，實現歷史場景與現代認知的即時切換。

 

數字互動觸摸屏：在紀念館內設置數字互動觸摸屏，開發 “魯迅與他的時代” 專題互動模塊。模塊中設置 “歷史細節解讀” 板塊，公眾可以點擊魯迅形象中的不同元素（如香煙、書桌、文稿），獲取對應的歷史信息 —— 點擊 “香煙”，可以查看 20 世紀初中國的吸煙文化、魯迅吸煙的歷史記載、現代醫學對煙草危害的研究等；點擊 “文稿”，可以閱讀魯迅當時創作的作品片段、了解作品的時代背景和思想內涵。同時，模塊中設置 “公眾討論區”，允許游客發表對魯迅吸煙形象展示的看法，也可以查看其他游客的觀點和歷史學者、公共衛生專家的解讀，形成多元視角的交流與碰撞。這種互動方式，不僅能夠為公眾提供更豐富的歷史信息，還能培養公眾的獨立思考能力，避免單一視角的片面引導。

 

VR 沉浸式展覽：利用 VR 技術打造 “走進魯迅的書房” 沉浸式展覽。公眾佩戴 VR 設備后，可以 “置身” 于魯迅當年的書房中，直觀感受書房的布局、陳設 —— 書桌上擺放的書籍、文稿、煙具，墻上懸掛的畫作，窗外的街景等，所有細節都基于歷史資料還原。在 VR 場景中，公眾可以 “拿起” 書桌上的香煙，觸發相關的歷史解說（如魯迅吸煙與創作的關系、當時的煙草品牌和價格等），也可以 “翻開” 桌上的文稿，閱讀魯迅的作品。同時，在 VR 場景中設置 “現代提示” 環節，當公眾 “觀察” 香煙一段時間后，會彈出現代控煙科普信息，提醒公眾關注健康。這種沉浸式展覽，既能夠讓公眾更直觀地了解歷史，又能夠在不破壞歷史場景完整性的前提下，融入現代價值引導，實現歷史教育與健康科普的有機結合。

 

（三）制度層面：多元參與，建立科學的決策與評估機制

要從根本上解決歷史符號現代展示的困境，僅僅依靠操作層面的調整和技術層面的賦能還不夠，還需要建立一套科學、完善的制度體系，確保文化機構在歷史真實與現代責任之間的平衡具有可持續性和可操作性。這套制度體系的核心，是打破文化機構單一決策的封閉性，引入多元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建立前置評估、動態調整、公眾反饋的全流程機制。

 

英國博物館協會制定了《博物館倫理準則》，其中明確規定：“博物館在進行展覽策劃和內容設計時，應充分考慮歷史真實性、社會影響、公眾需求等多重因素，建立由歷史學者、教育專家、社會學家、公眾代表等組成的咨詢委員會，對展覽內容進行前置評估和動態監督?！?該準則還要求博物館建立公眾反饋機制，定期收集公眾對展覽的意見和建議，并根據反饋對展覽內容進行合理調整。這種制度設計，既保證了博物館展覽的專業性和歷史真實性，又充分考慮了社會公眾的需求和關切，避免了決策的片面性。

 

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群則建立了 “爭議性展覽評估制度”，針對可能引發社會爭議的展覽內容，制定專門的評估流程：首先，由博物館內部的策展團隊提出展覽方案，明確展覽的主題、內容、展示方式等；然后，邀請外部專家（包括歷史學者、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社會活動家等）對方案進行評估，重點分析展覽內容可能引發的社會爭議、對公眾的影響等；接著，組織公眾聽證會，邀請不同群體的公眾代表（如青少年、家長、相關社會組織成員等）發表對展覽方案的看法；最后，策展團隊根據專家評估意見和公眾反饋，對展覽方案進行修改和完善，形成最終的展覽計劃。這種評估制度，確保了展覽內容能夠兼顧歷史真實與社會影響，得到更廣泛的社會認同。

 

結合我國文化機構的實際情況，魯迅紀念館及其他類似文化機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構建制度體系：

 

組建多元咨詢團隊：由文化機構牽頭，組建包括歷史學者（魯迅研究專家、近現代史學者）、教育專家（青少年教育專家、公共文化教育專家）、公共衛生工作者（控煙專家、健康教育專家）、藝術家（美術史專家、繪畫藝術家）、公眾代表（游客、當地居民、青少年代表）等在內的咨詢團隊。咨詢團隊的主要職責是：在文化機構進行展覽策劃、內容更新、展品調整等決策前，對相關方案進行評估，從歷史真實性、教育意義、社會影響、藝術價值等多個維度提出專業意見；在展覽運行過程中，定期對展覽效果進行評估，及時發現可能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建議。例如，在魯迅墻畫是否需要調整的問題上，咨詢團隊可以從歷史文獻角度考證魯迅吸煙的真實性，從教育角度分析墻畫對青少年的影響，從藝術角度評估墻畫的藝術價值，從公眾角度了解不同群體對墻畫的看法，最終為文化機構提供全面、客觀的決策參考。

 

建立前置評估與動態調整機制：文化機構在推出新的展覽項目或對現有展覽內容進行調整前，必須啟動前置評估程序。評估流程包括：策展團隊提交詳細的方案報告，明確項目的背景、目的、內容、展示方式、預期效果等；咨詢團隊對方案進行審議，形成評估報告，指出方案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和風險，并提出修改建議；策展團隊根據評估報告對方案進行修改完善，若方案涉及爭議性內容（如歷史人物的爭議性行為展示），還需組織公眾意見征集活動，通過線上問卷、線下座談會等形式收集公眾意見；最后，文化機構根據咨詢團隊的評估意見和公眾反饋，做出最終決策。同時，建立展覽動態調整機制，在展覽運行過程中，定期（如每半年或一年）對展覽效果進行評估，收集公眾反饋和專家意見，若發現展覽內容存在與社會發展需求不符、對公眾產生誤導等問題，及時對展覽內容進行調整和優化，確保展覽始終保持科學性、合理性和適應性。

 

完善公眾參與和反饋機制：文化機構應建立暢通的公眾參與和反饋渠道，讓公眾能夠便捷地表達對展覽內容的看法和建議。具體措施包括：在紀念館內設置意見箱、意見簿，在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等平臺開設 “公眾反饋” 專欄，接受公眾的線上線下反饋；定期組織 “公眾開放日” 活動，邀請公眾代表參觀展覽，與策展團隊、專家進行面對面交流，直接反饋意見；對于公眾提出的合理建議，文化機構應及時進行研究，并將處理結果向公眾反饋，增強公眾的參與感和認同感。例如，針對魯迅墻畫的爭議，魯迅紀念館可以通過公眾反饋渠道收集不同群體的意見，了解控煙志愿者對青少年健康的關切，了解歷史愛好者對歷史真實的重視，了解普通游客對墻畫的情感認同，然后根據這些反饋，制定更符合公眾需求的展示策略，讓展覽內容得到更廣泛的社會支持。

 

通過操作層面的語境增補、技術層面的科技賦能、制度層面的多元參與，文化機構能夠跳出 “保留” 與 “移除” 的二元對立，構建起一套兼顧歷史真實與現代責任的展示體系。這種體系既尊重了歷史的本質，又回應了現代社會的需求；既傳遞了歷史人物的精神內核，又引導了公眾的價值認知；既保護了公共文化空間的專業性，又增強了公眾的參與感。這不僅是解決魯迅墻畫爭議的有效路徑，也為全球文化機構應對歷史符號現代展示困境提供了可借鑒的中國方案。

 

作者簡介：袁竹，四川德陽人，作家、畫家、文藝評論家，逍遙畫派創始人，代表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名師教學范本（二）·袁竹山水畫作品選》（河北美術版）。袁竹創作文學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400余萬字，發表在“中國作家網”“精神文明報”“四川農村報”“少年先鋒報”等各大媒體。歌詞《石榴紅》榮獲金獎。 長篇小說《東升》《平遙世家》《地火長歌》在中國作家網“長篇連載”欄目連載?！捌瘘c中文網”刋載長篇小說《釷帝》《夢海拾星》《逆襲修道》《黃土的呼喚》《三星堆·青銅戀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夢境的未來探秘人》等；“喜馬拉雅”發表長篇小說《一代宗師黃賓虹》《大文豪魯迅》《藝術大師新鳳霞》等。文學評論《四秩風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時代華章與未來新程》《從航海羅盤到數字星圖：中國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構與范式革命》《新世紀蜀韻：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版圖》《阿來：于藏地書寫中構筑文學的宏大宇宙》《〈賈平凹文選〉：當代文學靈魂的多棱折射》《于時光褶皺處，探尋人性微光 ——賈平凹長篇小說〈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論文被中國作家網發表，其中“中國作家網文學好書2024年度十佳”系列評論引關注?！蹲骷揖W》發表《數字浪潮下，中國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筆耕鑄魂，八十載文學烽火 ——徐光耀的文學史詩》《時代浪潮下的靈魂鏡像與文學回響——葉辛“知識分子心靈三部曲”》《大地與靈魂的敘事詩 ——論劉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探秘張俊彪》等文學評論。30余萬字長篇小說《東升》單行本由中國文聯出版社納入出版計劃，即將出版發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