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烽火與江淮文脈

——論《烽火蜀山》與張健的文學世界

 

作者：堅勇（江蘇）

 

《烽火蜀山》是一篇植根于合肥歷史土壤、涌動文化記憶的散文力作。它以蜀山為地理坐標與精神象征，穿梭于個人回憶、民間口傳、戰爭敘事與英雄話語之間，編織出一幅時空交錯、層次豐富的江淮歷史圖景。將其置于張健的創作譜系中考察，更能發現其在主題開拓、敘事手法與精神向度上，與作者一貫的文學風格深度呼應，共同勾勒出安徽地域寫作中“土地與記憶”的深沉輪廓。

 

作為扎根合肥的本土作家，張健的文字始終浸潤著強烈的地方意識與文化自覺。從《梧桐秋雨》到《張三李四》，他擅于從日常風物與民間人事中捕捉靈光，以質樸而富有彈性的語言，記錄江淮大地上的生命足跡與歷史余音。《烽火蜀山》延續了這一路徑：從童年記憶中的“小破山”寫起，溯神話、訪戰火、述英雄，完成了一場從個人體驗到歷史宏大敘事的深情穿越。

 

這種“微觀史”的敘事策略，與《走丟的人》《人生苦旅，我亦行人》等作品一脈相承——張健總是致力于在尋常巷陌中捕捉精神的微光，在一方水土里叩問人性的共鳴。

 

語言上，《烽火蜀山》將“土性”與“詩性”的交融推向了新的高度。文中既有“累成狗”“爸媽一合計一擊掌”這般鮮活口語，流淌著生活的溫度；也有“春山艷冶如笑，夏山蒼翠欲滴”等典雅句式，沉淀著文化的厚度；更有書寫戰爭時的冷峻筆觸，傳遞出歷史的重量。

 

這種語言的多聲部交響，不僅形成張弛有度的節奏，也更貼合歷史本身的復雜面貌——它既是煙火人間的日常，也是口耳相傳的傳奇，更是槍林彈雨下的抉擇。正如《張三李四》中以市井映照時代，《梧桐秋雨》借一葉感知秋寒，張健總是舉重若輕，在素樸中暗藏鋒芒。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烽火蜀山》對“抗爭”進行了多維而深刻的闡釋。作者并未停留在戰爭場面的再現，而是通過蜀僧鎮龍的神話犧牲、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氣節、朝鮮戰場上鄭其貴的沉默堅守等不同時空片段，勾勒出“抗爭”的多種形態：它是神話中的守護、民族存亡時的擔當，更是個體在歷史誤解中對真理與尊嚴的堅守。

 

這種多層次、跨歷史的敘事結構，與《人生苦旅，我亦行人》中對生命韌性的書寫彼此映照——無論是歷史洪流中的老兵，還是現實困境里的小人物，他們身上都帶著從江淮土地中生長出來的那份“倔強”，那是一股永不彎折的生命之力。

 

文中對鄭其貴的刻畫，尤見作者的史識與情懷。張健并未囿于戰史定論，而是通過細節、口述與文本的互證，一點點擦拭歷史塵埃，還原出一個被宏大敘事遮蔽的軍人形象：他背負的不僅是戰場失利的責難，更是用余生去守護戰友、等待真相的漫長沉默。

 

這一筆觸，與《走丟的人》中對“失蹤者”的打撈形成呼應——張健始終執著于在歷史縫隙中尋找那些被誤解、被遺忘的個體，為他們立傳，賦之以尊嚴。這種對小人物的深情注視、對生命價值的堅定捍衛，正是他文學世界中最溫暖的人文底色。

 

從文學脈絡上看，張健近年創作已逐漸跨越地域局限，獲得更廣泛的關注，而《烽火蜀山》正是其跨界能力的集中體現：散文為基，卻融小說敘事、史傳筆法、詩性抒情于一爐，呈現出“跨文體”的開放與包容。這種不拘一格的創作姿態，或許正是他文學疆域不斷拓寬的內在密碼。

 

文章結尾，作者將筆墨從歷史烽煙悄然移回現實蜀山——“繼續找尋流年的痕跡”，舉重若輕地實現了古今轉場。這般收筆，一如張健許多作品的尾聲：不沉溺悲情，不輕下斷語，而是留白一方思索之地，容歷史的余音在現實中久久回蕩。

 

這也喻示著作者的文化態度：記憶不是塵封的遺物，而是流向未來的河；歷史也并非定論，而是持續被解讀、被重構的鮮活文本。

 

總而言之，《烽火蜀山》不只是一座山的記憶獨白，更是一部微縮的江淮精神史。它敘事上熔鑄傳說、歷史與個人經歷，主題上貫通犧牲、抗爭與真理追求，美學上平衡真實與感染力、地域性與普遍性。藉由這些特質，《烽火蜀山》與張健的其他作品共同構筑出一個深厚而遼闊的文學世界——它從合肥的土地生長，卻超越了地域；它扎根于歷史，卻直抵人心。

 

如張健在《梧桐秋雨》中所寫：“每一片落葉都藏著一段往事，每一段往事都值得被銘記。”《烽火蜀山》正是這樣一次深情的記憶打撈與命運書寫。它讓我們看到，文學不僅是審美對象，更是歷史的見證、道德的守護。這份對歷史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正是張健文學最根本的精神底色。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