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視域下“北京詩歌概念”的界定與“京派詩歌”的精神對話

 ——以樹才、林童、李德哲、楊碧薇、戴濰娜、譙達摩等六詩人為考察對象

 

●楊青雲（《北京詩歌概念書系》特邀撰稿人）

 

上篇：“北京詩歌”傳統根脈的當代回響——樹才、林童、李德哲的詩性堅守

 

北京詩歌的地域靈魂，從來不是天安門、四合院等地理符號的簡單拼貼，而是古都文化基因在當代詩人精神世界的創造性生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京派詩歌以“不復古、不盲從”的姿態，確立了“文化根脈為基、個體經驗為鏡、藝術自律為骨”的創作準則；而樹才、林童、李德哲三位詩人的創作，則在京派精神的坐標系上，回應了全球化時代北京“傳統與現代交織、本土與外來碰撞”的文化新質。他們或以精神沉思對接古都的歷史縱深，或以空間敘事激活市井的文化記憶，或以跨界表達拓展藝術的審美邊界，共同完成了對“北京詩歌”地域理念的當代詮釋——不是對京派的復刻，而是讓傳統在當下“活”起來的詩性實踐。

 

樹才《單獨者》精神獨存中的文化根脈回響

 

樹才的詩歌始終保持著一種“向內扎根”的定力，詩人極少直接書寫北京的物理地標，卻在《單獨者》的精神沉思中，暗合著古都特有的“兼容氣度”與“歷史厚重感”，延續了京派詩人“以個體折射文化”的創作邏輯。這種暗合不是刻意的文化標榜，而是詩人長期浸潤于北京文化場域后，精神與地域氣質的自然同構。《單獨者》開篇即以“這是正午！心靈確認了”的斬釘截鐵，確立了主體的精神在場性。這里的“正午”絕非單純的時間概念，而是一種類似古都“中軸線”的精神坐標，正如北京以中軸線為核心，串聯起紫禁城的莊嚴與胡同的煙火，樹才的“心靈”也以“確認”為支點，構建起個體與世界對話的精神框架。這種對“精神坐標”的堅守，與京派詩人何其芳在《預言》中“以青春靈魂叩問時代”的姿態形成呼應：何其芳在北平的庭院中，以“年輕的神”的意象承載知識分子的精神求索；樹才則在當代北京的喧囂中，以“正午”的強光象征文化根脈的澄明，二者都拒絕將個體簡化為時代的附庸，而是以地域文化為底色，完成精神的自我建構。

詩中“太陽直射進我的心靈，沒有一棵樹投下陰影”的意象，進一步深化了這種文化呼應。“太陽直射”既是物理現象的詩化，更是北京作為“文化中心”的精神隱喻，古都歷經數朝積淀的文化力量，如同正午的陽光，穿透個體的精神壁壘，帶來“冥想的煙散盡”的澄明。而“只剩下藍，佛教的藍統一”的轉折，則展現了北京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質：從儒家的禮樂秩序到佛教的空性智慧，北京始終是多元文化的聚合地，這種聚合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如“佛教的藍”般形成的精神共識。樹才在此將個人的哲學體悟與北京的文化包容性相勾連，避免了純然的個人化抒情，這與京派詩人卞之琳“化古為今”的意象重構邏輯一脈相承：卞之琳以“斷章”的現代形式承載古典的含蓄之美，樹才則以“佛教的藍”的現代意象，激活北京文化中多元共生的精神內核。

《單獨者》的核心張力，在于“行走”與“停留”的辯證，這恰是當代北京知識分子精神狀態的詩性寫照。“我在大地的一隅行走著，但比太陽走得要慢，我總是遇到風”中，“行走”既是物理空間的移動，北京的胡同、街道、廣場構成的行走軌跡，也是精神世界的求索，在全球化浪潮中，北京詩人既要應對西方文化的“風”，也要處理傳統與現代碰撞的“浪”。而“比太陽走得要慢”的克制，則體現了北京文化“厚積薄發”的特質：不追逐潮流的速朽，而是堅守精神的沉穩，這與京派詩人沈從文“以人性理想對抗時代浮躁”的立場形成跨時空共鳴。沈從文在北平時期，以《邊城》的純美人性抵御都市的功利化，樹才則以“慢走”的姿態，在“風”的沖擊中守護精神的獨立性，二者都是北京文化“堅守與包容并存”特質的詩性表達。

詩的結尾“誰能真正生活得快樂而簡單？不是地上的石頭，不是天上的太陽”，以反問收束，將個體沉思推向對普遍人性的追問。這種追問跳出了個人化的孤獨，呼應了京派詩歌“以個體敘事承載普遍關懷”的傳統：廢名在《橋》中以鄉土的詩意追問現代性的困境，樹才則在《單獨者》中以精神的獨存追問人性的本質，二者都以北京為精神錨點，讓個體的思考獲得了文化的厚度。可以說，樹才的《單獨者》雖無一字提北京，卻字字浸潤著北京的文化基因——它以個體的精神軌跡，印證了北京詩歌“地域屬性不在地標，而在精神”的核心要義。

 

林童《豌豆花開在古堡之上》空間敘事中的文化記憶重構

 

如果說樹才是“向內”挖掘北京的精神內核，那么林童則是“向外”以空間敘事激活北京的文化記憶。他的《豌豆花開在古堡之上》以“古堡”與“城市”的空間對照，構建起“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場域，延續了京派詩人“以日常空間承載文化記憶”的創作傳統，卻又在城鄉流動的視角中，賦予北京地域寫作新的時代內涵。詩中“豌豆花開在古堡之上”的開篇，即以“古堡”這一意象錨定文化記憶的源頭。這里的“古堡”雖未明指北京的某一處古跡，卻暗合著北京“歷史層積”的空間特質，從元大都的城墻到明清的宮殿，北京的每一處空間都承載著層層疊疊的記憶，“古堡”正是這種“記憶載體”的詩性濃縮。而“豌豆花”的綻放，則象征著傳統在當代的“活態存在”：它不是博物館里的標本，而是在古堡之上自然生長的生命，這與京派詩人廢名在《北平的四季》中“以日常細節激活古都記憶”的寫法形成呼應。廢名寫北平的秋天，不寫皇家園林的宏大，而寫“院子里的槐樹葉子落了一地”的細微；林童則以“豌豆花開”的柔弱，反襯古堡的厚重，二者都拒絕將傳統符號化，而是在“生命感”中讓文化記憶獲得當代生命力。

“從古堡出來的人/到城市去/城市的高樓大廈/開放著他們閉塞的心靈”與“我卻從城市回來/帶著無改的鄉音”的對照，構成了詩歌的核心矛盾，也精準捕捉了當代北京“城鄉流動”的文化特質。北京作為超大城市，既吸引著“從古堡出來的人”追尋現代夢想，也容納著“從城市回來”的人堅守文化根脈，這種雙向流動，讓北京的地域文化不再是封閉的“本土性”，而是開放的“融合性”。林童在此以“無改的鄉音”象征對文化根脈的堅守，這種堅守不是排外的固執，而是如“豌豆花”般柔韌的堅持：即便在城市的“高樓大廈”中，依然能保持對“天然的空氣”“日光下勞作”的向往。這與京派詩人汪曾祺的創作精神一脈相承：汪曾祺從北京的茶館、小吃中提煉文化韻味，林童則從“鄉音”“勞作”中守護傳統的生活方式，二者都體現了北京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既接納現代的“開放”，也尊重傳統的“堅守”。

“當豌豆花開在古堡之上/很多花也次第開放/有的淡雅/有的熱烈”的結尾，以“眾花開放”的意象，詮釋了北京詩歌地域理念的當代內涵。“豌豆花”的“淡雅”代表著傳統的堅守，而其他花的“熱烈”則象征著多元文化的碰撞，在北京的文化場域中，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并非對立，而是如不同的花般共同綻放。這種“多元共生”的理念，既是對京派“不復古、不盲從”精神的繼承，也是對當代北京“國際化都市”特質的回應。京派詩人拒絕“全盤西化”與“盲目復古”的兩極，林童則以“眾花開放”的意象，表明北京詩歌的地域屬性不是“單一傳統”的復刻，而是“多元經驗”的聚合，每一種“花”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共同構成北京詩歌的豐富性。

林童的《豌豆花開在古堡之上》，以“古堡-城市”的空間對話，完成了對北京文化記憶的重構：它不再將傳統視為“過去式”，而是將其置于“城鄉流動”的當代語境中，展現傳統與現代的共生關系。這種書寫方式，延續了京派“以空間承載記憶”的傳統，卻又突破了京派“精英化”的表達局限，以更樸素的“鄉音”“勞作”等意象，讓北京的地域文化獲得了更廣泛的共鳴。

 

李德哲《德之門》《飛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跨界表達中的文化精神傳承

 

作為兼具詩人與教授書畫家多重身份的創作者，李德哲的詩歌天然攜帶著北京“藝術之都”的文化基因。詩人的《德之門》與《飛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兩首詩作，分別從“精神品格”與“生命姿態”兩個維度，以“書畫同源”的跨界思維，延續并拓展了京派詩歌“藝術自律”與“文化堅守”的核心精神，為北京詩歌的地域寫作提供了“藝術跨界”的新范式。

《德之門》以“蓮”為核心意象，將北京文化中“君子品格”的精神內核與書畫藝術的筆墨意趣相融合，延續了京派詩歌“以藝術表達承載文化理想”的傳統。詩中“扎向泥土/挺直的玉項朝向天空/無論風雨/多么泥濘/從不向大地訴說苦衷”的開篇，既是對蓮“出淤泥而不染”形態的描摹，也是對北京文化中“堅守品格”的精神隱喻——從古代文人的“士大夫風骨”到京派詩人的“藝術自律”，“不訴苦、不妥協”的堅守始終是北京文化的精神底色。李德哲在此將蓮的生物特性與文化品格相勾連，這種“托物言志”的寫法，與京派詩人林徽因的創作邏輯形成呼應。林徽因擅長將建筑藝術的“結構美”轉化為詩歌的“韻律美”，李德哲則將書畫藝術的“意象美”轉化為詩歌的“精神美”，二者都體現了北京作為“多元藝術交匯地”對詩人創作的深層塑造藝術形式的跨界，最終指向文化精神的傳承。

“蓮花/盛開/堪比身著華裝的佳麗/讓人想起昂貴的江南/蓮是一位清白的姑娘/走近一朵蓮/美德之門，洞然大開”的轉折，進一步深化了這種文化傳承。“想起昂貴的江南”并非對地域的簡單聯想，而是對“蓮”所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體的呼應——北京作為古都，始終是全國文化的聚合中心，“江南”的清雅與北方的厚重在此交融，構成北京文化“兼容南北”的特質。而“美德之門，洞然大開”的點睛之筆，則將蓮的意象從“自然形態”升華為“文化符號”，暗合著北京文化“以美德為核心”的價值取向。這與京派詩人朱光潛“藝術即人格”的美學主張一脈相承：朱光潛認為“藝術的境界就是人格的境界”，李德哲則以“蓮”的意象證明，“北京詩歌概念”的地域屬性本質上是“文化人格”的詩性表達，藝術形式可以跨界，但“美德”“堅守”等核心精神始終是不變的底色。

《飛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則以“飛馬”的意象，展現了北京文化中“進取與堅守并存”的生命姿態，拓展了京派詩歌“個體與時代對話”的維度。“策鞭/飛馬/奔突/在遙望故鄉田野的小路上”的開篇，以“飛馬奔突”的動態意象，打破了傳統文人“靜守”的刻板印象，呼應了當代北京“高速發展”的時代特質，古都不再是靜止的歷史標本，而是充滿活力的現代都市。但“遙望故鄉田野”的牽掛，又表明這種“奔突”并非盲目追逐現代，而是始終以“故鄉”（即文化根脈）為精神錨點，這與京派詩人沈從文“傳統中求新變”的主張形成共鳴。沈從文在北平時期既吸收西方小說的敘事技巧，又堅守中國傳統的人性理想，李德哲則以“飛馬奔突”與“遙望故鄉”的辯證，表明當代北京詩人的“創新”，始終是“帶著根脈的前行”。

“故鄉的原野在想念中隱現/升騰的心/鏗鏘有韻/飛馬的心情是我的心情/口哨聲聲/馬蹄，裝飾著我的心曲”中，“飛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的共情，將個體與“馬”的生命姿態融為一體，展現了北京詩人“以生命體驗承載文化精神”的創作路徑。“馬蹄裝飾心曲”的意象，更是將“奔突”的動態轉化為“心曲”的詩意，暗合著北京文化“剛柔并濟”的特質，既有“策鞭飛馬”的進取，也有“心曲婉轉”的細膩。這與京派詩人卞之琳“在細微中見宏大”的寫作風格形成呼應：卞之琳以“斷章”的細微意象承載時代的宏大思考，李德哲則以“馬蹄心曲”的細膩，展現當代北京的生命活力，二者都證明“北京詩歌概念”的地域寫作，從來不是“宏大敘事”的空泛，而是“生命體驗”的真誠表達。

詩的結尾“假若你聽不到我的呼喚/這不分白晝的行馳之音/足夠見證我對你的忠貞”，以“忠貞”的誓言收束，將“飛馬”的意象升華為對文化根脈的“忠貞”堅守。這種堅守，與《德之門》中的“美德”相呼應，共同構成李德哲詩歌的核心——北京詩歌的地域屬性，最終落腳于詩人對文化根脈的“忠貞”。這種“忠貞”不是保守，而是如“飛馬奔突”般，在時代浪潮中守護文化的核心價值，這正是對京派“藝術自律”精神的當代發展：京派的“自律”是對藝術純粹性的堅守，李德哲的“忠貞”則是對文化精神純粹性的守護，二者在精神內核上高度一致。

 

從樹才《單獨者》的精神沉思，到林童《豌豆花開在古堡之上》的空間敘事，再到李德哲《德之門》《飛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的跨界表達，三位詩人以不同的創作路徑，共同詮釋了“北京詩歌”地域理念的當代內涵：它以京派精神為根脈，卻不局限于京派的時代語境，而是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個體與時代”的對話中，讓北京的文化基因獲得了新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不是對地域符號的簡單復制，而是詩人以真誠的生命體驗，與古都文化精神的深度同構。

 

下篇：“北京詩歌概念”多元碰撞中的時代新聲——楊碧薇、戴濰娜、譙達摩的詩性突破

 

當北京從“古都”向“國際化都市”轉型，其地域文化的內涵也從“傳統傳承”拓展為“多元共生”。楊碧薇、戴濰娜、譙達摩三位詩人的創作，正是這種“多元共生”特質的詩性表達，他們不再局限于京派“守成中求新變”的框架，而是以更開放的視野、更先鋒的姿態，回應全球化時代北京的文化新質：楊碧薇以“流動視角”書寫“異鄉人”的北京體驗，戴濰娜以“夸界意識”重構地域文化的詩學維度，譙達摩則以“神圣敘事”激活傳統信仰的當代價值。他們的創作讓“北京詩歌概念”的地域理念從“本土根脈”走向“全球視野下的本土表達”，完成了對京派精神的突破與超越。

如果說樹才、林童、李德哲的創作是對京派詩歌“文化根脈”傳統的堅守與延續，那么楊碧薇、戴濰娜、譙達摩則以更具跨界性與突破性的書寫，為北京詩歌注入了新的精神維度。他們不再局限于對地域文化符號的挖掘，而是以“流動的身份”“跨界的視野”“神圣的追問”，打破了地域與語境的邊界，在京派詩歌“藝術自律”的底色上，構建起與時代精神同頻共振的詩性空間。這種突破并非對傳統的背離，而是京派詩歌“不盲從、求新變”精神在當代的必然延伸，使北京詩歌從“地域書寫”升華為“精神坐標”。

 

楊碧薇流動身份中的精神錨點——《燈塔》里的歸屬與超越

 

作為從西南邊陲走向北京的詩人，楊碧薇的詩歌始終帶著“遷徙者”的視角，詩人既不是北京本土文化的“原住民”，也不是游離于地域之外的“旁觀者”，而是以“流動的身份”在地域與精神的夾縫中尋找平衡。這種身份特質使其詩歌既跳出了對北京地理符號的刻板書寫，又以“外來者”的清醒，捕捉到了當代都市人共通的精神困境，而《燈塔》正是這種書寫的典型代表，其與京派詩歌的精神對話，體現在“漂泊與歸屬”的辯證思考中。

京派詩歌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在個體經驗中折射文化品格”，楊碧薇則將這種“個體經驗”從“地域扎根”拓展為“身份流動”。《燈塔》以“海口秀英港開往廣東海安的輪船”為起點，開篇便構建了一個“流動的場域”：“這艘白色的、從海口秀英港/開往廣東海安的輪船/裝下了你/輝煌的星空”。“輪船”作為移動的載體，既是物理空間的交通工具，更是詩人身份的隱喻，從云南到廣西，再到海南、北京，地域的遷徙讓“咸腥的風”從“陌生”變得“親近/像你體內的親人”。這里的“咸腥的風”并非單純的海洋氣息，而是流動過程中沉淀的生命體驗，它取代了四合院、胡同這類固定的地域符號，成為詩人與世界對話的媒介。這種以“流動經驗”為核心的書寫，看似脫離了北京的地域語境，實則暗合了京派詩歌“以個體為本”的精神內核——京派詩人從不將地域視為束縛，而是以個體體驗為鏡，映照文化的多樣形態，楊碧薇則將這種“個體體驗”置于更廣闊的空間維度中，讓北京詩歌的“地域性”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而升華為“精神包容性”。

《燈塔》的深層價值，在于對“歸屬”的重新定義，這與京派詩歌“在傳統中尋找精神支點”的追求形成了跨時代的呼應。京派詩人在動蕩年代以傳統文化為精神錨點，而楊碧薇則在流動的時代以“燈塔”為象征，構建了更具普適性的精神歸屬。詩中“岸并不是盡頭”的判斷，打破了“地域即歸屬”的固有認知，“岸上/令人心安的花花世界”代表著世俗意義上的穩定與歸屬，而詩人卻選擇“靠著若有若無的光/選擇信任/選擇歸屬，并依然贊美/寬闊的風險”。這里的“燈塔”并非具體的地理標識，而是一種精神指引：它不依賴于固定的地域，卻能在“深海”中為漂泊者照亮方向。當詩人寫下“在深海里/你看見一個蔚藍的宇宙”時，完成了從“地域歸屬”到“精神超越”的升華，這種超越不是對地域的否定，而是將北京詩歌的精神內核從“文化根脈”拓展為“生命意識”，使北京詩歌成為承載當代人精神困境與超越的載體。

楊碧薇的創作證明，北京詩歌的“地域性”從來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既能容納本土詩人的文化堅守，也能接納外來者的流動經驗。這種開放性正是京派詩歌“不復古、不盲從”精神的當代體現，讓北京詩歌在地域文化的根基上，生長出與時代同步的精神高度。

 

戴濰娜跨界視野下的詩性狂歡——《一見再見》里的傳統與現代

 

戴濰娜的詩歌以“跨界”為顯著特征，戴美女既是詩人，也是譯者、學者，多重身份的疊加使其創作跳出了單一的文學語境，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異域、理性與感性的碰撞中，構建起獨特的詩性世界。《一見再見》作為其代表作，以極具張力的意象與狂歡化的表達，延續了京派詩歌“藝術自律”的追求，同時以“跨界視野”為北京詩歌注入了新的藝術活力，其精神對話的核心，在于“傳統元素的現代轉化”。

京派詩人善用傳統意象，但始終保持著“理性的克制”，追求“蘊藉含蓄”的美學風格；戴濰娜則打破了這種克制，以“狂歡化”的書寫讓傳統意象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一見再見》開篇便以“敢不敢，望一眼此刻的月亮/誰看見它，都該羞愧而亡”的激烈語氣，顛覆了古典詩歌中“月亮”的抒情傳統，它不再是思鄉、懷舊的載體，而是一種具有壓迫感的精神符號，迫使詩人直面自我與世界的關系。這種對傳統意象的“解構與重構”，正是京派詩歌“求新變”精神的延續：京派詩人拒絕盲從古典傳統，戴濰娜則拒絕將傳統視為僵化的標本，而是以現代意識激活其內在的生命力。

詩中的“跨界融合”還體現在地域與文化的碰撞上：“青海湖底的泥巴也爬上墻面/土族的妹妹把彩虹掛到每一個明天”。“青海湖”“土族”等地域文化元素，并非簡單的風景或民俗展示，而是與“月亮”“星星”等宇宙性意象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地域—民族—宇宙”的多層級詩性空間。這種書寫方式打破了北京詩歌與其他地域詩歌的邊界，使北京詩歌成為一個容納多元文化的“精神場域”——這與京派詩歌“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一脈相承。京派詩歌以北京為中心，吸納了各地的文化養分；戴濰娜則以更廣闊的視野，將邊疆地域的文化元素融入創作，使北京詩歌的“地域性”升華為“文化包容性”。

《一見再見》中“孤獨的人吹聲口哨/星星它就能下來陪我說話”“岸邊等候我的邂逅/是一頭月光下散步的牦牛”等詩句，以“通感”“擬人”等手法，構建了一個充滿想象力的詩性世界。這種對“藝術自律”的堅守，即始終以詩歌的內在規律為創作核心，拒絕功利化、工具化的書寫，正是戴濰娜與京派詩歌精神對話的關鍵。京派詩人以“為藝術而藝術”的姿態對抗世俗化，戴濰娜則以純粹的詩性表達，在消費主義時代守護著詩歌的精神領地。

 

譙達摩神圣維度的詩意回歸——《第一波羅蜜》（節選）里的信仰與追問

 

譙達摩的詩歌以“神圣性”為核心特質，他在《第一波羅蜜》（節選）中，將宗教信仰、哲學思考與詩歌表達融為一體，打破了當代詩歌“世俗化”的單一傾向，為北京詩歌開辟了“神圣維度”的書寫空間。這種書寫與京派詩歌的精神對話，體現在“對精神高度的追求”上，京派詩歌以傳統文化為精神支點，譙達摩則以宗教信仰為精神依托，二者雖依托不同，但都旨在超越世俗的局限，構建詩歌的精神品格。

《第一波羅蜜》（節選）開篇即以“天亮了！”的反復吶喊，營造出一種神圣的儀式感。“我最初聽見的是幾聲鳥鳴/幾片琉璃瓦即將飛翔/然后在陽光中傾斜，破碎/留下一地羽毛”，“琉璃瓦”作為傳統建筑元素，既是北京地域文化的符號，也是神圣性的隱喻——它“飛翔”“破碎”的過程，象征著世俗與神圣的碰撞與轉化。這種對“琉璃瓦”的書寫，不同于對地域符號的簡單拼貼，而是將其轉化為精神的載體，這與京派詩歌“以地域符號承載文化精神”的手法一脈相承。京派詩人筆下的“四合院”“胡同”承載著傳統文化品格，譙達摩筆下的“琉璃瓦”則承載著神圣的精神追求，二者在“符號的精神化”層面形成了呼應。

詩中對佛教經典的引用，進一步強化了神圣維度：“‘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這種引用并非簡單的宗教說教，而是將佛教的“慈悲”“覺悟”等理念融入詩歌的精神內核，使詩歌超越了個體的悲歡，上升到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京派詩歌追求“文化品格”，譙達摩則追求“精神信仰”，二者都拒絕詩歌淪為純粹的個體情緒宣泄，而是力圖賦予詩歌更廣闊的精神內涵。這種對“精神高度”的追求，正是譙達摩與京派詩歌精神對話的核心。

“此刻抵達故鄉的第一縷陽光/披著神的衣裳”一句，將“陽光”“故鄉”“神”三個意象融合，構建了“世俗—神圣”的雙重歸屬。“故鄉”既是物理意義上的家園，也是精神意義上的信仰歸宿；“陽光”既是自然現象，也是神圣的象征。這種雙重歸屬的書寫，回應了當代人“精神迷失”的困境，正如京派詩人在動蕩年代以傳統文化尋找精神依托，譙達摩則在世俗化時代以宗教信仰為人們提供精神支點。這種書寫不僅豐富了北京詩歌的精神維度，也延續了京派詩歌“關注人類精神命運”的傳統。

 

從楊碧薇的“流動身份”到戴濰娜的“跨界視野”，再到譙達摩的“神圣維度”，三位詩人以不同的書寫路徑，共同拓展了北京詩歌的邊界。他們與樹才、林童、李德哲一起，構成了當代北京詩歌的“堅守與突破”的雙重維度——前者守護著京派詩歌的文化根脈與藝術自律，后者則以新的視角與手法，為北京詩歌注入了時代活力。在地域文化視域下，北京詩歌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地域符號的拼貼”，而是“以京派精神為內核，以多元書寫為形態”的精神載體，它既扎根于古都的文化土壤，又向著時代與人類的精神深處無限延伸。

 

當代“北京詩歌”的精神圖譜與京派回響

 

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京派詩歌確立“文化為基、個體為鏡、藝術為骨”的精神坐標，到當代詩人在地域文化視域下的創造性書寫，北京詩歌始終保持著“堅守與突破”的辯證生長。以樹才、林童、李德哲為代表的詩人，錨定傳統根脈，在語言、意象與文化記憶中延續京派精神；楊碧薇、戴濰娜、譙達摩則以北京詩人身份、跨界視野與神圣追問，為“北京詩歌概念”開辟新的精神維度。六詩人的創作共同構建了當代北京詩歌的多元圖譜，既回應了京派詩歌的歷史遺產，又完成了與時代精神的對話重構，重新定義了地域文化視域下“北京詩歌概念”的核心內涵。

當代北京詩歌的“堅守”，本質是對京派詩歌文化基因的創造性傳承。京派詩人拒絕復古與盲從，主張在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支點，這一特質在樹才、林童、李德哲的創作中形成清晰回響。樹才以“極簡語言”重釋古典詩學的“含蓄之美”，將《詩經》的比興傳統轉化為當代的隱喻體系，其語言的克制與精準，與京派詩歌“藝術自律”的追求一脈相承；林童以“胡同意象”為載體，將老北京的市井記憶與文化肌理融入詩歌，避免了地域符號的表層拼貼，延續了京派“以個體經驗折射文化品格”的路徑；李德哲則在古典詩詞的韻律與意境中尋找靈感，其詩歌中的“雅韻”并非對傳統的復刻，而是以現代意識激活古典美學，呼應了京派“不復古而重傳承”的精神內核。三位詩人的創作證明，當代北京詩歌的“地域性”并非靜態的文化標本，而是在傳統根脈中生長的動態精神，這與京派詩歌將地域文化轉化為藝術品格的核心追求高度契合。

而楊碧薇、戴濰娜、譙達摩的創作，則展現了當代北京詩歌對京派精神的突破性發展。京派詩歌以北京為文化中心構建書寫場域，當代詩人則以更開放的視野打破了地域與語境的邊界：楊碧薇以“流動身份”書寫漂泊與歸屬，將西南邊陲的生命體驗與北京的都市精神相融合，使北京詩歌的“包容性”從本土文化延伸至跨地域經驗；戴濰娜以學者、譯者的跨界視角，將青海湖的邊疆意象、土族的民族文化與古典詩歌的傳統元素交織，構建了“地域—民族—世界”的多層詩性空間，拓展了京派“兼容并包”的文化維度；譙達摩則引入“神圣維度”，將佛教的精神信仰與琉璃瓦的北京符號相結合，超越了京派詩歌的世俗文化框架，為北京詩歌注入了關乎人類精神命運的終極思考。這種突破并非對京派傳統的背離，而是對京派“求新變”精神的當代詮釋，京派詩人以反潮流的姿態確立藝術品格，當代詩人則以跨界書寫打破創作慣性，二者在“拒絕盲從、追求獨立”的精神本質上形成跨時代共鳴。

從整體來看，六位北京詩人的創作共同完成了對“北京詩歌”概念的當代界定：它不再是局限于地理空間的“地域詩歌”，而是以京派精神為內核、以多元書寫為形態的“精神載體”。傳統與現代在這里并非對立，而是相互滋養，樹才，李德哲等人的“堅守”為詩歌奠定了文化根基，楊碧薇，戴濰娜等詩人的“突破”則為詩歌注入了時代活力；地域與超越也并非割裂，而是彼此成就——胡同、琉璃瓦等地域符號承載著文化記憶，流動經驗、神圣信仰則將這種記憶升華為普適性的精神表達。這種“根脈與突破共生、地域與超越并存”的特質，正是當代北京詩歌對京派傳統最深刻的繼承與發展。

在消費主義與碎片化閱讀的當下，六位北京詩人的創作不僅勾勒出當代北京詩歌的精神圖譜，更回應了詩歌如何在傳統與時代的夾縫中保持生命力的核心命題。他們的實踐證明，地域詩歌的價值不在于對文化符號的簡單堆砌，而在于將地域精神轉化為藝術創造力；詩歌傳統的意義也不在于復古守成，而在于在傳承中尋找突破的可能。從京派詩歌到當代北京詩歌的發展軌跡，本質上是一部中國現代詩歌以地域為錨點、向精神深處不斷探索的歷史——這一探索，仍在繼續。

 楊青雲 近照

【作者簡介】楊青云，曾用名楊曉勝，筆名梅雪、汝愚等。常駐北京。著有《范曾論》《范曾新傳》《孔祥敬詩論》《周恩來研究》《范曾詩魂書骨美學思想窺探》《賈平凹美術論》《李德哲美術論》《北京虎王馬新華新論》《忽培元淺論》《王闊海新漢畫初探》《北京詩歌概念書系上部》《櫻花結》長篇小說等。現為范曾研究會會長，北京周館籌秘書長兼《周公研究》新媒體總編。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