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構建的世界

——關于文化根源問題的思考

 

作者：倪章榮

 

中國文化亦有很多人稱之為東方文化（其實這樣稱呼有些牽強，有些人比如美國學者薩義德的東方文化的定義就不包含中國文化乃至遠東文化），無疑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她歷史少悠久（一說為三千多年，一說為五千多年），因為她影響廣泛（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皆為這種文化所支配）。可是，當人類進入到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之后，基于中國文化帶來的可怕的客觀現(xiàn)實，對中國文化的質疑之聲時時可聞，然而，絕大多數(shù)人給出了藥方還是恢復傳統(tǒng)文化或者正確理解傳統(tǒng)文化，其中最主要的觀點是：用所謂真正的儒家思想建立中國的價值體系，比如靠對儒家思想進行現(xiàn)實主義解讀的于丹等人。于是，就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對儒家思想的批判，認為之所以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道德、不能進步全在于儒家文化的毒害，比如江西南昌的黎鳴先生。當然，也有人認為是中國兩千多年“形儒實法”的專制制度。但是，我卻認為，導致中國人道德淪喪、固步自封、自相殘殺、冥頑不化的根源不在“儒”、不在“法”，也不在其他的“家”，儒家也好，法家也好，諸子百家也好，都只是中國文化的病灶而不是病根，其病根在于中國人自以為是的文字的羈絆。可是，為什么我們會有這樣的文化呢？我一直迷惑不解。當我知曉了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重大發(fā)現(xiàn)“語言即世界，語言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在哪里。

一直以來，我對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持有堅決的批判態(tài)度，也曾以為正是儒家思想和在儒家思想掩護下的法家主張禍害了中國，禍害了中國人，導致了中國幾千年的虛偽的實用主義的文化體系（我和大多數(shù)人的不同觀點是：很多人都說中國文化的三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根基是“儒釋道”，我卻認為“釋”也好、“道”也好，都沒有形成對中國文化的根本影響，且“道”“釋”無論在主張上多么地大相徑庭，但實質上都沒有動搖其固有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觀念甚至還為其所用，中國文化母體其實是“儒”“法”兩家）,近年來，我才突然發(fā)現(xiàn)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其他“家”也好，都不是中國文化產(chǎn)生、鞏固、繁衍的根基，根基在于中國文字即漢字，在于由漢字所構建的既龐大又牢固的語言世界。

漢字具有典型的象形文字特點，又有會意、諧音等功能，其產(chǎn)生的過程沒法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與其生產(chǎn)、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應該說中國古人是相當聰明的，那么多筆畫繁雜、歧義紛呈的文字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需要怎樣的智慧和毅力？當中國人發(fā)明了漢字并被廣泛運用的時候，其高興和得意的狀況是可以想象的，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一直沉浸在自我陶醉、自娛自樂之中不能自抜。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海斯、穆恩、韋蘭在其合著的《世界史》中，曾這樣分析中國文字：“這個文字系統(tǒng)，從前是，現(xiàn)在仍然是，對中國的一個巨大障礙，因為成千上萬的不同字，都要會讀、會寫，是很困難的。”中國人太容易滿足太自以為是了，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到了十九世紀還視其他國家、民族為蠻族，不肯與他族交流更不用說學習了。正是中國人的自以為是，導致了這個龐大的民族與世界的隔絕，《世界史》繼續(xù)說：“假如中國在周朝時代和近東有更多的貿(mào)易往來，一種簡單的字母體系可能會被采用。”所以，同是古文明發(fā)源地的兩河流域和埃圾最終都摒棄了他們千辛萬苦發(fā)明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而中國人卻死死抱住方塊字不放。正是一個又一個的方塊字以及由這些方塊字組成的詞語、定義限制了中國人的思維，形成了中國保守的、落后的、實用的、利己主義的、相互矛盾的文化體系。

儒家學說也好、法家學說也好、道家學說也好、釋家學說也好、墨家學說也好，從根本上來說，都沒有完全擺脫現(xiàn)實和利益的束縛，盡管老莊的道家學說有那么一點“出格”，“道”出了某些事實真相（我同意費正清先生關于道家思想具有某種形而上的意義的觀點），比如承認個體的渺小、人與天（自然）保持一致的重要性（萬物皆一），揭露儒家學說的荒唐，批評統(tǒng)治者的殘暴等，但她卻走向了神秘主義和虛無主義和故弄玄虛的泥淖，老莊極力混淆是非，什么“彼出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認為善惡之分是人類悲慘境遇的根源；宣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他們卻沒有解釋“一”從何來；主張“無為而治”，蔑視知識，稱贊農(nóng)夫不用轆轤汲水而寧愿用肩背手提取水的行為，最終也只能造就幾個與世隔絕的“采菊之士”、“竹林飲者”。道家理論客觀上縱容了儒家思想和專制制度。我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沒有哲學的國家，道家思想有那么一點哲學的味道，但并不是真正的哲學，胡適先生關于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的觀點我是不敢茍同的，哲學不僅僅是研究人生問題，西方哲學家對于形而上的思考和對絕對終極的追求已經(jīng)為哲學做出了定義（關于“中國的哲學”問題，我將另文探討）。沒有哲學就給實用主義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但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或者說主宰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民眾的漠然、無知。以至于儒家思想的病灶輕而易舉地寄托于中國人靈魂內，成為協(xié)助統(tǒng)治者奴役民眾的工具（有人說這是統(tǒng)治者歪曲和改造了儒家學說，這是無力的辯解）。前面已經(jīng)說過，儒家思想“一統(tǒng)天下”主要是因為“民眾的漠然、無知”，中國民眾為什么會“漠然、無知”了呢？中國人不是很聰明的嗎？我的理解是：語言文字起了關鍵的作用。

中國方塊字的基本構件是條條框框，每個字都離不開條條框框的掌控，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字都是由兩個和兩個以上的字組成，形成挾持和控制的格局，而且字與字之間又相互隔絕，產(chǎn)生了無窮無盡的陌生感與無力感，同樣的字，這樣聯(lián)系到一起與那樣聯(lián)系到一起，意思大相徑庭。于是，人們便寄希望于上流社會的定義與解釋，并徹底服從于他們的定義與解釋。這樣的文字最容易設置陷阱、操縱思維了，這樣的文字還特別便于制造囚籠困境和語言枷鎖，于是，便產(chǎn)生了一個龐大的以控制思維方式以及便于隨機應變?yōu)槟康恼Z言世界。比如一個回家的“回”字就是小口（個體）被大口（有話語權的統(tǒng)治集團）套住，回家之后其行為也不能逾規(guī)越矩；詞語更加“講究”，比如“馭民”，意思大家都懂，就是牢牢控制老百姓。“民”當然是老百姓了，奧妙就在“馭”字上，這是一個左右結構的字，左邊一個“馬”字偏旁，右邊一個“又”字，意思是要像馴化馬一樣馴化百姓，要緊緊地把韁繩握在統(tǒng)治者手中，“又”的意思是不斷、一次又一次；中國字詞還存在意思含混、似是而非的毛病，比如“循規(guī)蹈矩”，有的時候用著褒獎，有的時候了用著批評。張維迎教授有一篇文章《語言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對語言的污化和潛伏化進行了激烈批評，現(xiàn)在的很多語言根本無法從字面上去理解其意思了，有點《1984》的味道了（戰(zhàn)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這樣的語言文字給民眾的理解和判斷制造了無限困境，也給別有用心者有可乘之機。老莊哲學，兩個西方人的翻譯可能是完全對立的意思表述；有人為了替孔子辯護，說“唯小人與女子難養(yǎng)”的女子是指某幾個人，有人甚至說“女子”就是“汝”，我們上小學時老師給我們講標點符號的重要性時所舉的“行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之類例子也很有代表性。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中國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字都是由獨立的平行的字母組成，意思表達清晰，基本上不會產(chǎn)生歧意。中國字不僅有條條框框，有含混不清，還有挾持和控制，其實這就是導致中國人思維方式特別的根源，思想被禁錮、壓制，如同籠子里的獅子，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淪為表演的道具。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中國語言世界里有兩套完全對立的文字系統(tǒng)。按照我們很多人的理解，中國語言文字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基于道德準則與利益權衡的語言文字體系，例如“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允執(zhí)厥中”、“擇善而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等等，可是，從上至下的犯上作亂、違背綱常的情況卻層出不窮，西周周公陰謀篡位，隋朝楊堅“勇奪”外孫江山，唐朝李世民弒兄占嫂，李世民的兒子李治“巧娶”后母，李世民父子的共同老婆武則天公然稱帝，李治的兒子李隆基霸占兒媳，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的皇帝石虎、劉子業(yè)、石敬塘更加殘忍、荒唐，無數(shù)游民則打家劫舍、巧取豪奪，甚至賣人肉包子。沒有一個朝代不是無法無天、荒淫無恥，連古代社會最寬松的宋朝也不例外。對于古代中國社會的荒誕不經(jīng)，我曾經(jīng)困惑了很多年，為什么會出現(xiàn)無此匪夷所思的現(xiàn)象，上流社會本應該以身作則啊，后來才發(fā)現(xiàn)，在中國的語言世界里，有兩套完全對立的文字系統(tǒng)，另一套系統(tǒng)即全體國民心知肚明的“潛規(guī)則”。另一套文字系統(tǒng)告訴人們：“王候將相寧有種乎”，“無毒不丈夫”，“馬無夜草不肥”，“好漢不吃眼前虧”，“大丈夫能屈能伸”……還有“田忌賽馬”、“三十六計”等等等等。一些人會根據(jù)環(huán)境、需要、風險、得失，決定運用哪一套系統(tǒng)。認真檢視中國歷史之后，我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幾千年的運行幾乎完全依賴于潛規(guī)則。

語言的強大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人們的思考、判斷、行為、取舍，都在語言的潛移默化或嚴密監(jiān)視下進行。在這樣的語言環(huán)境下，時間久了之后，人們便失去了是非，失去了廉恥，失去了人性，失去了安寧，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勇氣、失去了思想，任憑別人擺布或任憑自己瘋狂。因為失去了是非、廉恥、勇氣、思想，所以中國的思想家也好、思想也好，總是在那些固有的條條框框里打轉轉，都在做削足適履的勾當，沒有人有過破繭而出的努力，普通民眾就更不用說了，統(tǒng)治集團說好就好，統(tǒng)治集團說行就行。結果是思想家和思想只能為統(tǒng)治集團服務，并竭盡全力為其服務。孔子被譽為圣人，圣人本該寬宥大度，可他作司寇僅七日便殺了一個“亂政大夫”少正卯。有人問他為什么把少正卯殺了。孔子數(shù)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二、其談說足以飾袤熒眾。三、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拿今天的話說，就是結黨營私、妖言惑眾、混淆是非。也就是所謂的“思想罪”。

思想家們都赤膊上陣了，普通民眾就更不用說。因為思維模式的限制，中國人便只會在小圈子里打轉，也便習慣并善于窩里斗；因為無知，所以既容易馴服又容易鼓動，既膽小怕事又殺人如麻。這也是中國盛產(chǎn)奴才和流氓的原因。一句子虛烏有的“耕者有其田”之類的許諾，便能讓萬千人把屠刀舉向與自己無冤無仇的同胞。從陳勝吳廣開始的所謂“農(nóng)民起義”便此起彼伏，雖說絕大多數(shù)都以失敗告終，但也有成功的例子，可那些為主人出生入死、殺人如麻的“功臣”們有幾個到頭來不是被他們的主人除掉？問題是，盡管有前車之鑒，但一旦有野心家舉事，我們的民眾總是蜂擁而上。原因何在？在于我們的文化，在于我們文化培養(yǎng)出的投機心態(tài)、從眾心態(tài)、僥幸心態(tài)以及圖一時快活的享樂心態(tài)。至于靠“兄弟”們出生入死終于爬上皇位的帝王們?yōu)槭裁磳Α靶值堋蓖聪職⑹郑扛匆苍谥袊幕侵袊幕嬖V他們必須以自我為中心，是中國文化告訴他們絕對不能與任何人分享權力哪怕是自己的親兄弟——“一山不容二虎”，是中國文化告訴他們不能相信任何人——“對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中國幾千年的兄弟相煎、手足相殘，其禍根在中國文化即我們獨特的語言世界。有人說中國人（指漢民族）從來沒有侵略別國的歷史，因為中國人愛好和平。這是對中國歷史、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天大誤解，我多次說過，任何大國都是侵略的產(chǎn)物，古代中國也不例外，近代之后的中國人之所以不像歐洲列強一樣侵略他國，并不是因為愛好和平，而是他們覺得侵略別國風險太大，還不如在自家殺人越貨有把握。現(xiàn)實利益主宰了中國人的行為，要不，一個聲稱愛好和平的民族為何對自家人如此殘忍？有確鑿證據(jù)證明，自有史以來，中國人發(fā)動的對自家人的戰(zhàn)爭頻率最快，死傷最多，中國人對于自家人的殺戮手段最為殘忍和血腥。

中國社會的停滯不前，其責任仍然在中國文化。以前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如此龐大、歷史如此悠久的民族沒有自己的宗教迷惑不解，后來才知道這也“得益”于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一統(tǒng)”觀念，不僅阻礙了各民族的相互的交流和學習，也阻礙了文化的融合和宗教的誕生，因為中國人尤其是統(tǒng)治集團不需要其他文化打擾他們的生活，更不需要宗教對于政治的監(jiān)督了。引進的佛教也都是經(jīng)過改造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為政權服務的東西。而之所以中國會產(chǎn)生如此的文化，完全是方塊字構建的語言世界。

方塊字準確地說是方塊字形成的語言系統(tǒng)帶來的思維定式，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也放縱了中國人的行為，讓本來很聰明的一個民族逐漸變得愚鈍了，變得人性泯滅了，變得不思進取沒有探索精神了，于是心懷叵測之人便興風作浪，弄出一些奴役人、摧殘人的文化來，強迫民眾接受。近代以來，也有人提出向西方學習，但大多都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這種觀念支配下，其學習也不過是急功近利的行為，這就是之所以外國人的壞習慣能夠很快在我們國土生根發(fā)芽，他們對于真理的追求、對于正義的堅持被我們拒之門外的原因。一位西方學者表達過這樣的觀點；語言還是代碼，是很難翻譯的，尤其是將英文翻譯成中文，因為語言文字不僅承載了文化內涵，還包涵了價值觀念、情緒共鳴。早年嚴復將英國人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翻譯成《權己界限論》，就是考慮到了其著作的真正內核。現(xiàn)在我們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書名是嚴重違背作者意圖的，給中國讀者的感覺好像該書是探討如何讓國家富強的問題，實則人家是在探討怎樣讓經(jīng)濟發(fā)展、國家進步，讓國民過上幸福生活，它的真正書名應該是“財富成因與性質的研究”。現(xiàn)在的書名顯然是為了讓該著作進入我們的語言世界。

青少年時代，看到“五四”先賢們廢除漢字的主張時，認為他們的認識過于偏頗、思想過于激進，現(xiàn)在才知道，他們是一群先知先覺者，他們看清了中國文化的本質，試圖為中國人做一件有益于千秋萬代的事，但是，他們失敗了。多年前去韓國旅游，聽導游說，朝鮮半島過去一直運用漢字，是十五世紀中期的世宗大王把自己關在房子里一年，造出了現(xiàn)在的簡便易懂的朝鮮文字。我們改造文字的失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否則，中國就不是中國了。我知道漢字是中國文化的病根，但我不知道我們的文化應該如何改進，方塊字已經(jīng)存在三千余年了，廢除顯然讓國人心理上顏面上都無法承受，全盤西化似乎也不現(xiàn)實，有利益的沒有利益的都不會答應。可是，我也不贊成一些人重新尋找中國文化源頭比如黎鳴先生等人的從老莊著作里挖掘“文化”的主張，老莊的東西也好，其他諸子百家的東西也好，都不足以撐起文化的大傘。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人自以為是的文化觀念，如同阿Q一樣，現(xiàn)在潦倒了沒什么，以前曾經(jīng)闊過（以前是不是闊過，是怎樣的一種“闊”，還不好說），究竟應該建設怎樣的中國文化、怎樣建設中國文化，我想，這應該是我們的全體國人特別是知識人的神圣使命。我特別渴望中國能出現(xiàn)更多的知識分子，最好是出現(xiàn)幾個世宗大王一樣的人，對我們的文字進行改造，讓語言擺脫束縛，把扭曲的語言糾正過來，形成一個知識分子階層，那樣，我們就有了希望。

 

（2009年10月初稿，2025年10月修改）

 

作者簡介：倪章榮，筆名楚夢。男，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綠洲》、《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廈門文學》、《南方文學》、《佛山文藝》、《西北軍事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粵海風》等國內刊物及《領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fā)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fā)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xiàn)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與“三權”》、《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