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是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他的小說和散文，無不飽含著他對自身經驗的確證，以及他對現實的觀察、對他人的同情。面對現實，他有嚴厲的審視，也有精微的雕刻，他渴望介入當下社會的一些側面。現實主義是作家的生存處境，也是他所無法選擇的語言處境。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對現實境遇的卷入和挺進，就意味著他未曾完成對存在的領會。存在是最大的現實。看到了這一點，就知道，把王十月的寫作簡單地歸結為打工文學或底層文學，其實并不合身。他的確關注了屬于他的那一部分現實，但通過這一渺小的路徑，王十月要探查的，還是現實背后的那些人生，有著怎樣的黑暗和亮色。
    從現實的方向往前看，或可清晰地見出中國當代小說的一些局限：當代小說迷戀凡俗人生、小事時代多年了，所以，這些年幾乎沒有在作家筆下站立起來什么新的價值，有的不過是數量上的經驗的增長——而經驗的我，身體的我，都是假我；惟有價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所以，價值危機才是文學真正的危機，正如思想危機才是文學批評的真正危機一樣。
    迷戀經驗、小事的寫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對一種宏大敘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時，伴隨而生的也是一種精神的潰敗——小說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生開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漸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所以，這些年來，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很多，但我們卻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并帶著希望的寫作，可見，作家的靈魂視野存在著很大的殘缺。中國當代小說慣于寫黑暗的心，寫欲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快樂，唯獨寫不出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為何寫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為在作家們的視野里，早已沒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
    這也是中國小說為何正在失去面對基本事實、重大問題的能力的原因之一。私人經驗的泛濫，使小說敘事日益小事化、瑣碎化；消費文化的崛起，使小說熱衷于講述身體和欲望的故事。那些浩大、強悍的生存真實、心靈苦難，已經很難引起作家的注意；文學正在從精神領域退場，正在喪失面向心靈世界發聲的自覺。從過去那種政治化的文學，過渡到今天這種私人化的文學，盡管面貌各異，但從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實都是一種無聲的文學，因為這種文學，如索爾仁尼琴所說，“絕口不談主要的真實，而這種真實，即使沒有文學，人們也早已洞若觀火。”什么是“主要的真實”？我想就是在現實中急需作家用心靈來回答的重大問題。可是，許多人的寫作，只是滿足于對生活現象的表層撫摩，他們普遍缺乏和現實、存在深入辯論的能力。作家正在對人性的沉淪、對生活和精神的雙重潰敗保持集體沉默。
    如何從一己之私里走出來，面對一個更寬闊的靈魂視野？這需要有一種從密室寫作轉向曠野寫作的勇氣。所謂密室寫作，它喻指的是作家對世界的觀察尺度是有限的，內向的，細碎的，它書寫的是以個人經驗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種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曠野寫作呢，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認這個世界還有天空和大地，人不僅在閨房、密室里生活，他還在大地上行走，還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規約和審問。這也是張愛玲的寫作和魯迅的寫作之間的重要區別。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細節的偏愛，以及她對蒼茫人生的個人嘆息，都可以看作是她的密室寫作的經典意象，她確是一個能在細微處發現奇跡的出色作家。但比起張愛玲來，魯迅所看到的世界，顯然是要寬闊、深透得多。尤其是在《野草》里，魯迅把人放逐在存在的荒原，讓人在天地間思考、行動、追問，即便知道前面可能沒有路，也不愿停下進發的步伐——這樣一個存在的勘探者的姿態，正是曠野寫作的核心意象。
    從密室寫作到曠野寫作的精神變遷，其實就是要提醒中國作家：除了寫身體的悲歡，還要關注精神的衰退；除了寫私人經驗，還要注視“他人的痛苦”；除了寫欲望的細節，還要承認存在一種欲望的升華機制。所以，從密室走向曠野，是文學重新發出直白的心聲、重新面對現實發言的必要轉型。
    我愿意在這個背景里來觀察王十月的寫作。他是現實主義者，但他身上間或煥發出來的理想主義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他也寫自己的經驗，但他的心事，通向的往往是這個時代“ 主要的真實”；他的文字因為貫注著一種理解他者的視角，以致他筆下的現實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精神荒原——這個荒原，沒有王十月等人強有力的書寫，很可能是永遠隱匿的。而為一種隱匿的現實作證，為那些從苦難中積攢下來的希望加冕，讓無聲者發聲，讓無力者前行，這樣的寫作，在我們這個時代，理應有更多人來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