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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描寫在文學創作里有著極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它是突出主題，揭露丑惡偽善的重要性，是構建理想世界的靈魂所在。特別是在小說創作里，人物形象的描寫決定著小說創作的成敗。一部好的小說，它的人物形象描寫往往呈現給社會和讀者眾多不同的有血有肉的優秀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家的筆下扮演著形形色色的角色，留給讀者深刻的印象和思考。甚至成為了某個時代的象征，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這是偉大的小說家的成就。人們在記住小說里人物時，也銘記下了作家本人。既然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那么我們就來探討這些小說里的人物形象。我們所熟悉的俄國作家、思想家托爾斯泰和挪威的劇作家、詩人易卜生，前者是批評現實主義作家，后者是現實主義戲劇創始人，一個批評現實主義，一個提倡現實主義，但從他們的作品里，我們發現了他們小說里的人物形象的相同處和不同處，就拿《安娜•卡列尼娜》和《娜拉》這兩部著名的小說來探討吧。
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易卜生劇中的娜拉是19世紀歐洲文學中著名的兩個典型叛逆女性形象。許多評論認為，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女主人翁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個性解放思想的貴族婦女，她堅定不移地追求新生活，不屈從社會環境的壓力，敢愛敢恨，最終以臥軌來結束美麗的生命，是“以死來表示抗議，用生命向那個罪惡的社會提出強烈的抗議和控訴”。而易卜生的《娜拉》里的女主人翁則是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形象。她與丈夫海爾茂的決裂，暴露了男權社會與婦女解放之間的好壞矛盾沖突，她在用力關上大門的那一刻，她掙脫了男人的奴役的“牢籠”，表現了娜拉的精神覺醒；實際上，她們都生活在奢華的上流社會，但她們的女性的命運卻是相似的——“貴婦人”的不幸。
作家設置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是時代的需要。借助她們來批評社會的丑陋和殘暴。安娜•卡列尼娜和娜拉都生活在一個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中，奢華地過著某種“幸福”的生活。她們并不是一個真意義上的“人”，她們只是男人的世襲財產中的一部分。她們對于男性來說只是一件商品，附屬品和生孩子的工具罷，而不是與“丈夫”平起平生的“妻子”。
兩部小說里，女主人翁都在物質上占有富貴榮華，然而在精神上卻是脆弱的，一貧如洗的。小說通過婚姻，賦予她們在上流社會中的一份權利，甚至包括財富，但是她們必須放棄世俗的性的欲望，忠誠地把她們的身與心奉獻給社會要求的“責任”與“義務”。從某種意義來說，她們是做到了，且生活得非常“幸福”，然而，當她們清醒過來時，發現這不是什么幸福。
在易卜生的《玩偶世家》里，起初，娜拉在家庭中像只活潑快樂的小鳥，她全身洋溢著甜蜜的幸福感，她又唱又跳，不停地感嘆：“活在世上過快活日子多有意思！”當“借據事件”發生后，面對克洛克斯泰的要挾，她依然沒有改變對生活的樂觀態度和對愛情的執著，因為娜拉堅信自己的丈夫是深愛她的，她曾對阮克大夫說：“為了我，他會毫不躊躇地犧牲自己的生命。”然而，丈夫海爾茂的翻臉和憤怒徹底粉碎了她的美好想象，同時也使她痛感愛情的幻滅和自我的失落。作為一個女性，娜拉需要的首先是丈夫對她的真情實意的愛，是能像她那樣，為了愛，可以為對方犧牲和付出一切。然而使娜拉失望的是，海爾茂為了世俗的名譽地位，竟將愛情和妻子拋至一邊。失去小家庭的溫馨甜蜜和丈夫愛的娜拉仿佛從云端跌入深谷，使她絕望婚姻的美滿和被愛的幸福。娜拉對自己的命運展開了強烈反抗，毅然地選擇了離家出走。
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小說在描寫安娜在談到與卡列寧婚后的生活時曾說：“八年來他窒息了我的生命……他動不動就侮辱我，自己卻得意洋洋”，顯然，安娜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不幸，她隱約覺得這場婚姻斷送了自己，她從未感覺到生活的愉快與樂趣，而是過著壓抑、沉悶的生活。但是，安娜并不打算改變生活，而是順著社會的要求去承擔一切，直到渥倫斯基的出現。小說里描寫到渥倫斯基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壓抑的生氣在她的臉上流露……她故意地竭力藏住她眼睛力道光輝，但她卻違反她的意志在隱約可辨的微笑中閃爍著。”這段富有感情的肖像描寫，生動地描繪出一個生活在牢籠般家庭里整整八年的女性，當安娜看到新世界展現她面前的時候，內心所產生的卻是那種激動不已的心情。通過安娜那雙光輝的眼睛，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熱切渴求真正的愛情，充滿著無比熱情和無盡生命力的女性。而安娜為了追求愛情，經過痛苦地內心掙扎后，決心離開丈夫和兒子，投入了渥倫斯基的懷抱，投入熾熱的愛情中。
然而，隨著小說的進展，安娜嘗到幸福的滋味時，渥倫斯基轉而冷淡的態度與安娜內心的譴責使她的精神瀕于崩潰。她清楚地認識到渥倫斯基只是為了一時的情欲與自尊而追求她，而不是愛時，她徹底崩潰了，并做出了臥軌自殺的抉擇。我們先不論安娜迷離家庭而遭受的結局是否值得，但安娜的叛逆卻是對男權中心世界權威的挑戰，她頂受著丈夫、宗教以及社會圈所給與的壓力，而毅然選擇了追求真愛，發出了“我要愛情，我要生活”的呼聲，她的精神確實值得人們稱贊。
雖然兩位女性都對社會，對家庭，對命運展開強烈的反抗，表現出叛逆的性格，但是安娜與娜拉這兩個典型的藝術形象在個性特征和心理情感等方面還是存在著差異的。安娜雖說離開死氣沉沉的家庭和從來不懂感情的丈夫，而且又有情人渥倫斯基對自己的瘋狂追求，但她逃脫不了上流社會對自己的敵視與排斥，即便如此，安娜在離家之前還是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她在與丈夫卡列寧決裂和情人渥倫斯基相愛的過程中，內心始終充滿了矛盾、焦慮、不安、痛苦和內疚的情緒。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于安娜在追求愛情的艱難征途中，內心深處和情感世界呈現出了微妙復雜的變化和豐富的內涵與層次，才使她具有了更高的藝術真實性和審美價值，這也是作家托爾斯泰所想要的。相反，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在認清了海爾茂的卑劣性和原先愛情生活的虛偽之后，便干脆利落，堅定不移地作出了與丈夫分手的決定，當海爾茂用女人“對丈夫對兒女的責任”和法律以及宗教來指責，要求娜拉時，娜拉卻回答道：“我還有別的同樣神圣的責任。”“我不相信那些法律是正確的。”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最后娜拉還表示：“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可以看出，娜拉的自我意識明顯增強了，對過去一切似乎合理的存在開始產生深刻的懷疑，并成為一個堅定果敢的女性。許多評論常把娜拉與丈夫的爭論和她義無反顧的離家選擇視作其性格的閃光點，我認為這是從人物的思想層面來作判斷的。如果從小說的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娜拉缺乏的恰恰是女性情感的豐富性和心理變化的復雜性。
我們如果拿易卜生的《玩偶世家》解讀是娜拉與丈夫發生矛盾離家出走，是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女性想要告別舊生活，追求新生活的簡單性的話，那么，托爾斯泰下筆的安娜與丈夫分手，跟隨情人私奔到最后臥軌自殺，則是向人們揭示了一個女性追求愛情自由，追求新生活的艱難性和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