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游蕩”到“游牧——關于陳超《詩野游牧》及其“現代詩話” 
霍俊明
 
　　陳超的《詩野游牧》是他多年來自身詩學建設的一部分。這種“現代詩話”的方式是直接關乎生命與詞語和詩歌精神之間相互打開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作者個人詩學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現代詩話”像哈根達斯一樣“教我欣喜，感到甜”。早在20多年前出版的《生命詩學論稿》中，這種關于“現代詩話”的話語方式就已經建立，陳超一直保持著足夠的警惕和省察，正因如此，他詩歌批評的獨特魅力和趣味性已經被詩壇所認可。
　　“新詩話”(沈奇語)對于陳超而言并不是外加的部分，而是來自于其詩學話語的核心部分。“現代詩話”這種直接開啟生命深處秘密和血脈的批評方式正是真正意義上的“生命詩學”。它給陳超帶來的是新的動力和真正的快樂。而長久垂心于“現代詩話”很大程度上又與陳超的詩人身份密切相關。沒有對詩歌創造性的秘密和深隱的意趣深有同感，沒有對詩歌創造的細節和蛛絲馬跡抱有探幽燭微的能力，沒有對詩歌的閃電具有探雷針一樣敏銳和領受力，是不可能產生這種具有明顯差異性詩歌批評話語方式的。
　　再者，“新詩”這種特殊的話語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絕“詩話”的，尤其是對于那些傾心于修辭炫技和詞語智力游戲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而恰恰正是這種特殊的詩歌批評話語，顯示了其難以替代的重要性、有效性和獨特性。
　　這使我想到李健吾。他感悟式的批評方式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看來都算得上絕對的“少數者”或者“異秉”。也就是說，沒有特殊的詩學稟賦、創作心得和“細讀”能力以及澡雪性情的人，是不可能為之的。在陳超為中外現代詩所做的導讀和鑒賞的過程中，這種特點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凸顯。陳超的詩歌批評就語言自身而言是中國詩歌評論家中最為“講究”和具有難度的。在陳超看來，“新詩學”也是一場語言的實驗。他幾乎對每一個詞語都經過了反復的斟酌、推敲和捶打、淬煉，而這一過程又非常可貴地在高度精準的同時維持了語言自身的趣味。在陳超這里，追求“母語的榮耀垂直洞開”不僅不是拒絕閱讀的，更不是艱深晦澀、枯燥無味的。而這種話語方式在精神本源上與“詩話”傳統一脈相承。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詩話”就比其他批評方式要更高級和進步，而是這種特殊的話語方式對批評家自身的要求更高。“詩話”的吉光片羽的閃現，確實能夠支撐詩歌這種特殊文體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種程度上因話語“縮小”方式所帶來的“整體性”架構的喪失和弱化。而陳超的“現代詩話”則一以貫之地深化了這種“整體性”——批評文本與靈魂高度之間的互相激發和激活、創設。這實際上也是對批評家自身的生命力、活力、性情、趣味、興味的考驗。陳超不僅經受了這種近乎殘酷和噬心的話語考驗，而且還領受到這一過程中的快樂與慰藉。正如他那首感動很多人的詩句，“暮色中我們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開洗過的秀發/談起孩子病情好轉/夕陽閃爍的金點將我的悒郁鍍亮”。
　　《詩野游牧》所體現的心態和心境也是深有意味的。在以往的詩學論著《生命詩學論稿》《打開詩的漂流瓶》《中國先鋒詩歌論》《游蕩者說》《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以及《詩與真新論》中，陳超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特有的沉思、憂患以及擔當意識是非常明顯的。這實際上正是陳超所說的，在“求真意志”的驅動下對靈魂和困境的雙重揭示。而到了《詩野游牧》，如此詩意、輕松、舒朗、清逸的言說方式確實給幾十年來的詩歌批評話語帶來了新的活力和空間。
　　從“游蕩”到“游牧”，正如陳超所說，是在尋求一種差異性、局部性、偶然性和“無政府狀態”，像是一場自由、開闊、流蕩、豐富、散逸而鮮潤的“游牧”。在我看來，這種細微、自然、原生、隨性、獨到、獨立的話語方式是難以被模仿的，因為它只能屬于批評家中的少數人。
　　當然，從“游蕩”到“游牧”，其間的轉換過程并不輕松。多年來，這兩個批評者形象一直在陳超的詩歌研究和寫作中同時存在。“游蕩”多為痛苦、孤獨與沉重，而“游牧”的詩意、寬懷、放松和任性顯然更帶有理想主義甚至詩學的個體烏托邦的意味。在二者之間的過渡地帶往返和跋涉正是陳超多年來詩歌批評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對于這種“游牧”式的“現代詩話”而言，陳超真正做到了“以小博大”。看似容量緊縮的過程實則展開的是一種開闊和鮮活。這正如茫茫大海上撒網的過程，收放自如，縮進然后敞開的過程正對應了“詩話”的本質。也正如陳超所言，這既是一種特殊的創造性寫作，也是一種特殊的認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換言之，這既是一種特殊的創造性寫作，其實也是一種特殊的認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惟有如此，才印證了詩歌批評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才能——“詩有別趣”，同時更印證了詩歌批評與詩歌寫作之間的特殊關聯——相互補充、彼此觀照。正如陳超所說的，詩歌和詩學一樣往往從反思對方開始。
　　“詩野游牧”，無論是在現實的霧霾中還是在詩歌批評的踐行中都顯得如此可貴、難得，當然也更攜帶著無法想象的難度。我希望陳超繼續騎著白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緩緩前行，任意東西。精神的游歷和放牧與復雜性的、現代性的精神游蕩同等重要。關鍵所在就是很多人并不具備這種“游牧”的能力。而像陳超這樣同時具備詩歌批評的“游蕩”和“游牧”精神的人應該算是這個時代批評場域中的一個奇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