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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文學：如何突圍
12月初的各大圖書網站銷售排行榜上，有4位“80后”作家的作品位居前十，除了南派三叔的懸疑小說《盜墓筆記》，韓寒的《青春》、郭敬明的《小時代3.0：刺金時代》、鯨鯨鯨的由豆瓣直播帖整理成書的《失戀33天》這三部“青春小說”，新登上了一個市場化的文學銷售巔峰。
如果說對“青春文學”普遍定義是“正值青春寫青春”，那么“青春文學”可以算是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內部的類型文學，巴金、曹禺、茅盾等人早期的文學作品都可以劃為此類；但實際上，對“青春文學”的命名是從1996年出版的《花季雨季》開始的，隨著21世紀的韓寒和郭敬明備受關注，它也常常被用來特指“80后”的文學創作。總體來看，“80后”的創作幾乎都不曾偏離“青春寫作”的航線，他們因此命名而名聲大噪，卻也因此命名而受限一隅。
誰需要“青春文學”？
“青春文學”高居排行榜前十證明了它的消費群體極具購買力，同時也表明了它具備特定的、穩固的消費群體——中學生是它最忠誠的讀者。顯然，那些王子和公主的幸福故事、會說話的小動物、上天入地的大冒險不再能吸引邁入中學教室的孩子們了，雖然他們依然是定義上的“兒童”，但是在心智上，他們已經進入了“后兒童”的青春時代。
即使是熟讀世界名著的中學生，也并不一定徹底被這些經典養刁了胃口，他們對同齡人的作品同樣懷有巨大的好奇心，更不用說那些只讀“青春文學”的孩子了，他們合力將“青春文學”抬至市場的巔峰。評論家白燁指出，當下的青少年普遍對宏大敘事和刻板說教不感興趣，他們更喜歡閱讀和他們自己生活、情緒緊密相關的文學作品。因此，閱讀同齡人的“青春文學”是他們極大的心理需求。而且處在青春期的人總是熱烈地尋找同盟，雖然他們極度渴望流浪、反叛、與眾不同，但是對小圈子內的“知音”的尋覓與歸屬卻愈發重要。他們借由書本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只能借由書本劃分圈子的邊界，同時，一個身在遠方又寫出自己心聲的同齡人，更容易令人心潮澎湃。據此，白燁說，“青春文學的穩定讀者群也為它的商業繁榮帶來了保證”。隨著青春文學作者的火爆簽售和作品熱銷，作家張抗抗也表示了憂慮：“用商業化的、娛樂化的方式選拔文學新人，對于喚起人們對文學的關注是好的，但新人本身也應該再推敲文學的含義，不要被泡沫推得太遠。”
如果單單從青少年的文學素養、知識儲備的需求出發，那么“青春文學”確實可有可無，“青春文學”的缺席并不代表人生的必要缺憾，但是我們并不能忽略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他們在混沌紛繁的青春時代，亟需一個安慰的想象世界，而恰恰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消費主義的時代，他們的心理需求直接轉化為了市場需求，因此一個安慰性的想象世界很容易被建造起來，因為他們的心理并不那么復雜；同時這個想象世界總是曇花一現，因為他們求得了安慰之后，理所當然地要拋棄它；而在這個想象世界里，成人世界開始不再遙不可及，這在某種程度也填補了青少年面對社會的“知識性空白”。但對于同樣出身于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韓寒和郭敬明來說，寫作則具有了不同的文化意義，而青春文學在他們面前的分裂也正預示了這一類型文學的兩極分化。韓寒在一種批判現實的向度上轉向現代文學的傳統，而郭敬明則盡情將個人情感釋放。
當然不無吊詭的是，韓寒的最大規模的讀者群——中學生，實際上并不能完全領會韓寒在個人創作上的調整與努力，更不關心他在“現實”世界里冷眼想象“夢想”，又從“夢想”世界審視“現實”的用心。韓寒小說中譏諷官場政治、資本強權、文化轉軌、環境污染，也關注當代中國人的根基喪失、家園失卻、歸屬不定的虛無感，這樣痛苦又“別無選擇”的掙扎，是韓寒作為一名“作家”的不懈追求，但在他的大多數讀者看來，只有無盡的反叛才是他們最想獲得的資源。
郭敬明以“一半明媚，一半憂傷”的文筆撫慰了十年來的中學生群體。對于承擔著各種家庭與學校壓力的中學生來說，一個塵埃落定、繁花似錦的夢幻世界是對現實最好的逃離，即使是一個夢里花落的悲劇，也勝于每天重復的考試與作業。這種對青少年心理的熟稔和對他們恰到好處的撫慰和疏導，是郭敬明取得巨大商業成功的原因。
“青春文學成為產業是有積極意義的，從文學角度來看是見仁見智的。文學應該直面人生的很多豐富性，但當下的青春文學主要是在為壓抑的孩子們提供幻想。”北大教授張頤武說。無論是反叛還是撫慰，中學生這一群體都對其有著強烈且不自覺的需求。不過，大多數青春文學都對“撫慰”做了深程度的開掘，這也證明了中學生對這一類型的青春文學的龐大心理渴望。當然，不少青春文學已經過猶不及，走向了頹敗、灰暗的個人情感黑洞。
而且，青春文學雖然在出版上一枝獨秀，但在純文學刊物上幾乎沒有陣地。《青年文學》雜志執行主編唐朝暉認為：“大部分批評家骨子里依舊看不起青春文學，青春文學中的純文學令人擔憂。”
“快餐文學”還是“嚴肅文學”
王朔在《動物兇猛》里對青春所做出的出人意料的刻畫，使他區別于同時代的大部分作家，同時代的姜文將這部小說拍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并成功地獲得不只一代人的認可，這足以證明青年人寫青春的作品完全可以超越“青春”。但23歲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的巴金、23歲發表《雷雨》的曹禺、25歲成立“文學研究會”的茅盾這些現代文學大家的作品當時未能得到“青春文學”的命名，20歲在《星星》上發表詩作、在《青春》上發表小說的蘇童也從來沒有被人稱為“青春作家”。在這個意義上，“青春文學”明顯有別于嚴肅文學，這一類作品之所以被冠以“青春”的頭銜，是因為這個頭銜意味著寫自己的生活，即使沒有嚴肅的思考；意味著或者帶有嚴肅的思考，但不是自己的思考。這個頭銜就是對這一類文學作品的價值的妥協，也是對這一類文學作品創作邊界的成功“塑造”。
如果說寫作“青春文學”的作家都計劃賺到盆滿缽滿、娛樂讀者，不免失之偏頗，而且快餐式作品也的確適應了很多讀者的需要；但是對于有志于創作“不朽”的“80后”作者來說，情況依然不那么樂觀，而且這樣的狀況對于嚴肅文學作者來說，同樣也沒有什么好轉。很多青春寫作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作者的生活里充斥著個人情感，所以只有這個小小的世界他們才有經驗來描述，他們才有感覺去抒發，他們才有想法要分享，但是這個小小的世界中，無非只有愛和不愛，或者各種愛和各種不愛。
曾擔任“文學之新”新人選拔賽總決賽的評委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