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詞者”
——柏樺《一點墨》讀后
文/李商雨

人常說“日光之下，并無新事。”（《傳道書》），又說寫作是“尋章摘句老雕蟲”（李賀《南園十三首》），古來作文，不過是錯畫成文。當我說這些的時候，也并無新意，不過是在做一份編織工作。
近日，我在讀柏樺新出版的一本書《一點墨》（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9月版）。這本書在其封面印有這樣的言語：“詩歌非詩歌，散文非散文，隨筆非隨筆，小說非小說。”因此，編輯說它是一本“四不像”。這般文字，乃是對其文體的描述，是為勾起讀者的好奇：不過，柏樺也是一向以其文本的顛覆性而令人刮目，這一次又會端出什么佳肴來饗讀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即僅憑《表達》一詩，成為中國第三代詩歌的代表性詩人，而后的一系列詩歌，莫不在文體上為天下先，《夏天還很遠》、《惟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瓊斯敦》、《在清朝》等早已成為讀者耳熟能詳的漢語詩歌名篇；尤其讓人難忘的是，幾年前的一首《水繪仙侶》，竟以注釋敷衍成書。三十多年來，柏樺寫作一個刺目的特征，就是對文體的極限式的追求，和對技法有如工匠懷著鍛造精良刀劍的心情的耽溺，這都可以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龐德或納博科夫。關于文體的創新，《一點墨》也不例外——它給予我的是震動，是的，震動。
然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書的封底印有這樣的文字：“上架建議：暢銷∣隨筆”。可是，這本書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暢銷書，而是一個文體的自我挑戰。針對此，我想說的話太多，比如說，這本書中的詩歌部分，但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先撇開詩歌不談，擇本書較為鮮明的一個特點——互文性——簡單談一下。
其實，我與這本書也算是頗有些緣分的。去年8月的一個下午，我在柏樺成都的家里，有幸親睹他寫下《一點墨》的最后一筆。當時，我們討論了第646章《橘哉》：“橘不橘/橘哉！橘哉！”從句法上，這很容易讓人想起《論語·雍也》的一句話：“觚不觚，觚哉！觚哉！”何其相似！這不是在“偷”嗎？還記得艾略特說過的那句有名的話“小詩人借，大詩人偷”嗎？
這也恰是本書的最為顯著的特點。按照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的看法，這兩個文本之間構成了一對互文關系，柏樺的文本有一種超文性，也即，《橘哉》是從《論語》中派生出來的，前者與后者也便構成了一種文本間性。熱奈特在其《隱匿稿本》一書中寫道：“我所稱的超文是：通過簡單的轉換或間接轉換，把一篇文本從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來。”如果打開《一點墨》，我們會隨處發現，有那么多似曾相識的自己已有的知識或文本記憶，有時，有些篇章，是對已有文本略加改造，有些文本則幾乎直接抄下，舉例說，第281章《河南的水利》：“毛澤東說：‘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斗爭。’”全文僅此一句。
米歇爾·施奈德（Michel Schneider）在其《竊詞者》中說：“文本從何而來？原有的片斷、個人的組合、參考資料、突發事件、留存的記憶和有意識的借用。”柏樺以其大膽的姿態，用互文性錯畫成文，織成《一點墨》長卷錦緞，648章，每一章皆為點綴，匯成畫卷上一春煙花。又恰如隋煬帝之迷樓，“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唐·馮贄 《南部煙花記·迷樓》），怪乎楊廣大喜說：“使真仙游其中，亦當自迷也。”
如果從《一點墨》全書架構看，它又會讓人聯想起清少納言《枕草子》，二者之間的超文性程度之強，值得專門深入研究。正如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說的：“每一個文本把它自己建構為一種引用語的馬賽克；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改造。”從她對互文性的經典定義中，我們又看到，《枕草子》與李商隱《義山雜纂》、白居易詩歌、司馬遷《史記》之間的血緣關系。無論古今中外，不管在文學的外部還是內部，互文性無處不在，或者說，沒有互文性，即沒有文學創作。這個道理，在漢語的寫作歷史上，是柏樺通過自己的文本讓我們知曉這一點的。互文是美的傳承，每一個有力的文本，都是一個印記，之前的美，傳到后面的文本，猶如鏡子，一面一面鏡子，構成鏡子的世界，乃成萬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