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在路上
——董喜陽詩歌讀記
 
王士強
 
當前的詩歌總體上是平庸的，雖然從數量來看已經可謂壯觀，但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恐怕并不算多。這其中大環境的掣肘、制約是不可回避的現實，詩人本身主體性的缺失、創造力的匱乏也難辭其咎，這確乎是一個“二流的時代”。當然，真正優秀的詩人也并不是沒有，他們肩住歷史和內心黑暗的閘門，記錄下如卡夫卡所言的“廢墟”中之所見，寫出了對得起這個時代和時代中人的作品。這些詩人雖然為數不多、寥若晨星，卻足以成為一個時代詩歌存在的證明。當下詩歌之不容樂觀，其原因在于好的詩人、好的作品還是太少，不能滿足人們的期待。然而，對此卻也不必過于悲觀，詩歌不會消亡，詩歌的未來仍然值得期待，其原因則在于眾多新詩人的出現、新青年的成長。而今的“新青年”亦可以承載人們對新詩未來的期待和想象，正像百年前新詩的誕生，以及百年新詩發展演變的主要承載者皆是青年一樣。
董喜陽也是一位詩歌界的“新青年”，他出生于1986年，是一位“80后”詩人，同時也是更年輕的“85后”詩人，從其詩歌作品來看也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獨特的質素。的確，這一代人較之此前有著諸多新的特質，比如所接觸信息量的增加、生存環境的改變、知識結構的完善等等，這些方面他們都有明顯的“優勢”。與整體的競爭加劇、壓力增大等時代性際遇有關，年輕的80后一代精神氣質上多是躁動不安、驚慌失措、進退失據的，叛逆、抗爭、個性似乎成了一代人的標簽。這里面包含著進步意義，同時也隱含了一定的問題。與這種潮流不同，董喜陽則顯現了一種其同齡人中所不多見的安靜、從容、寵辱不驚、不憂不懼的特質。這大概和他有基督教信仰有關，也就是說，他在內心是有“根本”、“根據”的，這對于他的人與詩來說都并不是不重要的。
董喜陽的詩并非對生活的鏡像式反映，而是對生活的深度變構與再造，這里面詞語的“密度”很高，意象和意象的組合紛至沓來，必須經過逐步的解碼、解壓縮才能悟解其詩之奧義。總體而言，他的詩是有些晦澀的，扭曲、多義、沉滯，他的詩不是清澈見底、一覽無余的。但是，他并不是在玩語言游戲，沒有沉溺于語言狂歡，而是有所指、有現實指向和意義指向的。慢慢讀來，他的詩會逐漸呈現其內在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每每有出人意料之處。比如這首《午后》，寫出了一種“寧靜”，但同時也寫出了“寧靜”中的“不寧靜”：“北方有一種靜。萋萋芳草的岸邊/鵁鶄在虛幻的畫布上飛/它掠過空無的河流與房屋，向/城市的玻璃窗猛烈撞擊。在草與岸/的鏈接處，我沒有聽到任何的響動/一灘夏風午睡的側影/在我的視野內勾勒出縱橫的方格子/所有圍觀的事物被雙規。像是/被時間拘捕的天空。忽然有一種/打破，遠方傳來馬的嘶鳴”，這里面所傳達的情形是微妙而復雜的，有淡然，也有不安，有穩定，也有打破，摹寫了一種獨特的生命狀態，耐人品咋?！渡顼L吹過》中，其中有對生命與語言之關系的生動書寫：
如今，我的嘴唇時常跌倒/我的語言無力。被語言扶住的生活開始滑坡/如今，我懷疑自己是否在耕種罪惡/使河水無辜受冷結冰，印堂發黑/這河水和我一樣，從原處斷裂、干涸/瘦弱的風穿過幽谷，叮當之聲悅耳/而后哭了，一場咸咸的春雨/一連串絕望的語言。我的內心終究被蟲子/與泥土切割。皮膚的傷口昨天愈合/今天又重新潰爛/用帶刺的語言解釋我的日子，我的苦難/誰能將躺在塵土中的自己找回/然我們的生命也不過是一口氣/尚不知何時呼出，成為霧氣的幻影……
這首詩所寫，大概既是契合生命本體處境，又是包含語言哲學的，用筆老到，思想深刻，令人驚奇。董喜陽是一個很有語言才華，許多的詩句非常獨特，富有詩意，他同時也是有很強的修辭沖動的詩人，非常注重對語言的雕琢、打磨，力爭刻下個人的獨特印記。諸如此類的詩句讓人印象深刻：“搬起一塊石頭/壓住自己的舌尖……”（《一個消化不良的人》）、“馬跑過來了，像奔馳的火焰/抓傷時光的臉譜”（《萬物之心》）、“……月光的尾巴上/拴滿星火”（《向往溫暖》）、“我歡笑多于哭泣，像我的死亡大過/永生。我長久的愛著，我的不足”（《熱愛》）……語言之于詩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董喜陽的詩歌顯示了其較強的語言才能、語言才華。對于詩歌寫作而言，這并非其全部，但卻是極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位詩歌寫作者如果沒有語言的敏感，沒有明確的語言意識，其寫作恐怕很難具有太大的意義。
董喜陽詩中的生命形態同樣有頗多值得觀照之處，他熱愛生命，熱愛著這個大千世界，他的愛明朗、純凈、熱情。生活中的他非常陽光，詩如其人，他的詩大致也是陽光的、充滿正能量的，或者說，這是他詩歌的一種底色，是他觀照世界的基礎和出發點。另一方面，他雖然年輕，但對生命的理解與體悟卻很深刻、很有深度，顯示了一種從容不迫、寵辱不驚的氣度。比如《象征意義》中所寫：“……驕傲，嫉妒，貪婪/蓋滿我的屋頂。三個火星/三杯毒藥，路過我的柴門/被性急的秋雨率先淋過的柵欄/流出贊美之聲。一碗酒抵達/腸胃，一座感冒的宮殿/痊愈。后兩碗留給景陽岡的英雄/他的，完美的愉快和痛楚”，這里面有一種世事洞明的睿智與寧靜。再如《燈光下的信》：“我和昨天死去的人一樣/為了明天的活人，替他們/活著。陰寒，墻角一枚高燒的/梅花，多像此時我的自救/冒著汗，一鍬一鍬/挖動陽光，響動的過程是/艱難的，亦如長滿銹跡的心”，這里面包含了豐富的人生內容，其作者更像是一位閱盡滄桑、飽經風霜的蒼蒼老者，探察著生存的真諦，傳達著人生的經驗?！段乙匆妿в袦嘏陌咨鯚簟穭t是關于生命、命運的書寫：
 
 
我仍生存在很久以前離去的鄉音里
我仍綻放在一朵瀕臨滅亡的植物里
我仍是站在棺木上，浩蕩的進進出出
我是夏日樹蔭中的回聲，朝著埃及的古老飛去
床底下的蛐蛐紡著帶有水溫的毛線
客廳里的豆漿機站在陽光下打著噴嚏
我被戴上了一個帽子，在釘子之上穿出了劍
整個世界都會趴在木屐上思索，墻里和屋外
“脫下布料真的比穿上褲子難很多”，時間說。
看來，吊一盞白色的燈來溫暖是有必要的
 
 
這里面融通了時間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參悟著生命之生與死、愛與恨，在簡短的篇幅中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內容，富有詩意，引人深思。
寫作是一條孤獨長旅，對董喜陽來說，他的寫作大概仍處在“萬里長征”的初始階段，后面還有相當長的路等待著他，仍然存在無窮的變化可能和上升空間，可以說，他仍然是“在路上”的。到目前，他的詩作已經具有了自己的一些風格特點，走到了同代人中比較靠前的方陣中，這自然是值得欣喜的。但是同時，如何突破自我、繼續前行是重要的，詩人既要避免重復別人，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同時也要避免重復自我，而應該不斷的豐富自我、超越自我。就我的感覺而言，董喜陽的詩歌寫作還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著力、改進之處，他的寫作有時在語言、修辭方面過于用力，過于追求復雜化處理，但有時簡單卻可能更有力量更有親和力，更能直指人心。詩歌需要與社會生活、與個體生命，與豐富的人生形態、與幽微的內心變化結合得更為緊密，對之作出及物、準確、有效的表達，這大概也是從“青春寫作”轉向更為成熟的寫作尤其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董喜陽的詩在能指與所指的結合方面有的地方還有些“化不開”，在詞語的變構、用詞方面過于用力、用險、突兀，有的地方節奏、斷行欠斟酌，對意義的傳達形成了阻隔……如此種種的存在，大概也正是其寫作更上層樓的基礎。
——作為“新青年”的董喜陽，仍然是“在路上”的，并且將一直“在路上”。對真正的寫作者而言，寫作是一次無止無休、與生命同等長度的修行，他必須“扼住命運的咽喉”，與命運相搏，與自我較勁，這是他無可逃脫、必須面對的宿命。董喜陽正在路上，他需要付出他的智慧、才華、勇氣、毅力，他需要一次次的出發、登攀、超越。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走得很遠。
 
王士強，1979年生，山東臨沂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首都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與評論，亦涉詩歌、小說等寫作。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南方文壇》《新文學史料》《揚子江評論》及《詩刊》《星星》《詩潮》《詩林》《揚子江》《詩選刊》《詩歌月刊》等期刊發表學術性文章百余篇，數十萬字?！皾h江·安康”詩歌獎評委、“21世紀中國現代詩群大展”評委，《詩探索》理論卷特約編輯、《新文學評論》“詩人檔案”欄目主持，《詩歌月刊》下半月“詩歌理論”特約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