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與門——北京青年詩會主題活動訪談之李浩]

讀書、寫詩、工作，在廣闊的生活內運動
——陳家坪訪談青年詩人李浩

 
陳家坪：北京青年詩會首次詩歌朗誦活動“橋與門”，主要由你來負責邀請詩人，那么，在邀請詩人方面你有什么考慮？你們對這次詩歌朗誦活動有什么價值方面的設想？
李浩：這次朗誦會參與朗誦的詩人和一些特邀詩人，事先由這次詩會的發起人：你、張光昕、蘇琦（發雷）、張杭（杭子）、江汀、和我，共同參與提名邀請的。這次詩會，我對受邀參與朗誦的詩人的意見是以三十歲左右的年輕詩人為主。當我將這次詩會的約稿函發到我非常尊重的詩人、批評家冷霜那里時，他給我的回信是，“建議以30歲以內年輕詩人為主，20人以內，這樣每人可以多朗誦幾首。”我與他真誠的建議不謀而合。在這里，再次感謝來自各位同仁、朋友的鼎力相助和寶貴的意見。
我們在這個基礎上，還邀請了一些生于不同年代的詩人參與這次詩歌朗誦，譬如：殷龍龍、阿西、秦曉宇、韋錦、回地、大衛、成嬰、安琪、你；還邀請了帕斯捷爾納克詩歌與傳記的重要譯者王嘎先生，為大家朗誦他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同時，我們還向一些頗有影響、很受尊重的詩人、學者們、詩歌譯者，譬如王家新、西川、臧棣、周偉馳、霍俊明、李少君、夏可君、姜濤、冷霜、楊鐵軍、駱駝、王煒、杜力、大仙等諸多朋友，發出了我們真摯的邀請。
這幾年，我們的詩人與詩歌，被那些無聊的詩歌流派，如同注射了興奮劑的白熱化詩歌活動，和地方上自立山頭的各種大佬們、老大們的各種五花八門的“詩歌組織”，以及各地興起的以利益與權力作為主導的詩歌獎等等，“切割”的亂象眾生，連諸多馳名海外的洋詩人也涉身其中享受著博大中國的物質款待、詩的憐憫。
這次詩會，我們以包羅萬象的胸懷，開闊的視野，秉承其“大道之行”的詩學觀念，來邀請那些身懷各種秉賦、同時追求寫作極限的詩人，參與這次詩歌朗誦會。他們是：阿西、安琪、車鄰、陳遲恩、陳危、成嬰、大衛、戴濰娜、戈多、黃茜、回地、江汀、昆鳥、李海鵬、李浩、李怡靜、流馬、秦曉宇、弱水、盛華厚、蘇琦、王辰龍、王東東、王嘎、王志軍、韋錦、徐亞奇、殷龍龍、于貞志、張杭、張慧君、趙成帥、趙曉輝，還有一些準備了即興朗誦的詩人與詩歌愛好者，還有一些我們邀請參與朗誦的詩人，譬如王艾、呂約、王煒、大衛、二十月、雷人、彭敏、徐鉞、李淑敏、林側、蘇笑嫣等，因為有事，無法過來朗誦他們的詩，在此一并致謝。
這些詩人，來自全國不同的鄉村與城鎮，匯聚于北京，并在北京不同的角落讀書、思考、寫詩、工作、生活。這些詩人的身上都攜帶著各自不同的天賦，我希望他們在生命的成長中，能夠領受、善待那“隨時間而來的智慧”，并能夠充分地保護、愛惜、釋放自己生命中的那些來自造物主的恩典與饋贈。
至于“對這次詩歌朗誦活動有什么價值方面的設想？”我覺得對我們這些詩人來說，所有的設想都是有限的，冒昧的。對我而言，我更加期待，這些青年詩人的寫作，這才是我關心的核心問題。我們不能以他們朗誦的一兩首詩作，來概括、闡釋你認可或者發現的某種詩歌價值。因為這些參與朗誦的大多數詩人，他們各自的寫作自成一個完整的個體，這是他們通往廣闊和創造性書寫的基礎。如果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與精力的話，對他們進行個案分析，我認為要有效的多，并且一點都不過分。正因如此，他們以獨立的個人的寫作姿態，匯聚、生活在北京這樣一個跨地域的城市，以他們個人獨有的寫作方式和個人的美學追求，發掘自我與世界之間存在的秘密，并在這里逐漸匯入那條文明的精神河流。
 
陳家坪：在這次詩歌朗誦會上，你會朗誦什么詩歌，通過你的詩歌朗誦你想給聽眾傳達一些什么樣的詩歌意味？
李浩：這次詩歌朗誦會，我選的兩首詩分別是：二〇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居住在北京上地環島時寫的一首《白日》，和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居住在北京什剎海時寫的一首《去衡水途中》。這兩首詩的寫法完全不一樣，并且不適合朗誦。譬如《白日》這首詩，她的特點是“從語言本身出發，在詩歌語言范疇內進行創作”，算是比較個人、個性化的抒情詩；《去衡水途中》這首詩的主要特點是“從個體是自身的經驗出發，圍繞著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來構筑自己的詩歌語言”，是帶著控訴的聲音與批判混亂的社會現實的詩。這首詩里有一個悲慘的故事，大約二〇〇六年左右，我堂姐的一家來北京打工，她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外甥，下學后在北京跑黑車。那年春節期間，河北衡水的一幫人包我外甥的車回衡水過年。他將客人連夜送到衡水，從衡水回來的路上出了車禍，戕死在北方嚴冬冰冷的公路上，肇事者至今任然逍遙法外。今年五月份，受邀參加衡水詩歌節，我在高鐵上看著窗外的土地、平原、良田、電廠、油菜花、工業園、煙囪、違章建筑、樓盤與工地、人和事，等等，忍不住心中悲痛，便寫下了這首詩。其實，這首詩在寫完之后，讓我想起另一個故事：“事后加音對他弟弟亞伯爾說：‘我們到田間去！’當他們在田間的時候，加音就襲擊了弟弟亞伯爾，將他殺死。上主，對加音說，‘你弟弟亞伯爾在哪里？’他答道：‘我不知道，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上主說：‘你作了什么事？聽！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對于信徒來說是天主的話。這句古老的“由地上向我喊冤”穿越了幾千年，卻仍然響徹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寸土地上，每一片天空中，每一棵草木里。二〇〇九年十月，我寫過與之處在同一精神維度的小詩，在我的精神內部不斷“爆破”的成長中，不同時期的寫作在彼此完成著寫作者：
 
暴露在地面上的石頭與磚塊，
讓我親眼看到，我里面的靈，
 
好像龜殼開裂。居住于塵土中的
時間，已經形成浩瀚的荒漠。
 
時間布滿我們祖先的肋骨。
你說，“地球在喝著人血。”
 
當一天的太陽升起，峽谷，清晨，
和我們，就開始了血的圣洗。
 
                     （《花冠》，2009年，北京）
 
回到朗誦詩歌的話題上來，其實這兩首詩，放在一起讀，會讓聽者很不舒服，它們的反差很大，不過我覺得挺有意思的。我記得，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受邀到人民大學參加“人大首任駐校詩人多多詩歌專場朗誦會”，與滿頭銀發的多多談詩時，他那堅定而神秘的目光，他身上你根本無法猜測的那種生存方式，和他身上散發出的非凡強力，令我平靜地沉思在與他的交談中，陡然，他用他那金子一般的嗓子對我說，“你讀到什么，就是什么！”當時，在那種談詩的情景中，他的這句話，讓我回味無窮。那么，還是請讀者、朋友們，去讀——去讀詩！詩人的詩，更能見證詩人要說的話，他關心的問題，與他生活的時代。
 
陳家坪：中國詩歌學會微信公共號(微信號：zgsgxh2014)作為當代先鋒詩歌推介平臺，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受到國內外詩人、讀者的廣泛關注，除了借助互聯網的有效傳播力量之外，我想跟你個人的詩歌意識、詩歌理念的成熟有很大的關系，也就是說，在編輯和發布詩人的詩歌時，你的標準是什么？
李浩：在沒有來到中國詩歌學會上班之前，我幾乎一直活在讀書、寫詩、思考之中。那時候，我不會玩微博、不會玩微信、博客開過幾個禮拜之后，就關閉了，這是零幾年的事情。除了給朋友回郵件之外，也不上網。我有個豆瓣，偶爾會上來貼首詩，但是主要的動機是想看一些朋友最近在讀些什么好書，一些非常優秀的讀者推薦的、大都是我沒有聽說過的，也沒有讀過的、不同語言最新翻譯成漢語的書；好些書是剛剛出版、或者即將出版的，網上能夠買到的、我基本是立即購買，下訂單、購買，這大都是在網上發生的，有的是到書店里買回來的；那些還沒有上市的，就收藏起來，偶爾到網上逛逛、看看這本書是否上市，就這樣默默地等待一本書、直到買到手。從這一點上說，互聯網，給我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二〇一四年二月份，我來到中國詩歌學會上班，主要負責單位的網站，兼《詩志》雜志的編輯。沒過半個月，我的同事，也就是著名詩人大衛先生，積極建議我們中國詩歌學會搞一個微信公號，并且強烈要求讓我來做。當時，我心里是不贊成以微信這樣的方式，來發布詩歌的。因為我不知道，這對詩歌寫作和詩歌本身，有何意義？
從做單位的微信開始，我便玩起微信來了。那段時間，我幾乎天天都在研究，在微信里，如何發布詩人的作品。遇到技術問題，便找朋友，向做微信的朋友請教，微信怎么做，等等。后來，我通過同事娜仁琪琪格，找到美女詩人、作家蘇笑嫣。她幫了我的忙。就這樣，慢慢地經歷了一段時間，積累了一些經驗，終于能夠嫻熟地操作微信了。從這時起，我開始在發布的微信內容上思考一些問題，比如說，我該將怎樣的詩人和詩歌，通過微信這個公眾平臺，推送給讀者？這對我來說，很嚴肅。
與朋友見面時，一些朋友開始聊這個微信公號和微信上發布的詩歌，還有一些讀者打來電話說，“讀到某一期的微信上的某某詩人的詩，非常喜歡”；還有在后臺留言的讀者朋友們，有批評的，有褒獎的，有咨詢投稿的……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在讀者、朋友、詩人們的關注中，這個微信公號的內容也在不斷地變化與更新著，這來自各個方面的讀者、朋友的建議；也有我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經驗；還有就是除了獨立的判斷精神和我們在當下推崇的詩歌價值之外，我以為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在工作中，能夠以寬闊的心胸、廣闊的視野和多元豐富的價值觀、將自我謙卑下來、為他人（詩人們）做事。
你問我：“發布這些詩歌的時候，我的標準是什么？”關于新詩的標準歷來爭執不休，我不希望我們的談話，盲目地掉進那些不休爭執的所謂合理的巢窠之中。我本人的寫作，一直努力地站在“人性無法克服的軟弱基石上的悲憫”內發聲，這個向度是構成我對詩歌判斷的維度之一。我寫詩，可以這么做。但是，作為編輯，大家要知道編輯只是我活口的一份職業，作為編輯，在編輯、遴選詩歌與詩人的同時，我不能僅憑我個人寫詩的“標準、追求、興奮點、藝術個性、主張”來衡量（作為唯一的）他人的詩歌寫作。我很清楚，文學編輯有他們自己的綜合看法（對詩歌文本的判斷）、有這個職業的專業訓練、有個人的文學修養、有這個職業的道德與存在的智慧。
我記得有一回，和青年詩人張杭、江汀、喑籬等，在德內大街邊上的云南味道飯館里吃飯。我們的交談中涉及到同樣的話題，我說，“我在遴選、編輯、發布那些詩人的作品時，我一直都在客觀地、努力地，甄別、矯正、補償自己在發掘詩人和發現好詩時，處在的局限、狹隘、和自己的無知……”大概的意思就是這樣的。
至于你提到的這個微信公號在短短的時間內，產生的不同程度的反響，除了自媒體自身，賦予給我們無法估測的傳播力量之外，還有就是這里推介的詩人和他們的詩歌，在這種傳播渠道中，在讀者那里為讀者朋友們提供了他們的精神渴求。或許這也在為我們，暗示著某種“精神隱患”。因為我很難想象，讀者天天拿著手機讀詩，是什么感覺。發布微信中的內容時，其實整個過程都是在電腦上操作、完成的，發布之后，大家就可以用手機看了。難道我們“傳統”的閱讀模式和生活習慣，真的被徹底地顛覆、摧毀了嗎？
作為詩人，我非常欣賞蓋瑞•斯奈德的見地，他曾說“作為一個詩人，我依然把握著那最古老的價值觀，它們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動物的魅力，與世隔絕的孤寂中的想象……”這是何等神奇與壯觀，何等的生生不息啊！難道我們真的要與我們的本源（母體），從此一刀兩斷，永遠地踏上無根的“流亡”之途嗎？
說到這里，讓我想起，前幾天在雜志上讀到的來自法國詩人、散文家安德烈•維爾泰，五月七日在廣州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顏亮的采訪時說到的幾句話：“……詩歌永遠是針對一個人的，它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關系。就像晚上的沙灘，所有的人都在游泳，我們都在同樣的月光下，月亮把每一個人都作為自己的一部分，每個人也都是月光的一部分。每個人個性化的、私人的這一部分都必須被尊重。”我們在現代的生活與工作中，我以為，保持原始森林中的那只猛虎的警醒，在讀書、寫作、工作中，聆聽圣人、賢人的教導，朝向廣闊而豐盈的生活，以免在仰望的時刻，滑進可怕的陷阱，扼殺掉那獨一的“自我”，從而割斷了作為個人的存在之根。
 
陳家坪：讀你的詩集《還鄉》，我能體會到你的詩歌里表現出來的一縷記憶的月光所照明的人與事，非常迷人，你能介紹一下你這本詩集大致的寫作情況嗎？
李浩：說到《還鄉》（2014年5月，杜弗書店）這本詩集，要感謝茱萸和秦三澍這兩位好友。《還鄉》這本冊子，是茱萸和三澍兩位好友策劃、設計的《杜弗•詩歌手冊系列》中的一冊，我之前在豆瓣上關注過他們的這個詩歌系列，他們已經出品了很多優秀的年輕詩人的詩集。今年，大概是在北大未名詩歌節開幕前后，我和茱萸、三澍等諸位朋友，相逢于帝都（北京）小聚，茱萸跟我提起他出品的《杜弗•詩歌手冊系列》，并請我也整理一個冊子，我當時就答應了他熱情而博學的邀約。后來主要是三澍負責和我聯系，并跟我說明了他們《杜弗•詩歌手冊系列》制作的要求、創意等細節之類的事。
這是整理《還鄉》這本詩集的一個誘因。如果你留意一下這個冊子里的詩歌的寫作時間，會發現這本冊子上所選的詩，在寫作時間上跨度是非常大的，比如《鄉村墳場》這首詩，也就是這個冊子里的第一首詩，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寫的。這首詩，在寫作上，誕生于三個時空：一是對童年生活在豫南農村（更為準確地說，是在淮河上游南部、大別山北麓的一帶美麗鄉村）完全清潔之心的記憶，這是寫作這首詩歌的“內驅力”。二是在城市流浪，求學之路，異地，城市與血液里激蕩的只能以鐵軌和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作用于你的鄉村，它們互相生長著彼此不可調和的張力，而這兩種力量，伴隨著你腳下的路，伴隨著你渴慕完成而又被時代之手強行分裂的自我之途中，不斷地復雜與蓬勃起來，不斷地將你留在某一座斷橋上，或者封在某一扇鐵門內。在這個寫作階段，對于正處于尋找語言、內化經驗、思考生命與存在的青年詩人來說，這兩種力量，穿行在他的身體與心靈之中，它們在試圖參與構造他（或許是這一代人）的心智；那同時也是一個痛苦、絕望、掙扎、理想、暴力共存的此在。三，這首詩是在城市生活中寫就、定稿的，我記得我當時寫這首詩歌的時候，正坐在濕冷的珞珈山下的小屋里，讀愛爾蘭的大詩人希尼。我一直在說這首詩，并不是在強調這首詩寫得多好，它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而我想說的是一個開始，也是我后來在思考個人的寫作時發現的，這個開始讓我意識到，我找到了自己的語言，并且在用“墳場”、“野狗”、“墳頭”、“烏鴉”、“天堂”、“火”寫詩。這三重空間，在寫作的隱秘中，互相支撐、協調與運動，并不斷地啟動那無法規定的外延之事、物所指向的精神內涵。
我們翻到這個冊子的第四十八頁，可以看到最后一首詩的末尾寫作時間是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從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寫作上的時間跨度為八個年頭。同時這個冊子上的詩，寫作的地理也是不同的。像《還鄉》、《哀歌》、《十年前，在回龍寺》這三首詩作，是我二〇一三年五月至二〇一四年一月，從北京回到河南鄭州工作時寫的。在這期間我寫了很多詩，這只是其中的幾首，也是我最為重要的幾首，尤其是《還鄉》。還有二十多首，我還沒有定稿，在我看來，與這幾首詩，它們之間互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他們是不可分割的。我也不敢輕易寫它們，除非在“不得不”寫的狀態里，我才坐下來寫，如同一個盲人，站在窗前期待看見閃電。在這里我還想多說幾句，在寫《還鄉》、《哀歌》等這些作品的時候，比我年長幾歲的、實力詩人、批評家余旸，在我之前已經寫過一首題為《還鄉》的中長詩。我跟余旸是同鄉，我們老家相距大約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兩個人的老家，大家在著名學者、思想家、歷史學家顧準先生的日記中，可以讀到一個非常特別的歷史真相：息縣（《息縣日記》）、商城（《商城日記》）。我在寫這些詩歌的時候，顧準先生的《顧準日記》和余旸兄的詩歌，對我寫這些詩，起到了很大的幫助；甚至在精神上，我認為是共振的、互為的。像《沙雨瀉入天幕》、《主啊，求你俯聽》、《金屬殼》、《禮拜天》、《詞語》、《冬天的詩》、《千禧年》這些作品，都是我二〇〇九年秋天，從武漢來到北京，北漂期間創作的。《我的馬是我的故鄉》，這首詩作，是在武漢寫完的草稿，來到北京之后兩年，才定稿的。像其他《相信上帝》、《牧人的黃昏》、《農歷日》等這些作品，都是在武漢、信陽、息縣、香港寫的。這些詩歌，在不同的氣候、自然（人、城市、山水、鄉村、建筑、植物、動物等）與地域空間內誕生，從我的生活、感受與寫作的經驗來看，它們在將我們的寫作、情感、經驗、存在、匯集在“大道”上，“可用共同人生來檢查來龍去脈的語言”。‚其實，這個冊子中的詩歌選法，我并不滿意。因為進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生活的鄉村恩賜給我的純樸、粗糙、性觀念、貧瘠、嫁娶哭喪（紅白喜事）、原始的耕種經驗等，在漸漸地被城市化生活的經驗滲透、消磨、吞滅，以致將“忽略自身天性的必然傾向”。ƒ我所指的是，“夠格的鄉村詩歌需要硬實的質地、生長的態度和謳歌的嗓音，鄉村詩人如同回光返照”。④寫純粹的鄉村詩歌，是不可能的，我們也不可能長出那一幅天然的嗓子。這個冊子中所選的詩歌，如果從文本上仔細甄別的話，只能說不同程度地保存著來自鄉村生活的經驗，這個經驗不是完全來自記憶，而是真實的鄉村生活，在你的生命里播下的種子存活下來了，并隨著你生命的成長而成長，長出來的這些鄉村經驗，成了你生命中，喚起你寫作的一個能量來源之一。譬如說《還鄉》、《哀歌》、《十年前，在回龍寺》、《故鄉吟》、《挖鱔魚》、《鄉村墳場》，這幾首詩從使用的詞語、意象、經驗和現場（詩中出現的場景）來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詩人是在以現在還殘存在詩人生命中的鄉村的物、感受、經驗、情感、天空、民俗、神話、傳說、方言、非自然等寫豫南鄉村的故事。當然，這些詩中的內容與情感，以及形式，遠比我在這里說的復雜、豐富、深刻；在寫詩上，曾經對我有過引導的、我的一位兄長，著名詩人、批評家李建春先生，在讀到這里面的某些詩作之后，有過這樣的評介：“我是親眼看著李浩，將自己的成長逐漸逐漸地，與這時代的秘密聯系在一起。秘密總是殘酷的。他已在通往某種殘酷詩學的方向上，這也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他的思路是將荷爾德林式的理想主義或語感，與生活中的真實場景強行焊接。因此有這么多的時空糾結，心境與主張的糾結。沒有必要去理清。將意象的震撼效果提煉到無言以對。他的詩是失語的詩，是沉默的詩，有些地方，有點像德國新表現，像基弗、巴塞利茲、伊門多夫和朋克他們，注意到這一點讓我很高興”。⑤還有你也曾這樣說過這個冊子里面的某些詩，“李浩這一組詩（《哀歌》、《十年前，在回龍寺》、《場景》、《原野》、《我的馬是我的故鄉》）語言密度很大，能感受詞語在現實中沖刺而經受到的阻力。但又很透氣，節奏平衡，始終保持著詩性的靈動。其粗獷的比喻中，有一股扭勁，有深婉的精神指向”。⑥對于諸位兄長對這些詩歌的褒獎，在詩歌寫作上，我始終以警惕的方式，來甄別、辨識自己的創作，然后警戒自我。甚至對文學批評的態度，我也是如此。我們的寫作，是不能摻雜進任何權勢、功利、與愛無關的公器，至我們的思維、情感、經驗、內心之中的。像《相信上帝》、《牧人的黃昏》、《主啊，求你俯聽》這幾首詩，是我在基督里祈禱、靈修、“信、望、愛”中寫就的宗教信仰濃厚的、在靈魂里向上帝（天父）哭喊、歌唱、舞蹈的詩。二〇〇八年之后，直到現在，對上帝（天主）的信仰，是我的生命與寫作中的核心價值。我這樣說，并不是在說，我在寫其他的作品時，就不存在這一核心的價值，不是的，在這一點上，我坦率地說，我們的寫作，同時也在考察著，當今的讀者是否可以用更加寬闊的視野來發現其中幽微的奧義；同樣，寫作者也在做著相同的努力，讀書、寫詩、生活。我們再看，像《沙雨瀉入天幕》、《金屬殼》、《禮拜天》、《詞語》、《冬天的詩》、《旅人》、《千禧年》、《挽歌》、《農歷日》這些詩歌，就不是那么好看了，因為這些詩，從表面上看是在寫城市里生活的人與物、心靈與現實之間的故事，那么它們的指涉除了政治和人文環境的巨變之外，其中個人的精神處境與情感、處在今天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比以往更加復雜了，這個問題在我個人的傾向上會更加偏重。我會更愿意在這一點上耗費心力來寫。再譬如《太陽島之詩》、《我的馬是我的故鄉》等，這些詩有象征與神秘的傳統在里面，又是一個新的維度。
《還鄉》這本詩集里面的詩歌，從《鄉村墳場》開始，從不同的創作維度小規模地展示了我些年來，在詩歌寫作上，對多重空間、多種可能的寫作的開掘與探索。這一點是我當時，答應茱萸與三澍兩位好友，來遴選這本詩集的初衷。同時，對讀者、朋友來說，這一點是可以信任的。剛才我在上文中說到，《還鄉》這本詩集，在選法上我并不滿意。原因是我的確在寫《還鄉》這樣的一本詩集。而目前收入在杜弗書店印行的這本詩集《還鄉》里面的作品，只有少量的幾首。上文中提到的，還有二十多首，就是從北京回到河南鄭州工作期間寫的那些詩，還需要我花很大的功夫來修正，甚至有些作品，需要我進入特殊的寫作狀態，傾聽“嬰兒的啟迪”，用“墳場”、“野狗”、“墳頭”、“烏鴉”、“天堂”、“火”、“墓碑”、“繁星”、“磚墻”、“魚腸刀”、“麻繩”、“瓦罐”、“鬼魂”、“死胎”、“耗子藥”、“瓶渣子”、“刺條子”、“黑碗”、“尿管”、“籬笆”……來重寫它們。你在上面的問題中，提到：“讀你的詩集《還鄉》（2014年5月，杜弗書店），我能體會到你的詩歌里表現出來的一縷記憶的月光所照明的人與事，非常迷人……”迷人，在文學性與藝術性的創造與提煉上是有的，因為詩是最高的文學形式，蘇格拉底也曾說過，“詩的創作是一種奇跡，因為正像酒神的信徒在陷入迷狂時會從河水中掬起乳蜜一樣……”。⑦嗯，殘酷的迷人。但我們絕對不能忽略，我們正處于無以言對、失語與滅世的生存境地啊！
 
陳家坪：閱讀你正待出版的詩集《風暴》，感覺你的詩歌寫作有一種高亢的音調，橫掃一切的氣勢。我體會你的內心有一種大情懷，既是浪漫的，也是充滿悲憫的。也許最復雜的是風暴過后巨大的寧靜，一切自然、情感都瞬間進入到新的秩序里，隨后便是復原與重新整合，其中包含了信念，是這樣的嗎？
李浩：現在談《風暴》（上海三聯書店，即出）這本詩集，對我來說有種“泄密”的感覺，因為寫作乃是祈禱的一種形式。⑧有信仰經驗的人都知道，祈禱是人對上帝說話，讀經（指《圣經》）是神對人說話。人在面對上帝祈禱時，他對上帝所說的話，上帝自有祂的安排與美意。人與神的溝通，是建立在“信、望、愛”三德的基礎上，完成的。人的唯一通道是神（圣父），而唯一的中保是耶穌基督（圣子）。這種來自我長期的，對真理（上帝）的渴慕與尋求的信仰經驗，自二〇〇七年開始，便逐漸默入我之后的生活、思考、閱讀、寫作、趣味與辨認世界的能力中，同時祂將我放在祂的眷顧中，帶領我進入一種“自明”，并在那種自明的靈界狀態里，啟動、恩賜與更新著我的思考、寫作、生活，以及那些已經辨認出的事物，或者新鮮、帶刺的詞。
六年前，我的良師益友著名學者、詩歌批評家榮光啟先生，在讀完《相信上帝》（2007年7月15日，珞珈山）的初稿時，頗有發現地指出：“我預感到，2007年，將是他（李浩）寫作上的一個轉折點。”我認為他當時的觀察，有他的敏銳洞見。
從二〇〇七年七月開始，對我的寫作有整體了解的朋友，會發現從《相信上帝》（刊發于《低岸》第四期，2009年12月，回地主編）這首詩，在我的寫作中出現之后，我的詩中也隨之出現了一個非常核心、持久、穩定，并使我的激情俱增的言說對象，那個對象可以精確到“圣三一體”，即上帝。這也成為了我詩歌的語言、節奏、音域、氣息、對話、形式中的，最為“隱晦”的質地與聲響。在這長達七年（從2007年的《相信上帝》到2014年的《還鄉》）的閱讀、寫作、訓練、生活、思考中，我感覺我在詩歌內部行遍了千山萬水、經歷了人世百態與靈界中的各種奇象。我與之言說的那個對象，也在不斷地探視著我的性格、呼吸與血氣。她是那樣的隱秘、幽微。她領我進入窄門前的光斑，走出當下讀者的眼眶與視力；甚至使我熱愛的詞，在不斷地通向“封閉的世界”。而詩的本身，也在這個追尋真理的過程中，逐漸地被喧囂、爭吵、權勢、利益、平庸封存起來，似乎在某個空氣稀薄的極地等候著某些高明的來者，共同挖開那些詩中的金屬、井蓋、荊棘、窯洞、暗礁、光，以及地下的城市和世俗的天堂等等，直往封閉在詩中的那些隱蔽的暗物質與來世。
《風暴》（上海三聯書店、即出）這本詩集的第一首詩是二〇〇五年在武大珞珈山下的梅園宿舍后面的一條石徑上散步時寫的，曰：《Postscriptum》。我記得那是一個濕氣回升、清涼的傍晚。日暈正好籠罩在珞珈山的山頂上，并斜倚在山頂上方向天空的四極擴張。當我快要走到哲學院附近的防空洞口時，一絲絲強光至上而下斜射過來進入我的眼角迅速地微微地閃爍三、兩回；我懶散地停住、提著猶疑的腳步，站在一片落葉、青色的碎石、暴露的樹根、蔥郁的常青藤與花草相織的山腳坡地，無意識地，似乎被某種活動在我心臟、意志之外的氛圍帶動一樣，我就這樣順著一道道至上而下的絲絲強光緩緩地抬頭望去，正好撞入這一罕見的天象里，那些各種顏色匯聚而成的光環與光點，如同你的瞳孔，然后從你的瞳孔中，進入你的大腦，那些光環與光點，進入瞳孔之后，如同一行一行的詩句，在你的腦子里面飛舞，好像被暴風吹動的雪片一般。當時，我的唇齒不自覺地，上下啟動著，默念起里爾克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中旬，在柏林和施馬爾根多夫寫的那首著名的《沉重的時刻》(馮至譯)：
 
此刻，有誰在世上的某處哭，
無緣無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誰在夜里的某處笑，
無緣無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誰在世上的某處走，
無緣無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誰在世上的某處死
無緣無故地在世上死，
望著我。
 
“此刻”、“有誰在世上的某處哭”、“有誰在夜里的某處笑”、“有誰在世上的某處走”、“有誰在世上的某處死”、“無緣無故地在世上死”、“望著我”——頃刻間，T.S.艾略特的《J·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詩句和洛夫的那首長詩：《石室之死亡》，以及里爾克的那首《啊，詩人，你說，你做什么……》，仿佛正要揭開珞珈山上陌生人的墳墓，而沉醉在桂花香氣中的光芒——涌入，飛沙走石一般，在那種非常激越的意志內，“含混地”飛了出來：
 
那么我們走吧，你我兩個人，
正當朝天空慢慢鋪展著黃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術桌上；
我們走吧，穿過一些半清冷的街，
那兒休憩的場所正人聲喋喋；
有夜夜不寧的下等歇夜旅店
和滿地蚌殼的鋪鋸末的飯館；
街連著街，好象一場討厭的爭議
帶著陰險的意圖
要把你引向一個重大的問題……
唉，不要問，“那是什么？”
讓我們快點去作客。
在客廳里女士們來回地走，
談著畫家米開朗基羅。
 
黃色的霧在窗玻璃上擦著它的背，
黃色的煙在窗玻璃上擦著它的嘴，
把它的舌頭舐進黃昏的角落，
徘徊在快要干涸的水坑上；
讓跌下煙囪的煙灰落上它的背，
它溜下臺階，忽地縱身跳躍，
看到這是一個溫柔的十月的夜，
于是便在房子附近蜷伏起來安睡。
 
呵，確實地，總會有時間
看黃色的煙沿著街滑行，
在窗玻璃上擦著它的背；
總會有時間，總會有時間
裝一副面容去會見你去見的臉；
總會有時間去暗殺和創新，
總會有時間讓舉起問題又丟進你盤里的
雙手完成勞作與度過時日；
有的是時間，無論你，無論我，
還有的是時間猶豫一百遍，
或看到一百種幻景再完全改過，
在吃一片烤面包和飲茶以前。
 
在客廳里女士們來回地走，
談著畫家米開朗基羅。
 
          （《J·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節選，穆旦譯）
 
凡是敲門的，銅環仍應以昔日的煊耀
弟兄們俱將來到，俱將共飲我滿額的急噪
他們的饑渴猶如室內一盆素花
當我微微啟開雙眼，便有金屬聲
叮當自壁間，墜落在客人們的餐盤上
其后就是一個下午的激辯，諸般不潔的顯示
語言只是一堆未曾洗滌的衣裳
遂被傷害，他們如一群尋不到恒久居處的獸
設使樹的側影被陽光劈開
其高度便予我以面臨日暮時的冷肅
 
          （《石室之死亡》，第二節）
 
啊，詩人，你說，你做什么？——我贊美。
但是那死亡和氣詭
你怎樣擔當，怎樣承受？——我贊美。
但是那無名的、失名的事物，
詩人，你到底怎樣呼喚？——我贊美。
你何處得的權利，在每樣衣冠內，
在每個面具下都是真實？——我贊美。
怎么狂暴和寂靜都像風雷
與星光似地認識你？——因為我贊美。
 
          （《啊，詩人，你說，你做什么……》，馮至譯）
 
德國哲學家謝林在談到藝術時，曾這樣說過，“詩的寫作仿佛是一種不由自主的行為；詩人無論具有什么樣的特殊意圖，卻似乎總是被迫‘表現或再現那些他本人并未充分看透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的意義是無限的’”。⑨這是我后來才明白的一層藝術價值與寫作的意義。而在寫作內部，當你逆風、或者御風而行時，雖然道法不同，但是在寫作之外的你，在你的意識中，在你與你個人對話的狀態里，你的意識，你的筆，在飛速前行的道路上，我認為比謝林所認識到的要復雜而立體。
我就是步入“日暈”，然后在其他的精神個體與我互相發生、融匯的剎那，被日暈這個特殊的時刻容納、覺醒、擊中，寫作本能地自發一種強悍的、具有召喚意義的精神引力，將你“從這里”直接引向至“到這里”。這也就是康德所認同的，“……詩歌要求最高的自發性和創造力，并在所有藝術中居于最高之等級……”。⑩在這樣的狀態里，在這樣的時刻，我寫下了（其實是被寫）《Postscriptum》這首“緊閉著肉體”的學徒時期的尷尬詩：
 
樹葉都在往下滑落。神的膚色因此憂郁，
鮮活。我因此愛上了青銅器，
并且，存在于——我向上的意識。
我的世界是一道窄門。于是我觀摩銅鏡。
 
我因終結之物的居所，墜入鏡子凹陷的
寧靜——死亡，或者盲井。
我打探月光的耳朵。一只吸血鬼，
在鏡子里，無頭的性感，一直撲向雪里。
 
          （《Postscriptum》，2005年，珞珈山）
 
《風暴》這部詩集的最后一首詩是《主人的塞壬》，二〇一三年完成、定稿的。這首詩是在河北永年縣的一個孤兒院里寫的。你也去過那里，二〇一二我們拍攝紀錄片的場地。這首詩，寫得是孤兒院里的一位神父講的關于桃花（桃花，人名，姓王，孤兒院里的孤兒，患有先天性腦癱）的故事。我認為這首詩直接地生成于三種“混沌”的價值狀態：一是國人對天主（上帝）的信仰經驗；二是直接來自基督宗教的文化對國人的影響、對國民性格的塑形；三是傳統（儒、釋、道價值傳統）的中國鄉村在與前者互相適應、互相融合、互相拒斥、互相裂變的尚未形成的價值形態。這首詩，就是在這樣的“混沌”中生成的。
由于《風暴》這本詩集，在上海三聯書店歷時兩年有余，目前已下廠正在印刷，我非常抱歉不能與大家共同分享、閱讀這本詩集。我只能列出這本詩集里的第一首（《Postscriptum》，2005年）和最后一首詩（《主人的塞壬》，2013年），這兩首詩的時間跨度是七年，也就是說這本詩集編入了我在這七年的寫作里，不同階段的不同詩作，一百二十二首。這段時間在我個人的生命旅途上，既危險，又充盈、驚喜。詩集中的每一首詩作，對我來說都是一首“新詩”，都傾盡了我大量的時間，心血與思考。《風暴》這本詩集能夠整理出來，結集、出版，我非常感謝著名詩人、學者、批評家、翻譯家周偉馳、劉平、榮光啟這三位良師益友向出版機構的推薦與介紹，特別感謝周偉馳和榮光啟這兩位師長，對我在寫作上的勉勵與幫助。
你在閱讀了《風暴》（電子版）這部詩集之后，也提出了你的判斷，“閱讀你正待出版的詩集《風暴》，感覺你的詩歌寫作有一種高亢的音調，橫掃一切的氣勢。我體會你的內心有一種大情懷，既是浪漫的，也是充滿悲憫的。也許最復雜的是風暴過后巨大的寧靜，一切自然、情感都瞬間進入到新的秩序里，隨后便是復原與重新整合，其中包含了信念。”在這里我想將你提到的“信念”一詞，糾正為“信仰”。別的，我只能請大家去讀這個集子里的詩，去批評。
 
                              2014年9月30日，鼓樓
 
注釋：
1.《圣經》，創4:8－10，香港思高版。
2.蕭開愚：《信陽十一位詩人詩選序》，2009年11月1日在柏林，未刊發。
3. [美]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二版，第121頁。
④ 蕭開愚：《信陽十一位詩人詩選序》，2009年11月1日在柏林，未刊發。
⑤ 李建春：《李浩簡評》，2014年1月，未刊發。
⑥ 北京文藝網2014年1月24日《詩托邦》(網刊)，網址：http://shige.artsbj.com/stb_001/
⑦ 《道與邏各斯》，張隆溪著、馮川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3頁。
⑧ 《誤入世界：卡夫卡悖論集》，[奧地利]卡夫卡著、葉廷芳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170頁。
⑨ 《道與邏各斯》，張隆溪著、馮川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5頁。
⑩ 《道與邏各斯》，張隆溪著、馮川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8頁。

                                                        （作家網編輯安琪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