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詩歌的重要的時刻
——序《中國詩歌地理：女詩人詩選》



 詩人李少君 

 
近段時間由于關注“地方性詩歌”的話題，對女性詩歌有所忽略。所以，當貴州省詩人協會秘書長郭思思寄來他選編的《中國詩歌地理:女詩人詩選》要求我寫序時，我覺得自己難以擔當重任，正好事務也比較忙碌，于是加以婉拒。但郭主編認真而執著，此前，我也曾被從未謀面的他的細心感動過，只好再次沉下心來認真閱讀書稿。
 
我也知道，這些年來，一些有責任感的詩人、編輯在推進女性詩歌的發展，周瓚等人的女性詩歌雜志《翼》持續出版；曉音等人主編的《女子詩報年鑒》始終保持高質量；一些詩歌雜志經常推出“女性詩歌專輯”；張德明先生繼續推進“新紅顏寫作”，與《湛江文學》聯合推出“新紅顏寫作專號”；而郭思思發起編輯《中國詩歌地：女詩人詩選》，也得到了廣大女詩人的呼應，這本詩選中就收入了兩百位女性詩人的詩作。我們只要回顧一下新詩誕生以來，女性詩人數量比起男詩人何其少，各種權威詩歌選本中收集的女性詩人作品何其少，就知道這其實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現象和時刻。女性詩人們正昂首闊步地走上了詩歌的舞臺，大張旗鼓地高舉各種女性詩歌的旗幟，開始了“美的開疆拓土”的進程。《中國詩歌地理：女詩人詩選》的出版，無疑象征著女性的心靈蘇醒和精神版圖的擴張。地理，是一個空間詞匯，說明女性詩歌從早期關注時間推進轉移到兩性詩歌空間的爭奪、占領與平衡。在男性詩歌節節退后（當然，這本來也許就是男性占據過多地盤）的今天，女性詩歌趁機進入,有著復雜的多種原因，我覺得我們要注意這么幾個重要因素：
詩歌史上女性的缺席，女性經驗與感受的缺位，女性被代言。如果我們追溯得更遠一些，就更會發現女性在詩歌史的缺席何其嚴重。五代十國時期，一部以女性的名義編纂的詞集《花間集》，艷麗香軟的詞風，描繪閨中婦女日常生活情態，里面所收詩歌大多是關于女性的感受、生活與訴說的，但作者全是男性。如果再深入追究，歷史上除了李清照等少數女詩人，我們讀到的眾多以女性名義傾訴幽怨愛戀的詩歌，其實大多是男性詩人創作的，這一風氣自屈原自命“香草美人”就開始了。五四以后，女性詩人稍有增多，但新詩史上女性詩人仍寥寥可數，冰心、鄭敏、陳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也。這一狀況，進入二十一世紀才有所改觀，女性詩人和女性詩歌已不可忽略。
 
女性文化素養、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上面說的女性詩歌狀態有所改觀，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女性文化素養的增強，導致女性社會地位上升。在古代，“女子無才就是德”，所以基本不鼓勵女性讀書，貴族家庭也有些女性受到教育，但總體很少，且有相當局限性。現代思潮自由、民主、平等、獨立的狂飆猛進，女性社會地位大幅提高，女性讀書、工作、走上社會是“五四”期間的一道風景。這一情況在文學、詩歌上也有直接反應，女性詩歌和女性詩人大量涌現。新時期以來，西風東漸，傳統受到沖擊，女權主義興起，但女權主義全面鋪開之后，女性詩歌內部也開始產生變異、分化乃至分流，是強調共同性逐步與男性同化獲取相同權利甚至凌駕于男性之上，還是仍然保持女性差異性特質，但相對自由、獨立和平等，這其實也是“新紅顏寫作”乃至別的女性詩歌潮流出現的一個文化和時代背景。女性是與男性共同組成社會與世界，而非女性的崛起以驅趕壓抑男性為前提，否則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平等，變相產生新的壓迫性的權力結構，形成新的壓制秩序。
   
網絡帶來的詩歌藝術民主化。在網絡時代，全球化的交流融匯，女性詩歌寫作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女性要訴說自我，自己發言，宣揚自我，張揚性情與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是現代性的一個基本標志。女性詩歌，女性詩歌觀，女性詩歌史，都成為了一種可能。網絡奠定了詩歌民主的基礎和平臺，女性詩歌借助網絡，就像翅膀之于飛翔，女性詩歌因此得以遨游天空，暢游四海。所有創造性的詩歌有福了，無論你是男是女，但考慮到女性以往的弱勢地位，新的傳播機制顯然更有利于女性詩歌和女性詩人，讓她們真正地走上了時代前臺。
   
所以，對于女性詩歌而言，現在所處的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正因為以前匱乏，匱乏就是契機，無中生有，“無”產生“有”，正因為以前我們“無”，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放肆地“有”，但“有”不等于泛濫放縱。藝術與非藝術的一個區分尺度就是“度”，藝術高低的一個評判標準也是“度”，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探索有所節制，這其實也是人類文明的根基。文明，就是人類擺脫獸性，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標志。藝術如此，詩歌亦如此。
  
“新紅顏寫作”的出現曾經將女性詩歌和女性詩人推到風尖浪口，但沒有什么能阻擋女性詩歌和女性詩人的步伐。當下正是女性詩歌的重要歷史關口，挺住就意味著一切，女性詩歌的版圖正在迅速擴大，有準備的人最終會收獲一切。
 
《中國詩歌地理：女詩人詩選》己由海風出版社出版發行
 
 
來源：李少君新浪博客
作者：李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