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與人》與詩歌傳播

黃禮孩
 
我越來越感到，編一本民間詩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盡管在這一過程中我做了很多努力，今天回頭看看，它已經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對于我來說，編民間詩刊，是對行將逝去的青春歲月的紀念，是一個人對自由的想象，是一個人對新理想路徑的尋找。編刊物同時也是自我的啟蒙和教育，更是他者力量對自身局限性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我也和刊物走上了相互完成的途中，走在狂想的途中。

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之交是70年代出生的詩人浮出海面的前夜。他們在黑暗中涌動，在詩歌的洪流中掙扎。生于70年代，為自己的時代的詩人編詩刊成為我強烈的愿望，第一期就推出《中國70年代出生的詩人詩展》，沒想到整個中國詩壇為之震動。接著我又推出第二期的《70年代詩人詩展》，70年代詩人以更龐大的氣勢，群體登上詩歌的舞臺，成為中國詩壇最有希望的新力量。《詩歌與人》仿佛一夜之間受到關注，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辦刊并不想固守在一種風格上，多元共生才是一個刊物的出路。這就有了后來與安琪合編的《中國大陸中間代詩人詩選》。安琪既不在“第三代”詩人當中，又不在“70后詩人”里，她感到自己還有他們那個年齡段的詩人有被詩歌史遺忘的危險，而整個中國二十世紀60年代后期的詩人又是多么的優秀，但詩歌界沒有給他們一種說法。因為這期專號，“中間代”不可避免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概念。

開放永遠是一個刊物的個性，因為個人的充滿局限性。這也就有了后來與布詠濤（江濤）的合作，我們合編了多期“女性詩歌”。從早期的《中國女詩人大掃描》到《中國女詩人訪談錄》、《最受讀者喜歡的十位女詩人》《新女性新詩歌》，到后來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女詩人詩選》，女性詩歌在那段時間絕對是中國詩歌最美的光環。

多年后，詩人世賓、東蕩子和我一起提出一個新的詩歌主張：“完整性寫作”。我用兩期《詩歌與人》來推出這個詩歌理念，包括詩歌文本和詩歌主張。我得說，每一種詩歌概念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的出現無疑也為詩歌的出路提供多種可能。完整性的主張是通過寫作消除內心的黑暗，從而達到與世界對話與和解，并由此衍生出新的生命。

也這是這樣，對于一期專題的策劃，更需要深思熟慮，評估它的價值和影響。我曾經提出，《詩歌與人》要去出版別人不關注或遺忘的部分。比如《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女詩人詩選》，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民間層面都沒有人來編過。后來，我與詩人陳陟云編的《新詩九十年序跋選集》也成為一本惟一的書，它是另一種中國現代詩歌史?！对姼枧c人》盡管印量在1500－2000本之間，都是贈送、交流，覆蓋面很小。所以《詩歌與人》提出的口號是：影響有影響力的人，通過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去傳播詩歌，當然還有圖書館。此外，詩人世賓聯合我們搞過“詩歌污染城市”的行為藝術，把詩歌粘貼在“城市的皮膚”、“面孔”上，試圖如此引起大眾對詩歌的關注。

一本刊物除了竭力挖掘被忽略的題材外，它對于時代也應該去紀錄。2008年5．12汶川地震，《詩歌與人》及時出版了一期詩歌專號，結果里面很多詩歌入選當年的年度選本。汶川地震的詩歌井噴是一種現象，問題很多，對此，《詩歌與人》還專門出版了一期《5．12汶川地震詩歌寫作反思與研究》，這期專號被一家詩歌機構評為“年度十大事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詩歌與人》在地震發生之后，第一時間聯合“詩生活”網，在廣州和深圳舉辦了四場詩歌朗會，為災區捐了八萬多元。雖然錢不多，但它是《詩歌與人》作為“社會公民”的一種擔當。

因為時代的變化，民刊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對民刊的定義也就不一樣了。顯然，這不是一個辦民刊最好的年份，人們更多把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看作“民刊之春”。在東歐，一些國家則在五十年代出現以民刊表達自我聲音的浪潮，他們把在民刊上的寫作視為“薩米亞特”。這個隱喻來自波蘭作家斯坦尼斯羅?雷蒙寫的一部科幻小說：在遙遠的星球上有一國家，那里的居民被迫像魚一樣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們之間惟一的談話。官方的宣傳說，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爾浮出水面呼吸被看作是犯罪。結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風濕病，夢想著有一天能到岸上生活。多年后，另一位波蘭詩人巴蘭察克在文章中引用這個故事，他說一個生活在水下的人想浮出水面，是因為他的肺受不了，他想呼吸。自此，薩米亞特寫作便成為東歐地下寫作的一個符號。那個時候的東歐充滿沖突和變化，陷入烏托邦迷思中的知識分子醒來，他們渴望對現實有更直接的表述，爭取自由的先鋒力量。在《地下》一中，對薩米亞特有深入研究的景凱旋教授說：“對東歐知識分子來說，自由不僅是一種人的權利，更是人的存在。因此，他們才會將其寫作面向公眾，而不是當權者”。

時間過去半個多世紀，不知中東今日的“薩米亞特”如何了，而中國當下的民刊已不是當年的民刊?，F在的民刊已難覓當年的吶喊、突圍的身影，也看不見自由的火焰在燃燒。所以當人們還拿八十年的民刊的標準來看今日民刊時，多少是失望的。做出改變應是所有民刊的出路。也正是以往的和現在的裹挾，危機感一種伴隨著《詩歌與人》。因為個人的局限，這本刊物無疑也受到主編者個人氣味的影響。在我看來，國際視野一直是我們所缺乏的。盡管《詩歌與人》策劃了《俄羅斯當代女詩人詩選》、《國外五詩人詩選》等外國選本，但還是遠遠不夠。帶著危機感去辦民刊，這種適度的緊張有助于抓住一些東西。那個時候，我不滿足于只是發表中國一些民間或知識分子的聲音，在同一時空下，還有世界詩人的聲音。在與我們同時代用別的語言寫作的詩人，他們在思考什么？呈現什么？這是我所關心的。

2004年，出版了詩人姚風先生翻譯的葡萄牙詩歌大師安德拉德的詩歌專號時，我突然意識到是時候給刊物賦予其他的詩歌元素了。第二年，我設立“詩歌與人-詩人獎”，旨在給那些在漫長歲月中越寫越好，源源不斷推出光輝詩篇的詩人進行褒獎，意欲讓更多的人沐浴詩歌精神的光芒，為人類的智慧和心靈的豐盈做出努力。這個獎我沒有設立評委會，只有我一個人來做評委。我知道，別人會質疑這一做法，擔心它的公平、公正和專業。我們知道任何獎或多或少都有些問題，國內有些獎黑箱操作是路人皆知。我不想模仿所謂的權威，也不想變成小圈子，再說，我也沒有多余的錢付評委費。拋棄集體舉手票決的形式，選擇獨立的評獎品質，遠離利益關系，推出有靈魂感應的文本，這是我個人的愿望。

朝著這個愿望，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詩歌與人-詩人獎”得以進行下去。第二屆是中國七月派最后一位詩人彭燕郊；第三屆是翻譯家、詩人張曙光；第四屆是女詩人藍藍；第五屆是俄羅斯詩人英娜-麗斯年斯卡婭；第六屆是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意想不到的是特朗斯特羅姆榮獲此獎，很多朋友來信、來電祝賀我，都覺得我有超前的眼光，這是因為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前的四月份，特朗斯特羅姆先生先獲得了“詩歌與人-詩人獎”。我愿意把這樣的巧合視為一種好運氣。如果有什么可以值得安慰的是，“詩歌與人-詩人獎”與諾貝爾文學獎在理想主義方面有某些交織。諾貝爾獎獎勵的是“世界范圍內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品和人”，“詩歌與人-詩人獎”也有這樣的情懷，我們愿意把此視為畢生奮斗的方向。

隨著“詩歌與人-詩人獎”在詩歌界的日益壯大，我考慮的是如何讓詩歌界之外的社會來接受它，也就是如何拓展詩歌的傳播范圍。現在閱讀詩歌的讀者有一個固定的群體，但這個群體有縮小的危險。有時候我們把詩集印出來了或者在網絡上發表出來，大眾卻不理解，或者不懂，也不關心。對此，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何讓詩歌通過另一種方式傳遞給讀者。所以，在2013年的頒獎典禮上，我和我的朋友開始做一些努力。我找來畫家劉鸝和雕塑家陳俊來設計創作獎杯，并把其放大五米高的雕塑，落戶在廣州的一個公共空間；我還請到版畫家王嶷小姐創作了歷屆獲獎詩人的肖像，在頒獎典禮上展出；此外，我還請到民謠歌手謝芳，把獲獎詩人的詩歌譜成歌曲，用吉他演奏出來；在頒獎典禮上，我們邀請到廣東現代舞團的舞者們用肢體嘗試表達他們對獲獎詩人代表作品的解讀……這些東西都是從詩歌中衍生出來的，都是詩歌中的一部分，如此一來，詩歌就進入了傳播的有效渠道。把優秀的詩歌從文字到視覺形象、聲音、味道等形態的變化將是未來我們傳播詩歌的一個方向。詩歌本來就是一門藝術，現在讓詩歌呈現出它隱藏的藝術形態，進而影響到人的心靈，我們將為之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