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人開始寫作


作家瓦當　
　　
在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施潔發現自己無法得到林靜的愛，不禁吼叫道：“你可以找你的簡•愛，你就把我當成你閣樓上的瘋女人吧！”說罷，仰起頭將一瓶安眠藥倒進嘴里。簡•愛與閣樓上的瘋女人——羅徹斯特的前妻伯莎，兩個形象看似相距甚遠，實則一體兩面，就像張愛玲筆下的紅玫瑰與白玫瑰時常合二為一。每一個簡•愛心里都住著一個瘋女人，伯莎的死成就了簡•愛和羅切斯特，也寓意女性只有拋棄瘋狂的自我，才能贏得平靜的幸福。又如《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所解讀的白雪公主的故事，其實每一個女人都是自己屋子里的王后，在自戀的窺鏡中創造出白雪公主的形象。就像人們常說女兒是母親的敵人，女人的一生都處于內在自我（白雪公主）摧毀外在生活（王后）的緊張搏斗中，既充滿渴望，又滿懷恐懼。
　　
《簡•愛》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有一個怪癖：寫作的時候會閉著眼睛，這有她筆跡歪歪斜斜的草稿為證。閉著眼睛，不難讓人聯想到這是女性享受性愛時的通常反應。在十九紀之前，寫作長期被視為男性的專利，而作為書寫工具的筆，則被當作男性生殖的象征。那么女性執筆寫作既是一種對男性權力的僭越，又意味著女性性的覺醒。當女人開始寫作時，一種新的時間開始了。不亞于又一次創世紀，但不是開始于亞當，而是始于夏娃。這個時間從古希臘女詩人薩福那里開始萌芽，經歷了有如女性隱忍性格的漫長的沉默，直到十九世紀，在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和勃朗特三姐妹、艾米莉•狄金森那里終于化為有如眾多心臟一起激烈跳動的鐘鳴，即使聾子也必須聽到。這是對長期以來 “父權詩學”（格特魯德•斯坦因語）的修訂，也是對男性（宗主）文化和女性（被殖民者）文學之間關系的顛覆性革命。
　　
女性為什么要寫作？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反思生為女人意味著什么？東西方文化中多視女性為不祥之物，無論是中國著名的“紅顏禍水”，如妲己、褒姒、潘金蓮，還是《圣經》里的夏娃，《荷馬史詩》里的海倫，都承擔著千古不朽的罪名。這首先源于對女性身體的恐懼，像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那樣——女性特征本身即是一種畸形。 而莎士比亞筆下李爾王心中的女人，“上半身是女人，下半身卻是淫蕩的妖怪；腰帶以上是屬于天神的，腰帶以下全是屬于魔鬼的，那里是地獄，那里是黑暗，那里是硫磺火坑。”
　　
乳房、陰道、子宮……伴隨成長、性和生育的羞恥，構成女性從天使墮落成肉身的過程，如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所揭示的那樣，女人“從一個失去藝術、表達和自主性的樂園中，墮落到了由性生活、沉默、污穢和物質性所構成的地獄之中”，或者《呼嘯山莊》中凱瑟琳的自況：“從我原來的世界里放逐出來，成了流浪人。”這是夏娃的《失樂園》，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焚心似火的嫉妒與報復。女人是欲望的化身，本身也被欲望所傷害，進而傷害男人和世界——“夏娃的錯誤，將會給男性帶來怎樣悲慘的命運？”正如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看到的那樣，“作為格格不入、犯禁、充滿激情和被貶低了的放逐者的夏娃，對于上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瑪麗•雪萊，下至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作家來說，也變成了一個撒旦式的形象。”
　　
每個女人身上都有一個流血的傷口，隱秘的，難以啟齒的，那是快樂的源泉，也是墮落的淵藪，又是驕傲的王冠——通過這個傷口完成母親的加冕。這是一條可歌可泣的血路，它天然地與疾病相連，誠如S．韋爾•米切爾所說：“不能理解患病的女性的男子，是不能真正理解女性的。”女性寫作就是一個以血為墨的行為，一開始就具有身體的悲劇性，也充滿隱喻。在那些19世紀女性作家筆下頻繁出現的荒原、洞穴、地窖、閣樓、山莊，都是身體的象征，也反映出囚禁與逃脫之間的心靈地理關系，還有源于疼痛的敏感、缺乏安全感所產生的噩夢意識等等，成為女性書寫中的共同符碼。作為20世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圣經”，《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將女性寫作作為一種普遍的女性沖動進行考察，”“既對那些導致隱喻產生的經驗進行描述，又對那些導致經驗產生的隱喻進行描述。”整部書也因此給人一種誠懇的、體恤的、自尊的感動，這與作者本身就是女性有關。因為女性文學歸根到底是只有女性才能精通的藝術，就像只有女性才懂得女性，就像人只有自己最愛自己。
　　
女性身份的焦慮直接影響到作者身份的焦慮，這種文化的禁錮與壓迫，像疾病一樣深遠。露斯•伊利格瑞曾經比較母性子宮和神圣的父權邏各斯之間的關系，證明哲學的范疇已經發展到把女人們驅逐到從屬或服從的地位，并把基本的女人的他者性降到了一種鏡子的關系：女人們要么被忽視，要么被視作男人的對立面（《他者女人的反射鏡》）。在勃朗特姐妹所處的時代，婦女只有極其有限的選擇權，“貴族婦女結婚，單身女子進修道院。（蘇珊•格巴）”。而在維多利亞時期，人們甚至總是把單身女性稱為“多余的人”（《閣樓上的瘋女人》）。朱迪斯•巴特勒則把女性的狀況與同性戀者，有色人種、勞工階級一同總結為“被排斥被放逐的他者”，“完美世界里的憧憧鬼影”。好了，“假如我命中注定僅僅只是作為客體而存在，那么，我又如何放棄那個自我呢？（西蒙娜•德•波伏娃）”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了。”這是《簡•愛》平平常常的開頭，但在《閣樓上的瘋女人》的作者看來，這是一個天路歷程般的開端。室內的幽閉之火與對遠方陰慘慘的不毛之地的向往，內在的瘋狂與自我馴化……之間構成強大的張力，預示著一條搖曳于人間樂園與天國之城之間的艱辛路途即將展開。
 
　　
每個女性個體的寫作行為背后，都隱含著女性獨立的歷史，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文學提供了女性獨立的空間和路徑，像夏洛蒂•勃朗特所做的那樣——“在對壓制和壓抑的恐怖做出描繪之后，勃朗特轉向呈現一種獻身于想象力的生活的可能性，部分原因就在于要與自己獻身于小說創作的傾向進行呼應，通過這樣的獻身，女性將不再受到奴役。（《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寫作從本質上來講是女性身份的解放，打破社會與文學的雙重禁錮，走出魔鬼與怪物的身份認同。因此，我能想象到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寫下下面這段話時的激動，幾近歡欣鼓舞——“女性不僅已經開始寫作，她們還開始創造出一個個的虛構世界，對父權制下生成的形象和形成的傳統進行了嚴肅而激進的修正。由于從安妮芬奇、安妮埃利奧特到艾米莉勃朗特、艾米麗狄金森這樣的自我追求的女性已經從男性文本的玻璃(965, 19.00, 2.01%)棺材中坐起，由于她們已經從王后的窺鏡中破鏡而出，古老而沉默的死亡舞蹈將變成勝利的舞蹈、言說的舞蹈和富有權威的舞劇。”
　　
“你的身體傷害我／就像世界傷害著上帝”。這是死于自殺的美國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句，曾被翟永明等女詩人廣泛引用。而在西蒙娜•德•波伏娃那里，重要的不是生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女性寫作改變了女性的面貌，也改變了鏡子和詩。通過寫作，女性成為自身的他者，從而為自身更好地開辟道路。正如《浮士德》著名的結尾所吟誦的：“永恒的女性引領我們上升”，今天的女性寫作者有理由比她們十九世紀的先驅更加相信勝利最終屬于夏娃屬于海倫。像瑪麗•雅各布斯所說，當作家的生命與作品的生命匯合一處，消除了主體與客體之間，寫作的婦女與被寫的婦女之間、閱讀的婦女與被讀的婦女之間的種種界線，生命才得到最充分的展現。這既可以基于19世紀的女性文學想象，也可看做女性文學理所當然的前景。
 
來源：瓦當新浪微博
作者：瓦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