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升與《北京文學》
 
 
作家、《北京文學》主編楊曉升

   
十四年前的一天，我走下陰暗的地下室，見一扇斑駁的木門上，貼著發黃的白紙條，四角卷起，模糊顯出泛白的黑字：“北京文學”。敲開門，低窄的房里，散堆著書刊，或開或關的幾扇門更低窄。我彎來拐去挪步進去，買了幾本《北京文學》，雙手送上稿子，接稿的人叫我過三個月再來。
   
而過了三個月，稿子沒看。再過三個月，稿子還沒看。我想還等三個月如不看，就永遠不來，把稿子送到《人民文學》編輯部去。這時，賣刊的大姐叫我等會兒。她敲開一扇門，出來一個穿白凈短衫、戴大片眼鏡的白胖青年，瞇笑著說他叫寇揮，稿子找不到了，讓我再送去。五天后，寇老師給我打電話，說我的《夢》寫得不錯，新調來的楊曉升主編約我談談。
　　
我走進堆滿稿子的內室，凸著大后腦勺的小屏電腦前，一個瘦長的身子，“唰”地隨椅子旋轉過來，幾綹亂發耷在寬闊的額前，他穿的皮鞋起皺沾灰。“請坐。”他微笑著給我一張名片，眼睛發亮地盯著我，口氣輕柔：“你能幫忙推銷正改版的《北京文學》嗎？”我搓著手：“開店賣鞋忙。”他前傾身子：“你有沒有合適的熟人來推銷？”“我剛來北京，沒熟人。”“能否把《北京文學》擺在鞋店試賣？”我還是搓著手：“怕沒多少人看。”
　　
他坐直身子：“我們準備發你的《夢》。這是對文學青年的鼓勵。”我立即說：“我不需要鼓勵。”他愣了一下，面對我，指著旁邊紅著臉的寇老師說：“你跟寇揮聊吧。”邊說邊旋轉椅子，轉過身去，又面對電腦，敲起鍵盤來。我和寇老師同時起身往外走。
　　
到門外，寇老師還是紅著臉：“你怎么這樣？你應該說‘謝謝’。”我梗著脖子：“我不是文學青年。”“他是主編，常說鼓勵文學青年。”我還是梗著脖子：“稿子過硬，便發。鼓勵發的，沒味。”寇老師大鏡片后的眼瞇成線，笑，擺頭。
　　
后來，我在圖書大廈，見改版的《北京文學》潔白的封面上，有名作家黑色漫畫像，覺得莊重高雅。而作家像下的名字是鉛字，我認為改為作家的手跡較好。翻開內頁，看到“新時期走紅作家今何在”、“作家人氣榜”和“新人自薦”等，很有創意，適合大眾需求。但我認為精粹的短章多些為好，還有一些想法。而內頁正有：“為了辦好《北京文學》，敬請大家多提寶貴意見！”想起寇老師說過，編輯部的人都說楊主編，一切是為了辦好《北京文學》，不分上班下班，沒日沒夜，是“工作狂”。“這樣的工作狂，辦事不成功才怪。”我不禁抱愧自己無能推銷《北京文學》，只得提點淺見，便把想法一股腦兒寫出，寄給楊主編。
　　
我再去圖書大廈，拿起新出的《北京文學》，見作家像下的鉛字改為作家手跡了，目錄增加了不少陌生的作者名字，而我的信竟赫然刊登了！稱贊楊主編的話都刪了，其他的意見都照登。
　　
這時，寇老師已回老家工作，打電話對我說，《夢》想象奇特，他已寫了推薦語，輸入了電腦，叫我與主編聯系一下。“鼓勵是領導的口頭禪。他們也想交朋友。”我便說：“那送一雙鞋給主編？”“你先打電話與主編聯系。”我給楊主編打電話，剛說：“我想送一雙鞋給你……”電話中立即傳來大聲的：“這事不談！”我感到臉被摔了一巴掌，火辣辣的。
　　
隨后我想這信，楊主編沒對我說就發了，可見他一心只為辦好刊物，我便把我流淚寫出的《故人西辭》，送給楊主編。發行部的代先生說主編不在，他轉稿給主編。
　　
三個月后，我去編輯部，代先生說稿子已給主編，但主編忙得很。代先生送我出門時，碰到在門旁小廚房切菜、面部濕濕的白連春老師。代先生說我是他的朋友，白老師便說：“這位朋友寫東西嗎？拿來看看？”我立即說好。
　　
我把《夢》給白老師，他說語言不流暢，寫了兩頁紙的意見，還分一、二、三。我見還沒楊主編的回音，便把《故人西辭》寄給白老師。十天左右，白老師打電話我：“《故人西辭》寫得好，我送審了。”我連忙說：“我不急于發表，主要想請你提意見，看怎么把稿子改得好些。”電話里沒聲音，一晌后，還是開始的口氣：“《故人西辭》寫得好，估計會通過。”我想起寇老師的教導，便說：“謝謝。”
　　
兩個月后，楊主編打來電話，說決定近期發表《故人西辭》。我立即說等改好了再說，先請老師們提提修改意見。
　　我一進編輯部，楊主編就說：“《故人西辭》寫得很美！幸虧白連春發現了。對不起，毛銀鵬。我早就覺得，你送了一篇稿子來，我得看，但一直沒抽出時間，差點兒埋沒了。”我說：“好多人不喜歡《故人西辭》，說太沉重，看了絞心。”“沉重也是美，絞心就是力量。我們要的，正是這樣。不痛不癢，不是藝術。幸虧《夢》沒發，那篇太虛了，這篇才扎實。”我說：“寇老師說《夢》是藝術想象，《故人西辭》太實了。”他微笑著問我發過作品沒有，我說只十多年前在《長江文藝》發過一篇小小說。他一揮手：“哦，那沒事，這篇發‘新人自薦’。”
　　
想起我們初次見面，我便笑：“這是楊老師對我的鼓勵。”楊老師連忙說：“這不是鼓勵，是稿子好。我還沒見寫故人寫得這么好的小說。我們都覺得不錯。”他拿出審稿箋，指給我看。初審的白老師和終審的楊老師都是肯定的意見，二審的肖老師說選發。我請楊老師談修改意見，他說整體很不錯，只是后面的再精煉些更好。
　　
我完全沉浸在故人那悲慘的情境之中，逐字逐句琢磨，每個標點都不放過。半個月后，才一筆一劃地謄清，交給楊老師。
　　
那時是年底，我已有一年半沒回湖北老家。登了《故人西辭》的《北京文學》，剛出廠，正散發油墨香味，我便買了80本帶回去，感覺榮歸故里。
　　
過了春節我到北京，楊老師說，即將召開首屆老舍散文獎授獎大會，他利用這次機會，介紹新改版的《北京文學》，等發完獎后，他開始介紹《北京文學》，我接著代表《北京文學》推出的新人發言。我只寫幾句發言稿，楊老師叫我寫長些，談談我多年對文學的追求。我寫了三頁方格信紙，楊老師用紅筆改了，叫我謄正。在會場，楊老師彎腰擠過好多人，來到我身邊，叫我聲音放宏亮些，別緊張。
　　
見臺下坐著的都是全國著名作家、評論家，我從小做夢都想拜見他們，我感到自己被楊老師推上了五彩繽紛的云端、霞光閃耀的圣殿，不由得腳步打飄，眼不知向哪里望，糊里糊涂照紙念了一遍，自己不知念的是什么。坐在臺下的毛志成老師說念得好，我才舒一口氣。眼光尋到楊老師，他向我點頭微笑。
　　
會后，楊老師把大家聚攏，隨便圍坐，像一大家子拉家常，談辦好《北京文學》的建議。楊老師又前傾著身子，眼睛發亮地盯著談建議的人。
　　
《故人西辭》一發表，就有不少讀者寫信說打動人。白老師說楊老師叫他好好關注我。楊老師說《小說選刊》的老師打電話與他商量，說《故人西辭》和一個獲了魯迅文學獎的作家的一篇小說，都行，而在同期刊物只選一篇。白老師說那作家名氣大，終選了那作家的。楊老師拍著掉了不少頭發的頭，說他自己當時沒注意，應該把這兩篇作品分兩期發。他叫我按《故人西辭》的樣子再寫一篇。我搓著手說，再也寫不出了。
　　
評《北京文學》獎時，我沒有想到，《故人西辭》獲了獎。北京正暴發非典，我回老家了。來北京到編輯部領獎金時，楊老師笑著說：“這次獎金，對非典的損失彌補了點吧？”我笑著說：“錢，我不在乎，而這獎，對我意義重大。”
　　
評老舍文學獎時，我更沒想，《故人西辭》得了新人新作獎。在授獎大會上，楊老師特地來到我面前，微笑著，聲音宏亮地說：“祝賀你！毛銀鵬。”這時，想起幾天前看到楊老師的《中國魂告急》、《中國科技憂思錄》和《斷層威脅共和國明天》等著作，反映出他的大氣魄，高境界，和剛正的人格，對人類的悲憫情懷等，早獲了國家大獎，甚至幫助了國策的制訂和修改，我發覺楊老師發福了，身子高大，額頭寬闊圓滿，臉色紅潤閃光，而我只為小家庭糊口奔撞，確實是矮小的文學青年，心里響著：“您這是對文學青年的鼓勵！”但沒說出口，只對楊老師臉發燒，傻笑。
　　
后來，我寫了三萬多字的《父親》，覺得太冗長，但我刪改不了，見《北京文學》貼標必回信，便想聽聽編輯老師的意見。怕他們認識我，不便直指缺點，我就寫上大兒的名字。沒料到竟刪改成一萬多字，用我大兒的名字發了，責編是楊老師新招聘的王秀云老師。刪改后的《父親》，非常精煉，《愛你》雜志隨即摘載。我又切身體會到《北京文學》的“只認作品不認人”，編輯老師的認真負責。我去編輯部，贊嘆這位素不相識的王老師。楊老師帶我見她，特地向她介紹我得過獎。
　　
如今，楊老師辦的《北京文學》，因一直堅持“這事不談！”“只談作品！”推出了大批文學新人，每期都有不少作品被全國各選刊爭相轉載。投向《北京文學》的稿件，滾雪球一樣增多。《北京文學》的讀者，一直穩步增長，訂戶遍及海內外。全國不少大中小城市，都有銷售點，北京市所有報刊亭都有《北京文學》。《北京文學》現在的厚度翻了一倍，還有不少讀者要求出增刊。在外國國際書展的展館，《北京文學》書柜、書架上的雜志，竟被偷空。而楊老師還是“前傾身子”，“眼睛發亮”地聽取各種意見，隨時改進《北京文學》。
　　
《北京文學》編輯部，現已搬到文聯新大樓。樓旁花草繁茂。潔白的墻上，嵌著金光閃耀的方正牌子，金光中凸現著鮮紅的魯迅遒勁的手書：“北京文學”。門頭掛著“主編辦公室”、“編輯室”等金牌的各間房，都寬敞潔凈。明亮的陽光，透過幾平方米大的玻璃窗，射著墻邊大盆鮮花，射著寬闊的桌面上，超大超薄的電腦液晶屏和擺放整齊的稿子。楊老師辦《北京文學》原創和《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兩種刊物，僅終審的稿子，每月就兩大堆，可他近年來竟接連推出《紅包》、《介入》、《身不由己》、《日出日落》等一部部中篇小說力作，并且被多家選刊紛紛轉載，還入選多種年度優秀中篇小說選本。
　　
相比之下，我竟沒能拿出一篇有分量的作品！我連文學青年都夠不上！而那一天楊老師又打來電話，教我寫我十多年在北京開小店的經歷等。
　　
我只有加倍努力！

來源：楊曉升新浪博客
作者：毛銀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