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詩歌走向大眾了嗎？

 
　　移動自媒體平臺的出現使得詩歌的生態發生了新變。而與新的傳播方式相應，是詩歌與影視、戲劇、舞蹈、音樂、繪畫等藝術領域的跨界。由此，出現了詩歌的劇場化、音樂化、廣場化、公共化的現象。代表性的有翟永明的詩劇《隨黃公望游富春山居》、音畫詩劇《面朝大海》、“第一朗讀者”、交響音樂詩“女書”、“新詩與古琴”朗誦演奏會、“詩歌來到美術館”、“外灘藝術計劃·詩歌船”等。此外還有詩歌專題紀錄片和詩歌微電影的出現。與此相關的是諸多與詩歌相關的話題：自媒體和公眾空間下詩歌傳播，余秀華等“草根詩人”現象，詩歌的“精英化”與“大眾化”，詩人的社會身份，底層詩人與社會現實的關系以及不同渠道的詩歌批評標準之間的博弈。
 
　　這既涉及到詩歌的“新生態”又關乎新詩發展以來的“老問題”。
 
　亟需建立詩歌和詩人的尊嚴
 
　　在如今這個閱讀碎片化的時代，已很難有文學作為整體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歡化地熱議與評騭，但詩歌卻是例外。引爆人們眼球，飽受各種爭議，不斷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恰恰是詩歌和詩人。無論詩歌被業內指認為多么繁榮和具有重要性，總會有為數眾多的人對詩歌予以批評、取笑和無端指責、攻訐。這種情況只發生在新詩，從沒有類似情況發生在古典詩詞那里。中國新詩一直沒有權威的“立法者”出現。即使從美學上談論同一首詩，也往往是歧義紛生，這又進一步加深了普通讀者對詩歌和評論標準的疑問。甚至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下，大眾對詩歌的解讀又形成了集體性的道德判斷。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詩歌”與“大眾”之間的平行或天然的疏離關系，但是一旦詩歌和“大眾”發生關聯往往就是作為詩歌噱頭、娛樂事件、新聞爆點。這又進一步都使得詩歌在公眾那里缺乏公信力。對于中國文學場域來說，很多時候詩歌被置放于社會公德和民眾倫理評判的天平上。面對公信力和評判標準缺失的新詩，亟需建立詩歌和詩人的尊嚴。
 
　媒體對草根詩人的“形象塑造”需反思
 
　　隨著新媒體和自媒體的異軍突起，言論自由和公民意識空前覺醒，曾經鐵板一塊的社會現實突然以碎片化的形式凸現在每個人面前。這些新奇、陌生、刺激的“現實”對那些企圖展現“現實主義寫作”愿望的寫作者無論是在想象力還是在寫作方式、精神姿態、思想觀念上都提出了挑戰。大眾共享的大數據時代所提供的新聞和社會現實無時不以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時間新鮮出爐。這種新聞化的生活方式導致了同一化思維方式，每個人在新聞和現實面前都患上了集體盲從癥。現實的新奇也已然超出了寫作者的想象能力。由此，我們看到的就是對新聞和現實的“仿真性”寫作。

 
　　隨著自媒體以及大眾化影像平臺的參與，“由下而上”詩歌的傳播范圍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甚至移動自媒體已經直接對傳統意義上的主流媒體和權威媒體發生各種效應。這種特殊的修辭方式通過極其真實的細節、畫面和人物、故事重構了詩歌與現實和時代的關系。“大眾”自媒體和公共媒體更多的時候所關注的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即使關注也是側重那些有熱點和新聞點的詩，而更多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引起人們爭相目睹的社會事件。
 
　　時下自媒體以及其他媒體對草根詩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進一步甄別與反思的。一定程度上時代和大眾需要什么樣的詩人，就有什么樣的詩人會被“塑造”出來。反過來，如果一些詩人沒有特殊的社會身份、悲劇性的命運以及能夠被新聞媒體轉換為點擊率的文化資本，他們何以能夠在一夜之間傳遍整個中國(盡管不可否認其中一部分人的詩歌水平很高)？而與之相對的則是那些常年默默寫作的詩人仍然被公眾和社會所忽視。
 
　“非專業”詩歌寫作群體構成了詩歌新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講話中強調：“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而圍繞著余秀華、許立志等“草根詩人”所生發的各種觀點、立場不僅顯示了移動自媒體時代詩歌在生產、傳播、接受和評價等方面的新變，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階層的人通過評點這些來自社會底層、基層的詩人所表達的對社會和人生的不同理解。
 
　　2900個縣城和300多座城市，3億左右的讀詩人口，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眾的“非專業”詩歌寫作群體，確實構成了新世紀以來詩歌新生態。這種自發的、原生的直接與生命體驗相關的“大眾寫作”有別于以往的學院派、民間派和知識分子等“專業詩人”的寫作美學。進入新世紀以來，以“草根詩人”現象為代表，詩人與現實之間的緊密關系使得詩歌的現實感、人文關懷、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他們直接以詩歌和生命體驗對話，有痛感、真實、具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命運之詩”。當然，這種日常現實寫作的熱情也伴隨著局限。很多詩人沒有注意到日常現實轉換為詩歌中現實的難度，很多寫作者在看似贏得了“社會現實”的同時卻喪失了文學自身的美學道德和詩學底線。在很多現實題材的寫作中，社會學僭越了文學，倫理學超越了美學。在每一個詩人津津樂道于自己離現實如此貼近的時候，我們卻發現他們集體缺失了“文學現實感”。
 
　　圍繞近期被熱議的“草根詩人”，我們看到專業詩人內部對其詩歌美學缺乏共識的判斷。這既在于現代漢語詩歌傳統自身建構的不完善且尚需時日，又在于一些詩歌批評家和研究者們的失語。從大眾接受和大眾批評來說，卻是一邊倒的叫好、點贊、喝彩。確實很多“草根詩人”的詩歌方式更容易被大眾所理解和接受，當然一些詩歌中所體現的私人生活、隱秘情感和社會身份也滿足了大眾的窺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靜下心來閱讀這些詩作，而更熱衷于評判和發言。看客心理、圍觀意識、獵奇心態、窺私欲望都在草根詩人現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淋漓盡致地上演。這并非是在真正意義上對詩人和詩歌的尊重。而從媒體批評的角度看，顯然詩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華被貼上的“腦癱”“農婦”“底層”的標簽。換句話說，社會學意義上的“身份”“遭際”“故事”“苦難”“傳奇性”正在成為“新聞標題黨”的興奮點和爆點。而媒體批評所選擇的詩歌也是具有新聞話題性和符合眼球經濟的。
 
　　如何維護詩歌和詩人的尊嚴，如何引導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而不是淪為娛樂、狂歡和消費的事件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文學新生態中亟待解決和正確引導的迫切話題。評價詩歌和文學應該是歷史的、美學的、藝術的和人民性的融合的觀點，而不是斷然割裂并在一點上極端放大。無論哪個時代，不管出現多么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詩歌事件和大張旗鼓的詩歌活動，最終留下來的只有詩歌文本。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作者：霍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