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評傳(節選)
一、農民之子
世界上只有一種人文精神,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熱愛生命的人。——[法]羅曼·羅蘭
1.那山那水那人
1936年12月27日,童慶炳出生在福建省連城縣莒溪鄉一個清貧的農家。
連城位于福建西部的大山深處,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發祥地之一,這里的客家人傳承了“耕讀為本,崇文重教”的客家先祖遺訓。對于童氏家族的歷史,幼年時的童慶炳只有非常朦朧的記憶,那就是頭上戴的斗笠每每寫著“雁門童氏”。稍大之后讀了家譜,他才知道自己三十四代以前的祖先,為避南宋的戰禍,從山西雁門遷移過來;為了不忘“客家”老本,父親總是在每天都要戴的斗笠寫上“雁門童氏”四個字。
連城離江西瑞金不遠,曾經是中央蘇區。作為汀江和九龍江的源頭,連城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急湍,雨水豐沛。山青水秀,空氣清新,雖是山區,卻也是一塊宜居的地方。莒溪鄉位于連城縣東南部,是大山深處一個偏僻、貧窮、落后的山村。離這個村子不遠,便是深山老林,更遠處就是有名的原始森林“梅花十八洞”。這個小山村坐落在一個盆地里,無論走到村子的哪個角落,只要抬頭,一眼望去不再有別的,四周全都是山,高高低低的山,遠遠近近的山,深深淺淺的山,最高最險的山,滿眼碧綠碧綠的山……

(2011年與恩師攝于連城莒溪祖宅,身后即先生當年出生小屋)
童慶炳的祖宅大門朝北,不遠處有一條小溪,它自東向西蜿蜒而去,永不疲倦地哼著歌。小溪的對岸是塅田,如同畫家的調色板,永遠鋪滿各種不同的顏色:春天一片青綠,像一塊綠色的大地毯,伸向遠方;夏天稻子熟了,金黃金黃的;秋天是雜色的,因為田里什么都有;冬天則紫黃相間,那紫色的是蜿豆花,黃色的是油菜花。這僅有的塅田是山民的希望,身上衣、腹中食都來自于它。這塅田一直延伸到墳山的腳下,從這座墳山開始,山外有山,山外的山外還有山……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童慶炳來說,這無邊無際的“遠山”有著一種獨特的神秘與美。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時刻充滿了無盡遐想——
極目遠望,我的視野可以到達那淡到與天連為一體的最遠最高的山巔。在清朗的時候,在夕陽的映照下,我似乎還可以看到那遠山之巔的幾棵樹。它不斷的變化著,越來越淡,終于淡到與遠方的天色融為一體,最后又與夜色融為一體。有時候,遠山著火了。在夜色的襯托下,那火像一條紅色的龍在騰躍著,十分的壯觀。這時候,我總是驚慌地大叫起來,希望引起大人們的注意。可他們只是隨便地瞥一眼,連一句評論的話也沒有……惟有我久久地凝望著那遠山,想象著那山上的一切,在我幼小的心靈里,那就是天的盡頭,那就是世界的分界點,那就是通往大平原、大草原、大海洋、大城市的關口,要是我們不能越過這神秘的遠山,我們這些被它包圍著的山民,怎能到另外的誘人的世界去呢?…… [1]
正是懷著這種對山外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童慶炳向往著讀書,向往著山外邊的世界。“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有一天,他走出了這大山的世界,來到了北京,而且一住就是六十個年頭,成了著名的中國文藝理論家、美學家和教育家。童慶炳到過世界好幾個國家,然而,故鄉的“遠山”始終駐留在他的心里,保留著令人神往的永久的神秘與美,未曾消失。
在童慶炳的長篇小說《淡紫色的霞光》里,主人公叢益州教授“老愛回憶過去,眼前不是家鄉門口那條小溪在流淌,就是家背后山上的竹林在晃動……”。這里,叢益州教授儼然是童慶炳的化身。即便是在自己的理論著作《文學活動的美學闡釋》[2]里,童慶炳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故鄉:
遠離故鄉的游子,不論他在事業上搞得如何轟轟烈烈,都會經常有一種鄉愁沖動。
二、巍巍學府
你看見了海平線。你駛近它,你又看見了海平線。你又駛近它,你依然看見的是海平線……在你的視野中永遠是那虛空的海平線嗎?如果你是一個永遠不怕風浪的、一往無前的、永不疲倦的航行者,那么有一天你就會欣然看見那堅實的彼岸。——童慶炳
1.轉益多師
1955年秋天一個明媚的清晨,童慶炳走進了位于北京市北太平莊附近的北京師范大學校園,被分到了1955級中文1班。

(1955年大學一年級)
20世紀50年代初的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由原北師大和輔仁大學的中文系合并而成,可謂是名師薈萃,開課的老師幾乎全是國內的知名教授:黎錦熙、黃藥眠、劉盼遂、譚丕模、李長之、鐘敬文、穆木天、陸宗達、文懷沙、王汝弼、葉參芩、徐世年、啟功、郭預衡、楊敏如、徐世榮……,還有年輕教師聶石樵、鄧魁英、匡興、陳惇等。此外,還經常請校外的專家如李健吾、馮至、朱光潛等著名教授來授課。這些教授們學有專長,治學、教學風格各異,聽他們的課簡直是一種特別的享受,讓人感到知識的海洋是那么的遼闊無垠……
劉盼遂(1896—1966),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和國學家。他師從王國維,學術造詣很深。劉盼遂個子又矮又瘦,上課時站在講臺旁,大半個身子都被講臺遮住了。他操著一口河南腔講《史記》,根本不念講稿。有一次講《廉頗藺相如傳》,光是講一個“藺”字,左考證,右引申,竟講了滿滿一節課,整整四十五分鐘,完全是即興發揮,令人嘆為觀止!
陸宗達(1905—1988),著名訓詁學家。他是章黃學派的傳人,主講古代漢語。他的講法很簡單,又很生動,即按照《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講,每堂課大概只講三、四個漢字。他將整本《說文解字》背得滾瓜爛熟,上課從不帶講稿。他能夠把枯燥的漢字講得妙趣橫生,讓學生從不感到疲倦。
李長之(1910—1978),學哲學出身,,理論素養高。早期寫過《魯迅批判》。這“批判”二字原是“評論”的意思。魯迅本人讀過他的書,認為很不錯。但后來在“文革”中他為“批判”這個詞吃盡了苦頭。他上課用的是自己撰寫的《中國文學史略稿》。他講文學除了講心得、體會,給學生以扎實的知識,還往往提升到理論,給人以思想啟迪。李長之先生患有鼻炎,講課總是不時舉起藍色長褂的袖子去擦鼻子。他老穿這藍色長褂,他一次次地擦、擦、擦、擦,時間久了,他的藍色袖子發出了白色的亮光。學生們便在那白色亮光的晃動中,繼續聽他的課。
王汝弼(1910—1982),著名古典文學專家,講的是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他講課時,總是把每一個字都注釋得特別清楚。據說,他的這種注釋的功夫,沒有三十年的努力是難以企及的。有趣的是,他每次上課總是戴著一個口罩;說話時就把口罩往下拉,讓嘴露出來,那口罩就罩在下巴上面的樣子特別滑稽,時常成為大家的笑談。
鐘敬文(1903—2002),著名民間文學專家、民俗學家、教育家、詩人、散文家。他的課則是另一番光景,完全是照稿子念的,連一個標點也要念出來。譬如,他這樣講:“民間文學屬于下層的文化,逗號,五四運動,加引號,就是在吸收下層文化的養分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句號。”講臺下面的學生把他所講的每一個字都記錄在筆記本上。鐘敬文先生的那種認真和嚴謹,那種一絲不茍的精神,讓童慶炳和他的同學們終身難忘。
楊敏如(1916—),著名翻譯家楊憲益的妹妹,師從顧隨等名師,專攻古典文學方向,兼研俄羅斯文學。她講過的課很多,講授最多的是唐詩宋詞,但給童慶炳他們講的是蘇聯文學。她的課充滿激情,繪聲繪色,十分生動,極有魅力。多少年過去了,童慶炳都還記得《青年近衛軍》里的柳芭面向敵人飲彈犧牲的場景。
黃藥眠(1903—1987),原名黃訪、黃恍,廣東梅縣人,我國著名的詩人、作家、文藝理論家、美學家、教育家和杰出的革命文化戰士。著名的藝術家、美學家王朝聞先生認為,黃藥眠是一個具有學術個性的學者:“他從事的藝術學和美學,也像那些不同門類的藝術創作活動具有藝術個性那樣具有學術個性……他那與眾不同而又有共性的學術個性,不是任何所謂覆蓋面很大的觀點所能淹沒的。”[1]
三、師魂永在
生活就是投入,每時每刻都投入。——[西] 加塞爾
1.“上課的感覺”
1958年童慶炳留校任助教時,中文系指定童慶炳管理教研室的“右派”,黃藥眠先生當然也在被管的“右派”之列。“右派分子”被規定每天要到系里來掃地,打掃廁所等。童慶炳心中始終認為黃先生是老師,不是什么敵人,所以總是偷偷地幫助他掃地、掃廁所,總是親切地稱他“黃先生”。黃藥眠先生規定每天要交的“日記”,童慶炳也聽之任之,交來則看看,不交,也就算了。有時候黃藥眠先生在“日記”上寫些讀書的感受,分析作品為什么寫的好或不好。童慶炳至今仍有印象,黃藥眠先生分析過當時出版的小說《林海雪原》為什么寫得好的原因,非常受啟發。1960年組織上給黃藥眠先生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中文系指定黃藥眠先生做童慶炳和另外兩位年輕助教的指導教師。在指導青年教師童慶炳、程正民和劉慶福等人的過程中,黃藥眠先生提倡“具體的思維”,即不要從概念出發,從抽象到抽象地推論;而要從事實出發,把觀點與材料相互對照,以事實印證觀點,要顧及事實的方方面面,看看觀點的涵蓋面是否周全——這樣才能發現問題,檢驗觀點的正誤,避免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偏頗,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論成為空論。
黃藥眠先生并不給青年教師講多少高深的理論,而是親自給他們示范講作品分析問題。為了有效提高青年教師分析作品的能力,黃藥眠先生計劃先從短篇小說講起,再講中篇和長篇(準備講《紅樓夢》)。第一講是分析宋人話本《賣油郎獨占花魁》,在示范分析之后,讓每個人從當時文學刊物上選取一篇剛發表的短篇小說,獨立進行分析,要求抓住作品的特點,探索作品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最后再交他批改,他對每個人的批改都非常細致,有眉批,有總結性評語,只要有獨到見解,則予以肯定鼓勵。

(2010年,童慶炳先生授課中)
對于黃藥眠先生的“最后一課”,童慶炳至今仍記憶猶新:1983年春天,已經80高齡的黃藥眠先生堅持要給研究生和年輕教師講最后一次課。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了北師大教二樓的一間教室,學生們起立迎接他。他在講臺旁坐下,向帶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他敬仰的學生微笑著,然后把手伸進書包。大家以為他是在拿講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個藥盒子,在講臺上一字排開,然后叫童慶炳和另一位老師過去,告訴他們,如果自己在講課過程中突然倒下時,怎樣把藥按次序放進他的嘴里……黃藥眠先生是冒著突發心臟病的危險,不顧生死來上這堂課的;他隨時可能倒在講臺旁,或栽倒在學生的懷抱里,但是他堅持要講完這最后一課……這最后一堂課,童慶炳沒聽好,他跑神了。他覺得,這“最后一課”是先生一生為人治學的寫照,他為先生那種不惜生命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折服!
后來,童慶炳經常動情地講述這段往事,強調要發揚光大黃藥眠先生這種豁出老命來搞學科建設的精神,強調要有一種生命的投入,才能真正把這個學科搞好,這個學科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在他看來,勞動最重要的是態度,只有把勞動變成自己的精神樂趣,才能享受到它所給予的一切。童慶炳發自肺腑地說:“我在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始而怕上課,終而覺得上課是人生的節日。天天上課,天天過節,哪里還有一種職業比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這樣一個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正談笑風生地講著課,突然倒在講臺旁或學生的懷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福分。”[①]

(1987年,與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合影,由左到右依次為李珺平、蔣原倫、周帆、陶水平、黃子興、李春青、金依俚、唐曉敏、曹鳳、陶東風、陳向紅、張云鵬、黃卓越、童慶炳、程正民)
1983年,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學科點被評定為全國第一個文藝學博士點,1984年開始招收文藝學博士生,第一屆博士生有王一川、羅鋼、張本楠。童慶炳被黃藥眠先生指定為副導師,協助他指導學生。同年,還招入了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共13人,有陶東風、李春青、黃卓越、蔣原倫、陶水平、唐曉敏、李珺平、張云鵬、曹鳳、金依里、陳向紅、周帆和黃子興。第一屆博士生和第一屆碩士生,是一群學術個性與稟賦完全不同的學生,他們構成了日后學界所謂的“童門弟子”或“童家軍”的基礎;目前,他們基本上都成了目前中國文藝學界的中堅力量。
本來碩士研究生招生簡章上寫的是鐘子翱、童慶炳和梁仲華三位導師,可是,當時誰也沒想到鐘子翱先生身體不好,已檢查出患了癌癥,住院治療(1986年去世),梁仲華則調到了新成立的社會科學處任處長。于是,十三名學生都劃到了童慶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導。后來,人們戲稱他們為童慶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屆博士生則是以黃藥眠先生的名義招進來的,不料黃藥眠先生先是生病住院,不久后又去世了。他們培養計劃的制定、方法的設計、畢業論文的選題、指導及其答辯的組織工作,全都由童慶炳一人來做。
年富力強的童慶炳成了文藝學學科點的頂梁柱。1989年,童慶炳毅然辭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師大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回到教研室整頓文藝學的教學和科研隊伍。與此同時,福建同鄉、又是同屆同學的程正民伸出了熱情的援助之手,幫助童慶炳一起精心地指導這首屆文藝學碩士生和博士生,一起規劃學術工程。
程正民是著名的俄羅斯文論研究專家,1937年出生于福建廈門,1959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本科,并留在文藝理論教研室任教,講授文學概論課程。1965年起,先后在北京師范大學外國問題研究所和蘇聯文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蘇聯文學理論批評和蘇聯當代文學,為研究生講授俄蘇文學批評史課程;其間曾任蘇聯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蘇聯文學》雜志常務副主編。1986年,童慶炳邀請程正民一起指導首屆研究生時,他翻譯出版過一本蘇聯人寫的《文學心理學》,有著非常深厚的學術積累。在童慶炳的努力下,1993年程正民調回到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工作,主要講授馬列文論、文藝心理學和俄蘇文論專題等課程。1995年至1997年,程正民任北師大中文系系主任。數十年來,作為與童慶炳肝膽相照的戰友,程正民同樣時刻關注著學生的生活與學習,幾乎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對待。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永遠慈祥的“老父親”,備受學生熱愛。
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入學時,恰逢童慶炳申報的國家“七五”規劃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心理美學——文藝心理學研究”批了下來。于是,他便帶著這些學生一起投入到這最為前沿的課題研究之中,并輔之以課堂“專題研討”與“課外研討”相結合的教學指導方式。童慶炳每次給學生上課前,他都作精心的準備:先沖個熱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裝,系上一條金利來領帶(獲曾憲梓教育獎時從曾先生手里接過來的),穿著擦亮了的皮鞋,莊重而又精神飽滿地出現在學生們面前。上了講臺,他的習慣是手里拿著粉筆,“站著授課”,決不坐著,這是童慶炳幾十年來堅持的習慣。他說,這是出于對職業、對知識、對學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講出質量的必要方式。只有這樣,才能“把每次講課都當作第一次”,以新鮮認真的態度來面對。講課時,童慶炳往往拋開講稿,把自己的生活體驗,所品嘗的酸甜苦辣,融入到知識義理中,引導學生去體悟知識的真諦。
在上“專題研討課”之前,童慶炳通常是從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論書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討的題目及范疇,讓學生精讀相關章節,并指定一些閱讀的書目和資料;然后每周組織一次研討課,要求每人的發言不能重復書中的內容,必須談出自己的體會和理解。到了研討課,童慶炳自己先講,再讓學生們討論,也就是自由發言,其核心是專門挑他所講內容的毛病或不足,特別鼓勵學們拿自己新編的講義“開刀”,并說凡是能對他的講義提出相反意見的得高分,附和的得低分。大約是童慶炳的真誠與謙虛態度鼓勵了弟子們,于是,同學之間、師生之間高談闊論,唇槍舌劍,爭論不已;在一場場辯論中,誰也不輕易讓步或服輸,彼此之間爭辯得面紅耳赤。結果十三個學生挖空心思來挑毛病,大家的發言也十分大膽,甚至是尖刻。針對童慶炳的某種觀點,說邏輯不通者有之,說淺薄者有之;有的從觀點上、有的從體例上、有的從例證上,一一展開批評……十三份意見如果分散開來,陸陸續續提,也許不使人難堪,集中在一起,顯得分量很重。然而,無論面對怎樣的批評,童慶炳總是平靜對待,耐心地傾聽了學生們的意見,有時據理力爭,有時直言接受,有時不置可否……最后,童慶炳作精要的點評,并將學生所提意見全部帶走,從未有因學生的批評而慍怒的情形。當時已步入中年的童慶炳,有著年輕人一樣的心氣,保持著接受新知識、新事物,時刻更新思想觀念的強烈興趣和欲望。
“專題研討課”結束后,童慶炳把講義整理出來成了23.4萬字的專著《文學活動的美學闡釋》(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書中運用審美學的方法對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作了深入探討;其核心在于,將文學理解為一個從社會生活、作家、作品到接受的一個動態過程,從而揭示文學的審美本質、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文學作品的審美結構和文學接受的藝術規律。本書廣泛吸收了中西文學理論中的有益資料,形成了中西交融的特色。著名美學家蔣孔陽先生為此書寫“序”,稱之為“我國新時期的文藝理論,經過曲折的探索之后,所開出來的一朵花,所結出來的一個果”;“它不僅僅介紹某一個問題、某一個流派,而是把各種文學知識和文學流派綜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文藝理論體系”[②]。后來,此書被教育部推薦為全國研究生教學用書,更名為《文學活動的審美維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訂后再次出版發行。
對于“專題研討課”之妙處,作為童慶炳開山弟子之一的曹鳳深有體會:“現在想來,當時的研討活動,特別是研討中的爭辯是多么難得的學術交流和多么有力的學業促進。當時正值80年代中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隨著國門的大開,國外的各種思潮流派不斷涌進中國,五花八門的激流沖擊著中國的學術界,采取什么方式,如何盡快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各種思潮和流派,如何鑒別和接受西方的各種思潮和流派,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面臨和思考的問題。專題研討課無疑是最切合實際的最佳的方式,童先生選擇了這最佳的方式來培養我們,促使我們帶有問題,以探究的眼光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使我們學會了如何評判別人的觀點和如何提煉自己的觀點,讓我們不知不覺進入了學術的領域。”[③]當然,“專題研討課”這種全身心投入的授課方式很累很累,每次下課一回到家,童慶炳總是疲倦之極地半躺在沙發上,說話時直喘粗氣,與上課時那個精力充沛的形象簡直判若兩人!
但是,這并不重要。童慶炳回憶說:
最重要的是上課的感覺,這是一種快感、一種美感、一種價值感、一種幸福感、一種節日感、一種自我實現感……對了,我想起了小時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魚,抓了好半天,一無所獲,我感到失望;可突然手運來了,我終于抓住一條不算大的卻看起來很肥美的鱖魚。我的一顆幼小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時刻。我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運的是我經常上課,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課,都有抓住一條鱖魚的感覺。[④]
“課外研討課”即每月組織一次研討會,在舊主樓七層中文系的會議室舉行。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兒子周小儀在北師大求學期間,目睹了第一次研討會的盛況:“記得第一次研討會整個會場座無虛席,人聲鼎沸。童老師隨即宣布當天的議題。他的得意門生之一,當時就讀博士的王一川作主題發言。那時王一川崇尚審美體驗,所選術語都頗有詩意,諸如‘林中空地’、‘我思故我不在’等,極為蠱惑人心。另一博士生羅鋼則反其道而議論之,爭論十分激烈。童老師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最后作出精彩總結”;“這場景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就像發生在昨天。當時我和同班同學柴瑋坐在后排,看著師兄們侃侃而談,好生羨慕;只恨自己才疏學淺,插不上話,也沒有膽量發言。……”周小儀的描述繪聲繪色,他對研討會的體味也極為深刻:“童老師把學術當宗教,只有理解宗教的幻景,才能明白那些討論會就像是星期天上教堂做禮拜。那時人們為學術而學術,就像英國和法國的唯美主義者為藝術而藝術,所以還真能體會形式主義的真味。” [⑤]
陶東風是童慶炳眾多弟子中最喜歡提問、也最喜歡與老師爭辯的學生。為了一個學術問題,陶東風與童慶炳之間往往爭論得面紅耳赤,盡管彼此的分歧可能很大,童慶炳卻從不因為弟子的“冒犯”而生氣,相反卻倍加稱賞,因為自己講的一個觀點通過這種爭論而被學生消化了、發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學生,而且還有自己。這就叫作“教學相長”吧。2002年,在紀念北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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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