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教父”童慶炳：當年沒學好理論莫言后悔極了



北師大教授、博導童慶炳記者張榕博/攝
 
11月底,繼“師兄”余華、莫言之后,嚴歌苓也從導師童慶炳手上接過聘書,正式受聘北師大。
 
1988年,北京師范大學試辦在職人員“文藝學·文學創作”委托研究生班,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嚴歌苓、畢淑敏等近40名青年作家被錄取。童慶炳教授正是這個班的導師。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文壇“教父”。
 
名作家是怎樣培養出來的?現在的文壇有什么問題?78歲的童慶炳依舊在思索這個問題。（記者張榕博）　
 
嚴歌苓那時經常逃課
 
齊魯晚報:您當年的弟子如今回校任教,由名作家繼續培養作家。這讓人不由想起1988年時,他們共同報名參加的那個文學研究生班。您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童慶炳:這個班級是魯迅文學院與北師大研究生院聯合創辦的。我當時是北師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長。那時我們跟教育部說得很清楚:這些作家雖然有才華,但是文化程度限定了他們的文化視野,所以需要系統的課程教育,看看人家外國人是怎么寫作的,我們的前輩是怎么寫作的。
 
齊魯晚報:當初是否設置了很嚴格的招生門檻?
 
童慶炳:只要是小學畢業,發表過一篇作品的,我們都要。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入學門檻很低,但是出去的門檻很高。
 
在當時報名的人中,有一些是很有才華的。其中兩個是已經很出名的作家,劉震云和莫言。后來陸續出名的還有余華、畢淑敏、遲子建。嚴歌苓那時年齡比較小,沒有多少印象,她還經常逃課呢,在北京利用學生的身份,忙自己的事情。還有一位遼寧的作家,沒有讀完就走了。
 
齊魯晚報:在這些學員中,您對誰印象最深?
 
童慶炳:我當時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劉震云和莫言,而是畢淑敏。她當時只有一部作品,《昆侖殤》,是一部中篇小說,但我們覺得蠻不錯的。余華也是高中畢業,發表過一部作品,當時并不出名。遲子建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較高了,是一個中等師范學校畢業的小學教師。
 
齊魯晚報:當時您覺得他們將來能出名嗎?
 
童慶炳:我覺得這還是一屆幼芽,我希望將來有那么十個八個人長成參天大樹,成為中國文壇的頂梁柱。現在來看,這個作家班沒有白辦。
 
他們知道作品好卻不知道哪里好
 
齊魯晚報:在這個研究生班中,您親自教授了一門從來沒有教過的課程,叫《創作美學》。這給您的弟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畢淑敏。
 
童慶炳:畢淑敏是一個好學生,一堂課也不落。她是從部隊轉業的,基本不了解文學是什么,急于想知道。當時她住在軍事博物館那邊,每天早晨六點鐘起床,穿過整個西城、東城,來到朝陽區、接近通縣的地方來聽我的課。莫言對這門課的印象也很深。《創作美學》出版時,他作的序名字叫《輕輕地說》,就是引用那門課里我講述的俄國作家普寧寫的一個故事的名字。
 
齊魯晚報:如今他們回憶起來,說當時簡直是處于知識“貧血”的狀態。您有這種感受嗎?
 
童慶炳:有啊。我會給他們每人的作品進行點評。當時,他們往往知道作品好還是不好,卻不知道哪里好。我就給他們講哪里好,哪里可以更好。比如,莫言的《紅高粱》里寫道,一泡尿撒到紅高粱上面去,酒就釀出來了,變成二十八里香了。我就問他,你怎么解釋這樣的描寫細節?莫言說,童老師,這是真的,尿撒在高粱上是會發酵的。
 
齊魯晚報:今天再讀這些語句,仍然覺得很有鄉土氣息,非常有意思。
 
童慶炳:當時我說不完全是這樣。這樣傳達細節,是中國人文化中的一種習性。就像魯迅小說里的人物華老栓那樣,他認為人血饅頭可以治病。這寫的不是迷信,而是一種文化習俗。作家需要對一種消極的文化習俗進行藝術的描寫。相反,你說這是寫實的,人家拿去試驗一下,沒成功,就會說,你這個作家是一個騙子。因此不應該那樣解釋。
 
齊魯晚報:那他們聽《創作美學》,能聽下去嗎?
 
童慶炳:《創作美學》一共十六講,一個學期上完。在上這門課之前,我準備得很充足,因為我與他們一樣,會用我的創作體會來給他們講解理論。
 
搞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
 
齊魯晚報:現在北師大也在開設作家班,請莫言、嚴歌苓來帶學生。有人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作家能通過上課的方式培養出來嗎?
 
童慶炳:這是不行的。搞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要非常熟悉、了解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一個故事要在他的心里生長幾年、十幾年,最終才能寫出來。比如莫言,故鄉給他留下非常難忘的印象,因為他的童年經驗是難忘的,也是他文學創作不竭的源泉。甚至,在報紙上刊登一個外地的事情,他也可以用來寫小說,但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跟高密聯系起來。
 
齊魯晚報:嚴歌苓女士沒有親歷過南京大屠殺,如何寫出《金陵十三釵》這樣的作品?
 
童慶炳:她本來在四川當了八年的兵,全部的青春都在那里度過。她后來怎么什么都能寫了呢?這是因為美國衣阿華大學創作班給予她訓練。寫《金陵十三釵》這個故事,嚴歌苓要做兩樣工作,第一個是案頭工作,搜集和研讀所有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第二項工作是采訪,用三個月甚至半年時間,在南京尋找當地的老人或者見證人。采訪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最后再加上想象力,作家獲得了她缺少的生活。
 
齊魯晚報:這就是學習對一名作家的作用?
 
童慶炳:是啊,一個人的生活畢竟有限,很多事情他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采訪可以獲得更多人的生活,而學習可以賦予他們學者的眼光,讀到的東西會更富有深意。
 
以后會是學者型作家的天下
 
齊魯晚報:王蒙有一個觀點,他說中國作家需要學者化。
 
童慶炳:我非常同意王蒙的說法,作家要有知識,有文化,甚至還要懂外語。這一點,王蒙做到了。他不但是作家,還對《紅樓夢》、李商隱、老莊有研究,也有成果。
 
莫言呢,他在獲獎之后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說:“我真后悔,可以說是后悔極了。我那時很年輕,還不能理解老師們的話,沒聽從老師們的勸告,應該好好地學理論,好好地學外語。”
 
齊魯晚報:他為什么會有這種體會?
 
童慶炳:現在,他不斷與各國文學家交流。有一次,我們請一位敘利亞裔的法國詩人講課,討論文學和人性的問題、文學的階級性問題。這個問題對于專業教師不算難,但是莫言卻沒法與那位文學家比肩。對方是法國某大學的教授,多年前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今年又獲得了提名。莫言與他對話,不占上風,有些文藝復興的理論,他都忘了。
 
齊魯晚報:我聽說,那個會上,您一直在幫莫言解說?
 
 
童慶炳:那個會議上,我一直在幫莫言插話,我說莫言的意思是這樣的,盡量形成理論的觀點,至少是一種說法。因為莫言現在是一個國際級作家了,如果說不出所以然,只能說對對對,也是不行的。
 
齊魯晚報:有人評價說,中國的一些作家能夠躋身世界文壇是偶然的,是單兵作戰。
 
童慶炳:對,是這么回事。
 
齊魯晚報:說回那個80年代的創作班,如今還會給您什么啟發嗎?
 
童慶炳:我們的作家應該向著王蒙當初提出的作家學者化方向前進。作家當中,大學畢業的人會越來越多。他們有理論基礎、文化和知識的基礎,他們對生活的理解會更加透徹。以后是這一撥人的天下,不再是初中生、農民作家的天下了。
 
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張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