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   上課是人生的節日
 
6月14日晚，驚聞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教授逝世。貼此專訪，​謹以悼念！童慶炳先生千古……​

童慶炳   上課是人生的節日
 
采訪 | 本刊特約記者  安琪​
 
 
童慶炳先生
 
童慶炳   1936年出生于福建連城。著名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和教育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顧問，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編委。長期從事中國古代詩學、文藝心理學、文學文體學、美學方面的研究。
 
我的故鄉是我的風景
 
教師月刊  童老師你好！曾經在你的博客中讀到，你對家鄉福建龍巖連城縣莒溪鎮那邊，你記憶中的小溪被污染變成臭水溝而痛心疾首，印象特別深刻。
 
童慶炳  2010年秋天，我回到離別了多年的故鄉，看到故鄉的環境被污染的情景，包括崇山峻嶺中茂密的森林被一片片焚毀，從我家門口蜿蜒而過的幾乎寄托了我童年一半歡樂的美麗的河流變成了臭不可聞的小水溝，古老的祠堂一座座消失而雜亂不堪的拙劣的小樓橫七豎八充滿整個村莊，我跟年輕的鎮長真的生了氣。但那次回去，我還是把全鄉內外走了個遍，幾乎每一條還能認識的街巷、每一座臨近的山嶺、每一條可以走通的田埂，都留下了我的腳印。
 
無論如何，故鄉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只在故鄉生活了15年，可是我滿腦子都是它。我已經在北京生活了55年，從19歲開始來這里上大學，除了有幾年在國外任教外，我就沒有離開過北京，但我從不把自己當成北京人。我只是覺得北京是我的客居之地，是臨時的客居之地，我很少把北京的變化放在心上。而故鄉的水，山，竹林，田野，時常出現在我的夢境中。也許故鄉的一切對別人來說，都很普通很平凡，普通得像到處都可看到的東西，平凡得像蘿卜和白菜，但我的內心不會同意這種評價。“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我是一個游子，不能不帶著游子的情感來回憶、思念我的故鄉。故園情是人的一種特性。我的故鄉是我的風景，不是你和他的。
 
教師月刊  小學是一個人成長的重要起步階段，你的小學生活有什么難忘的記憶嗎？
 
童慶炳  我在故鄉福建連城莒溪小學讀書的時候，無論家內家外、校內校外都認為我是一個老實、乖順的學生，模范遵守學校的秩序，十分尊敬身邊的師長叔伯。比如在路上偶然遇到老師，離老師還有一丈多遠處，我會先站定，然后行個鞠躬禮，等老師跟我打了招呼，從我身邊走過，我才再走自己的路。為此，老師們都喜歡我。學習認真努力，成績優異，那是不用多說的。每次考試在全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要是得個第三，我自己就覺得是重大失敗，恨不能找個地縫往里鉆。我精力充沛，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我毫無例外地積極參加，并總是表現突出而受到獎勵。我的算術（數學）最好。每次算術比賽，那獎狀總是我的囊中之物。作文比賽，也總是第一。作文比賽的獎狀特別華麗，紅紅綠綠的。
 
每次學期考試后或一個活動結束后，學校都會發獎狀。每次我拿回一張獎狀，母親就會親手把它貼在飯堂的墻壁上面，母親站在凳子上，從高處往下貼，并對我說：這個墻面都屬于你，你要是爭氣的話。于是墻壁上各式各樣的獎狀，隨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多，就像當年沙皇俄國的版圖越來越大。那墻面最終差不多被我的獎狀占滿，成為我的“展覽館”。
 
母親會剪紙，什么雄雞唱曉啊，蝴蝶雙飛啊，都是她的拿手好戲。每到過年的時候，母親就會剪幾張畫兒，紅紅的，貼在我的獎狀邊上，給我的“展覽館”增加一些藝術氣氛。無論誰到我們家，第一眼引起他們贊嘆的就是我的“展覽館”。母親根本不識字，但她卻能準確無誤地指出哪一張獎狀是因為什么而獲獎的。我不知道她從那里學到這本領。
 
教師月刊  然后你就一路讀上去？
 
童慶炳  也是有坎坷的。我13歲那年，家里太窮，不能供我上完縣中。盡管我以全縣第三名高分考入縣中，在學校又是少有的優等生，但我父親只供我念完初中一年級，然后就以交不起學費和家里無人擔柴為由，強令我輟學。從此我與孤獨為伴，艱難地走遍了一條又一條山路。
 
然而，我上學的愿望像烈火般在心中燃燒。一年后，我向父親提出了返校復課的要求。這釀成了我與家庭的最激烈的一次戰爭。我哭泣懇求，無用；絕食斗爭，還是無用；我就夜晚出走，讓全家人在漆黑的夜里打著松明火把，大聲地呼喚我的小名，找遍村里村外每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事情鬧到這步田地，父親仍無妥協之意。
 
一個大雪彌漫的清晨，我終于不顧一切地擔著一個行李卷和幾斤米毅然離家，朝通往縣城的路走去，揚言就是半丐半學，也要把學上到底。在我獨自一人走出約有半里遠的時候，我步子慢了下來，我猶豫起來。恰在這時，我聽到了祖母的越來越清晰的呼喚聲。大雪迷蒙中，我看見一個矮小的身影顫巍巍地向我靠近。這時，我的淚不住地流，決心也完全動搖了。我知道只要祖母張口勸我，這場“戰爭”也就結束了。我站住了，我看見祖母頭上的白發和白霧纏繞在一起。她喘著氣，拉住我手，眼光在我臉上搜尋著什么，好久好久沒有說話。我等候著她最后的“判決”。她哆嗦著嘴，但什么也沒說。她的手慢慢伸進她的褂子口袋，掏出一個沉甸甸的紅布包。她揭開了最外層的紅布，又揭開了第二層的黃布，最后揭開了最里層的黃白色的毛邊紙，露出4個白晃晃的銀元。她抓起我的手，把那4塊帶著體溫的銀元，放在我的手掌上，說，這是你的學費，別忘了星期六下午回家來拿米，你去吧，孩子。
 
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知道，這4塊銀元是她的全部積蓄，也許積蓄了十年八年，是她準備買壽材用的，這是她自己的送終錢。我接受了她的凝聚了全部的愛的如千斤重的銀元，哭著跪了下去。霧漸漸散去，眼前露出了一條像銀元般白晃晃的路，伸向縣城的路。
 
教師月刊  如此詩意的描述，那是多么意味深長的上學路啊！
 
童慶炳  畢竟，這個經歷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刻骨銘心，甚至有點驚心動魄。​
 
上課要使用“內部語言”
 
教師月刊  你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留校，至今都在教育崗位上，一定積累了豐富的上課經驗。這方面有什么特別的心得？
 
童慶炳  上課絕對是一門藝術，一門高級的藝術。我在40年的教學生涯中，始而怕上課，繼而喜上課，終而覺得上課是人生的節日。天天上課，天天過節，哪里還有一種職業比這更幸福的呢？上課既然是一個節日，認真備課是無需說的。你可以講一個有爭議的觀點，但每一個漢字你都必須讀準，讀錯字是不允許的。因此連點名冊上每個學生的姓名你也必須在上第一堂課前高聲地先朗誦一遍。一個字有兩種讀音，你在點名時必須事先了解這名字中的這個字讀什么。至于大部分學生常讀錯的字，你在讀到這個字時，還必須把那個字故意讀重一些，讓學生交頭接耳，以為老師讀錯了字，然后你把這個字用拼音注出來，并說這個字有人常讀錯，這樣，既糾正了學生的讀音，同時獲得了學生的信任感。這以后，你放心好了，學生不會交頭接耳了。但這不是重要的。
 
教師月刊  這重要的事是什么？
 
童慶炳  上課前的那一個晚上，或上課的那天清晨，你必須洗一個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會平添幾分精神。平時你可以穿得隨便一些，但走上講臺時，你必須穿上最好的服裝。這是你的節日，此時不穿，何時才穿？我有幾身西裝，真過節時，倒很少穿，可上課時是一定要穿的。我全部的名牌就是一條金利來領帶，這是貨真價實的，是我獲得“曾憲梓教育獎”時從曾憲梓
 
先生手里接過來的，絕對假不了。每次我都細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須擦亮，這我得感謝我的妻子，因為她知道我的習慣，總在我上課前一天，把我的皮鞋擦亮。
 
教室的講臺旁通常放著一把椅子，你千萬不可坐下。近半個世紀來，我在北京、在全國各地上課，在越南河內師范大學茅草蓋的教室里也講過課，在亞德里亞之濱的地拉那大學講過課，在韓國高麗大學講過課，我的習慣是手里拿著一支粉筆站著、走著講課，決不坐著。站著講課可以配合講課內容做出各種手勢和動作，雖然每次下課回家，都累得像一頭病豬，這也不要緊。
 
教師月刊  聽你的學生說過，你有一個“內部語言”的說法？
 
童慶炳  是的。知識義理總是與生活體驗相同的，不能老是念講義，不能老是操持經過修飾的“外部言語”，你得把講稿扔開，把你自己的生活體驗，你嘗過的酸甜苦辣，并操一種同朋友聊天時未修飾過但卻充滿激情的“內部語言”，讓學生覺得你是一個會觀察會體驗會檢討自己生活的人。要允許學生在講課中舉手插話，提出疑問，或發表對你的意見以及不同看法，真正做到教學相長。​
 
莫言獲獎，我心里所有的就是“欣慰”二字
 
 
教師月刊  盡管你說的是大學教師的生活，但既然是教師，不管大學、中學還是小學，必定有相通的地方。那么，你認為好的教師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
 
童慶炳  不管教的大學、中學還是小學乃至幼兒園，一個教師最重要的是熱愛這個職業，熱愛才能產生一種，用現在的話說，叫作正能量，才會有責任感，才會全身心地投入進去。當教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自己特別有感受，每當哪個學生做出了什么成績，獲得了什么成果，我都感受到一種幸福。就像農人，春天去插秧，那時秧苗還很幼小，甚至枯黃的，經過農人不懈的勤奮的施肥、澆灌，秧苗不斷地成長，秋天收獲季節到了，農人會在田野旁抽著紙煙，看著自己的成果，舍不得開鐮去收割他的勞動果實的那種感覺。
 
教師月刊  葉圣陶先生說過，教育應該是農業而不是工業。你所描述的這種“農人舍不得開鐮”的情感，實在是太精妙了。
 
童慶炳  我自己當了一輩子教師，這種感受很深。像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我表面上很平靜，但內心很為他高興，也很激動，因為，在他的勞動中，也有我的一份心血。
 
當年在魯迅文學院上課的時候，我向莫言提了一個問題，讓他好好回答。我問他，你在《紅高粱》里寫到，往高粱酒撒一泡尿后會使酒變香，這是寫實的嗎？你怎樣看你的這段描寫？莫言站起來回答了，他說是高粱和尿的發酵。我就把他的回答加以完善，我說，你要是這樣來解釋，那你這樣寫就是失敗的，這段描寫其實涉及中國人的一種信仰。然后我就給他舉例子，我說，像北京人過去治病，因為沒有錢，缺醫少藥，就家家戶戶養了紅茶菌，認為紅茶菌能包醫百病，就是用一個玻璃罐子，里面養著紅黑色的紅茶菌，那個菌是無害的，家家戶戶就認為喝了紅茶菌能治病。這個流行了一段時間，后來大家又迷信了另外一種強身健體方式，滿街老頭老太在那里甩手，叫作“甩手療法”，認為只要一天甩多少下手就可以長命百歲。后來又變了，變成每天早上醒來，都會看到老頭老太抓著一只公雞或母雞進醫院，把雞血抽出來，注射到自己體內，這叫“雞血療法”。雞血療法在北京又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個時候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困難，真是沒有辦法治病，“文革”后又流行練功，“香功”“中功”什么的，也是一個道理，都是一種癡迷、信仰和寄托，這些療法都是不能證實的、虛幻的東西，但老百姓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能相信了。你的“紅高粱”加“尿”更香，也要從這個角度來解釋，最普通的紅高粱，最普通的釀造法，沒有任何高科技的附加，因為信仰的力量，認定加上簡單的一泡尿就能香透十里八鄉。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他寫的其實是一種社會心理最終積淀而成的思想意識。慢慢地，莫言聽明白了。
 
教師月刊  2013年1月22日，莫言受聘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他在受聘儀式上的致辭中說到，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是學生。在學生困難的時候，挺身而出；在學生取得榮譽的時候，退到身后。正是童慶炳的鼓勵幫助，他得以完成碩士論文，可以在書的扉頁上，寫上自己是北師大文藝學碩士（引自“光明網”）。作為莫言就讀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研究生班期間的導師，你在莫言獲獎后的低調令人難忘。
 
童慶炳  莫言說的“在學生困難的時候，挺身而出”，這句話里有一個故事。1988年，莫言回山東高密老家修房，逃了四周的課，我上的“創作美學課”他也沒來聽，何鎮邦
 
老師打電話把他叫回來。有的老師揚言要開除他的學籍。他感到緊張，就來我家找我，表示愿意改正。我對他說：開除一個學生是容易的嗎？你的學籍在北師大，北師大開除一個學生要校務委員會通過，你放心好了，我給你頂住，你改正了，就沒問題了。他說的“挺身而出”就是說的這個意思。
 
二十多年后，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他個人不懈努力的結果，是他創作才華橫溢的表現，同時這也是我們國家近些年的一件文化大事，我作為他的老師怎么能做貪天之功為己有的事情呢！我拒絕采訪，拒絕寫文章，我喜歡毛澤東那句詩：“待到山花爛漫時，它再叢中笑”。這樣，被一些人理解為“低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我心里所有的就是“欣慰”二字而已。
 
（原載《教師月刊》2013年第9期）
 
來源：教師月刊
作者：童慶炳 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