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2015年6月19日，頭版

童老師真的“回家了”
各界人士送別著名文藝理論家童慶炳先生
 
作者：本報記者靳曉燕 《光明日報》（ 2015年06月19日 01版）
 
本報北京6月18日電（記者靳曉燕）18日，著名文藝理論家、教育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童慶炳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人們排著隊，手里拿著白色的、黃色的菊花，熟悉的，久未謀面的；有同事，有朋友，有學生——莫言、余華、格非……
“總以為，再睡一覺，再醒過來，老師仍會好好地坐在書房的椅子上，或者客廳的沙發上。仍能和老師面對面地開懷大笑。就像之前所有的平常的一天那樣，在老師身旁靜靜度過。”楊寧寧知道，再也不會了。
他們的童老師，真的“回家了”。
 
（通訊《一窗昏曉送流年——追記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童慶炳先生》見2版）



 
一窗昏曉送流年
——追記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童慶炳先生
 
2015-06-19 04:27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時間：2015年6月18日9：00。
地點：北京，八寶山東禮堂——童慶炳追悼會
最后一課——生命的意義與升華。
 
同學們告訴我，大家都已經從四面八方趕到北京。會場布置好了，擺了很多花，選好了背景音樂，課件也打印了，PPT做得很完整。”
 
剛寫下這幾個字，吳學先的淚水已串串流下。她愧疚：身在異國他鄉，不能回去感受童慶炳先生的最后一課。
 
一場驟雨，又是一如既往的澄明，如他離去的那日。
 
人若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且能有創造性地做，那就是人生的大享受，是大福氣。
 
“他太忙了，太累了。”曾經一起工作的同事馬興國教授告訴記者。
 
先他而去的妻子曾恬曾在文章中這樣描寫自己的老伴兒：“他一直是個“努力型”的人……他在10年前就為自己的退休生活畫了藍圖：寫哪幾本學術書，寫哪幾本小說，上午工作幾個小時，下午工作幾個小時，寫的書名叫什么……也說退休后要加強鍛煉，一周多爬一次香山，等等。我現在早已不指望他和我一起度過閑逸的晚年生活了。反正退休和不退休，對于他，生活方式一個樣。他說，人如果有工作做，又有能力做，是福氣；人若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且能有創造性地做，那就是人生的大享受，是大福氣”。
 
“幾年來，歷經胃切除手術及心肌梗死等多種病痛折磨，年屆八十的您，實在不該帶病遠足啊！但您永不服輸，是那么要強，因而堅持要去懷柔雁棲湖，還奮勇如青年般登上久違的金山嶺長城。”他的學生、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一川至今還難以承認和承受先生已永遠離開的現實。
 
堅持，自是童慶炳先生的一種性格。
 
20世紀80年代后期，北師大文藝學學科創始人黃藥眠先生去世，文藝學學科遭受重創。危難之中，童先生辭去研究生院副院長一職，回到文藝學教研室擔任學科帶頭人，與程正民老師一起帶領一批中青年學者，使文藝學學科走出低谷，并躋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和國家重點學科。
 
與他一起奮斗的學生們都記得被稱為“四大戰役”的學術創新活動：1986年到1992年完成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中西比較文論研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中西比較詩學體系》上下卷，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中西比較詩學著作；1990年到1994年國家社科“85規劃”重點項目“文藝心理學研究”，在1990年到1994年的幾年間由百花文藝出版社陸續出版“心理美學叢書”；1993年到1994年撰寫出版具有開拓性的“文體學叢書”和“文藝新視角叢書”；1990年到1997年編寫出觀念更新的《文學理論教程》等教材，至今仍被國內高校廣泛采用。
 
“團隊學術成就的取得，靠的正是堅硬如鋼的頑強意志、毅力。北師大文藝學學科點正是先后憑借黃藥眠先生和童慶炳先生兩代統帥的統領，建設起了全國學界獨樹一幟的文藝學學派”王一川說。
 
如今，《文學理論教程》已被500多所高校選作基礎課教材，《文學理論要略》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使用。這兩套教材被譽為文藝理論學科真正的“換代”教材。
 
童先生在學術上通達開明，善于包容不同的見解，是學界素來稱道的。他常常告訴學生，對外來的新思想、新觀念，沒有什么可怕的，千萬不要視若洪水猛獸，關鍵是開放而有自己的主見，容納新知而又有消化之功。
 
作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文學組首席專家，他曾誠懇指出，現在的文學理論界有種風氣，認為西方的理論一定比中國的高明，因此不加辨別地搬用、套用西方理論，直接造成很多文章內容空洞，下定義者和推論者多，分析現實、講道理者少，這不可取。西方文化傳統、社會環境等與我們有很大差異，我們可以有所借鑒，但絕不能照搬照抄。
 
你只是一個也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你會不會有一天代表中國呢？或者在人家眼中把你看成中國呢？
 
對北師大文學院周云磊老師來說，5月20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最后一次聽童老師講課。
 
“先生回憶20世紀60年代在越南教書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傳來，自己受到上至校長，下到普通同學的熱情擁戴，請他代表中國講話，講了什么已經記不清了，但每講一句話都會有長時間的掌聲。他說：那一刻，我就是中國。”
 
“你只是一個也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你會不會有一天代表中國呢？或者在人家眼中把你看成中國呢？我，一個28歲的中國普通公民，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年輕中國大學教師，一個毛毛糙糙的中國小伙子，代表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代表中國。那一天，我的名字就叫中國……”這是童先生的文章《那天，我就是中國》里的一段。
 
“今天，我就是中國”，這句話成了他的學生的座右銘。羅鋼、王一川、孫津、丁寧、陶東風、黃卓越、周小儀、李青春……他辛勤培養的一大批人才已成為學界的重要力量。
 
“他是非常嚴肅、認真的學者，也是非常忠厚、寬厚的長者。”莫言坦言。
 
莫言曾經表示：“我記得童老師在講授‘形式情感與內容情感的互相沖突和征服’時，曾經舉俄國作家蒲寧的小說《輕輕的呼吸》為例，來說明文學的內容和文學的形式之間的對抗所產生的審美愉悅。當時我就很興奮，似乎感受到了一種偉大的東西。十幾年來我經常地回憶起這堂課，經常地想起蒲寧這篇小說，每次想起來就產生一種躍躍欲試的創作沖動。”
 
評論家不但要對藝術負有責任，而且對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評論家必須擁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會理想和文學理念。
 
作為作家型的文藝理論家，童慶炳出版過兩部長篇小說《生活之帆》《淡紫色的霞光》。1988年，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與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聯合舉辦了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得益于童先生作家與理論家兼備的特殊身份，也是他將文藝理論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的一次富有成效的實踐。
 
“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學員中，有莫言、劉震云、余華、畢淑敏、遲子建、劉毅然、劉恪、白冰、何首巫等；其中，莫言、劉震云等人在當時就已成名，其中的大多數則在學習期間起步，在畢業后才逐漸成了‘大腕’。面對學員中的這么多‘能人’，童慶炳之所以敢講‘創作美學’，就是因為自己有創作的體驗，所講的不是枯燥的理論，而是貫穿了自己的創作體驗。童慶炳從1988年開始認真準備講稿，無論是對所講的題目，還是對具體內容的闡述，他都深入地思考，頗下了一番功夫。‘創作美學’的講稿寫了滿滿五個硬皮筆記本。”《文學評論》編審吳子林表示。
 
在童先生看來，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分工，但是它們合作共同產生了意義，都是發自同一個普遍的時代精神，都是對時代的認識。不同在于，理論研究（評論）是一種哲學的、社會學的認識，而文學創作是一種直感的認識，理論家創造的世界與作家、藝術家所創造的世界同樣重要。越是名作家、名藝術家的創作就越要對其進行嚴格的批評，因為作品影響很大，讀者對他們期待很高，所以評論家不但要對藝術負有責任，而且對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評論家必須擁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會理想和文學理念。
 
多年之后，人們還不時回憶：他學識淵博而深入淺出，講述流暢而不急切，精細而不煩瑣，理性而不艱澀，論點闡釋必結合實例分析，追根溯源之后又有抽象的提升。那雖然是理論課他卻有許多親切的比喻，他的聲音發散于四壁回旋于靜空，在學生們的心里形成共振。
 
“童慶炳與他的作家學生的關系打破了人們心目中關于理論家與作家關系的模式化理解。我們應該如何研究與講述文學理論？特別是如何研究關于文學創作的理論？童慶炳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范例。”吳子林表示。
 
“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這是啟功先生贈給童慶炳先生的墨寶。窗外綠樹成蔭，窗內書香迎面。想必，童先生是歡喜的。在另一個世界里，他依然會延續這樣的日子。 
              
                            （光明日報北京6月18日電 光明日報記者 靳曉燕）

2015年6月14日13:55分的童先生

2015年6月14日14:40分的童先生

2015年6月14日，童先生鏡頭里的金山嶺長城


（選自《光明日報》北京6月18日電。 光明日報記者：靳曉燕。作家網編輯安琪編入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