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語境與地方主義視域中的南方詩歌”研討會在福清舉行


 
  研討會現場


譚克修與呂德安

 
合影
 
 6月21日下午，首屆福清詩歌節研討會在創元千禧大酒店三樓大會議廳隆重舉行。研討會的主題是“全球語境與地方主義視域中的南方詩歌”。謝冕、楊匡漢、舒婷、陳仲義、俞兆平、燎原、耿占春、譚五昌、呂德安、譚克修、龔學敏、李自國、湯養宗、顧北、安琪、張德明、程一身、莊偉杰、劉波、江非、徐俊國、李宏偉、江離、熊焱、大槍、查曙明、巴客、老皮、康城、李斌、陳功、江少英、王曉平、不雨、朱必圣、林忠成、李龍年、謝宜興、俞昌雄、詹昌政、連占斗、盧輝、陳言、薛希惠、雷米、何若漁、崖虎、程劍平、劉正智、高蓋、沈國徐、關子、陳志傳、柯秀賢、衣沙貝、蘇勤、艾茜等來自全國及福建本土的近百名詩人、詩歌評論家出席。

由于參與人數眾多，研討會分上下半場舉行。研討會上半場為詩歌批評家專場。由詩歌評論家、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新詩研究中心主任譚五昌主持，謝冕、陳仲義、楊匡漢、燎原、耿占春、莊偉杰、張德明、程一身、江少英等批評家先后發言，他們對“全球化語境”、“地方主義”、“南方詩歌”三個核心概念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圍繞個人經驗、地域經驗、南方經驗、人類經驗之間的復雜關系展開對話。主持人譚五昌認為，隨著我們的寫作置身于全球化語境之中，為了凸顯中國詩人的文化身份及其詩歌寫作的有效性，對本土審美文化經驗的挖掘與強化成為每一個中國詩人無可回避的藝術倫理。這幾年，在中國新詩屆，對地方主義寫作的強調已經達成廣泛共識。所以我們這次論壇主題選了“地方主義”作為關鍵詞。

北京大學謝冕教授認為，全球一體化時代，許多人在寫一種詩，用一種腔調，展現出同一副面孔，可說是詩歌的災難。世界的文化不止一種，要體現出對所有文化的尊重，要友善、共享，世界需要多種文化帶來的異趣。認同地方主義的一些提法。贊成地方主義對個人經驗的強調，強調腳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東西，包括土地上的人民，以及山和水。嶺南師范學院張德明教授認為，地方主義的提出，是一種策略，但其詩學價值是有效的。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能有效抵制詩歌的同質化；其二，在碎片化的時代，地方主義是將詩歌精神加以凝聚的有效途徑；其三，地方主義指出了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互生關系。常德文理學院程一身教授從《詩經•國風》角度分析，中國詩歌一開始就與地方緊密聯系在了一起，而且逐漸形成了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不同。其它國家也有不同地域影響不同詩風的相似說法。以地方命名的詩歌運動也很常見，而且大多是以故鄉族望或任職所在地命名的。對于詩歌來說，地方始終是承載現實、召喚詞語的絕妙容器。地方主義詩歌既要強調地方這個立足點，但又不能局限于地方，而應把地方呈現為特點時代中的地方，人群所在的地方，被完好地轉化為語言現實的地方。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匡漢認為，問題的提出，與全球化語境有關。認可地方性里的詩學觀點，但反對用“主義”來命名。著名詩歌評論家陳仲義指出，從文學批評俗語角度，認可南方詩歌這一提法。但這個詞，太寬泛，籠統，像一個大框子，什么都可以裝。認為不如回到各地的南方小吃上面去，回到更加具體的地方經驗里面去。威海職業學院燎原教授認為，地方主義的命名，應該有譚克修的策略性。所有的主義都是個人主義，地方性寫作，一直存在著，屬不言自明的道理。河南大學耿占春教授從自身寫作經驗出發，認為感性的東西，在地方性上體現較多。

研討會的下半場由地方主義寫作倡導者、《明天》詩刊主編、詩人譚克修主持。詩人湯養宗、江非、安琪、顧北、朱必圣、盧輝等詩人先后發言，各抒己見，言辭銳利，形成話語與觀點的交鋒局面。首先，主持人譚克修對地方主義詩學進行了解釋。在外部世界瞬息萬變的時代里，強調詩歌的地方性，要在寫作中建立精確的時間與空間坐標系。時間坐標可以建立在記憶、現實經驗或柏格森的“深度時間”上。空間坐標，需要精確到某個城市，有時精確到某個村、某條街道、某間房子，甚至于某張床、某把椅子。詩人需要先找到自己的位置，像釘子一樣深深釘進這個坐標系里。從詩歌的技術性角度來講，對加強詩歌時空的縱深感和精確性大有裨益。在寫作中強調地方性，堅持從“這里”出發，堅持詩歌語言的地方性回歸即對“個我方言” 的強調，對當代漢語詩歌寫作中的某些流行病癥，不失為一劑散發著濃郁中草藥香的治病良方。而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地方文化，在被文化殖民主義強行消滅之前，已經具有延續地方文化生命的某種使命意義。

詩人安琪認為，地方主義的提出，價值在于提醒每個寫作者，你在什么地方？哪個地方是你的？我想到一個詞“尋根”。地方主義就是讓每個寫作者去尋根。現在大家都不滿足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國家要沖出亞洲，個人要沖出家鄉，已成為檢驗個人和國家是否開放是否現代化的評估體系。我算是這個體系的受害者，頭腦一熱就沖出家鄉了。我不敢沖到世界，就沖到北京，一晃12年。今天，當我捫心自問，我發現，北京并不是我的地方。我的地方還是在福建，在漳州。我能說的方言只能是并且只有是，閩南話。研討會組織者之一、反克詩群詩人顧北在發言中說，對詩寫者來講，地方主義是每位詩人繞不過的坎，家鄉、山水、宗教、情感、閱歷、哲思等等，都與“地方”的烙印分不開，是我們抒發的必經管道。但對某個詩群來說，地方主義則不是必然，它非流派、亦即非空間；它非歷史，亦即非時間。它符合一個詩群的策略，但應倡導邊緣性與個人化的寫作，應堅持永遠走下去的、不可替代的個人風格。“地方主義”概念的發明者、著名詩人譚克修在那一天的微信朋友圈里寫道：“據說，‘地方主義’作為最新的關鍵詞越來越熱。其實，這才是開始。謝冕老人等也贊同地方主義，有點意外。有些人或對主義二字敏感甚至反感，也正常。可主義里如果含了某種戲虐因素呢？讀過我的文章的行家明白，地方主義的骨子里，是反對各種主義的。”這里的“戲虐”二字，要么使人更加耿耿于懷，要么就瞬間頓悟了。來自三明詩群的詩人盧輝提出尋找“精神同類”和“詩義權力”的主張，倡導真正意義的全球語境、地方主義、個人品牌的融滲。來自閩南的著名詩人老皮稱，有意味的詩歌，才有可能激活語境。語境總會牽扯到地域特性、個體經驗、心性結構以及寫作觀念等多方面的問題。沒有創造性的突圍，就不可能有全新的語境。有作為的詩人會在對于地域文化、價值信仰的解構中得以反思并建構起屬于自己個人風格的語境。但任何詩人都不可能單獨擁有自己的完整語境，因為地域性語境的加入，使得詩人既是傳承者，也是創造者。

事后，與會詩人和批評家普遍反映本次詩會精彩熱烈，是近些年來在福建所舉辦的規模盛大、品味高端的詩歌盛會。雖然地方主義已經成為當下詩壇最熱的話題，但圍繞地方主義詩學，仍然有很多問題值得深入、持續探討。這次會議，是關于地方主義詩歌的第一次討論會，不僅對當下閩派詩歌的發展產生積極推動作用，在全國范圍內也有著重要標志性意義。
 

 
附錄：
 
談論南方詩歌時，我能談些什么
“全球語境與地方主義視域中的南方詩歌”論壇發言稿
 
譚克修/文
 
 
1800年，法國浪漫主義作家、文藝理論家斯達爾夫人在《從社會制度與文學的關系論文學》里，首次將當時的歐洲文學分為南方和北方兩種文學類型。“希臘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時代的法蘭西人屬于我稱之為南方文學這一類型。英國作品、德國作品、丹麥和瑞典的某些作品應該列入由蘇格蘭行吟詩人、冰島寓言和斯坎的納維亞詩歌肇始的北方文學。”她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將文學和各種社會因素聯系起來考察，突出強調了地理環境對文學的影響。明確提出“氣候當然是產生這些差別的主要原因之一”。
 
比如，南方空氣清新，氣候宜人，山川秀美，人們不為壞境所苦，容易在各種滿足中享受著自然之趣，對人世生活不再做深入考察，逐漸喪失獨立意識，習慣于被奴役。南方文學傳達的是停留于生活表層的快樂，缺乏哲學和道德深度。北方土地貧瘠，氣候陰沉，惡劣生存環境易使人憂郁，促使他們展開對生命的哲學思索，也培養出他們堅強意志和獨立性。此外，基督教在北方更加盛行，使北方人更有道德感，在作品里對人性的挖掘更勝一籌。所以，北方文學多是具有深邃意味的情感書寫，這種情感有更多對生命、宇宙的思考。
 
作為浪漫主義文學理論的代表人物，斯達爾夫人的上述分析，得到了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啟發。孟德斯鳩持有比較極端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不同氣候的特殊性對各民族生理、心理、氣質、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氣候王國才是一切王國的第一位”。而更早前，亞里斯多德也認為地理位置、氣候、土壤等，會影響到個別民族特征和社會性質。
 
這些經驗，能否對我們討論的問題——“全球語境與地方主義視域中的南方詩歌”產生足夠啟發？我們是否可以直接將前輩們的思想嫁接過來，認為南方與北方不同的地理以及氣候特征，也決定性地影響了南北方詩歌？
 
這里，需要先了解斯達爾夫人的浪漫主義文學理論產生的社會背景。她剛親歷法國大革命（1789年–1799年），法國乃至歐洲正在發生激烈的政治及社會變革。法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史詩性轉變：統治多個世紀的君主制與封建制度在三年內土崩瓦解，封建、貴族和宗教特權受到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和平民的沖擊，傳統觀念被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全新的民主思想代替。革命的動蕩不安、戰爭與流血，也使得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片悲觀失落的情緒之中。文學思潮從僵化復古的新古典主義，往倡導個性解放的對浪漫主義方向轉變，正好響應了社會及人們心理需求。
 
浪漫主義文學的產生，有另外一個背景：18世紀開始于歐洲大陸的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盧梭提出的文學“回到自然”，抒發真情實感。當然，這個自然并不約等于大自然，而是指合乎自然本性的，尤其是人性中的原始傾向和與生俱來的能力。但另一個事實是，當時工業革命對大自然的破壞，與工業化隨行的城市化加速發展，蒸汽機、煤、鐵和鋼，這些促成工業革命技術加速發展的非自然要素，讓部分內心敏感的人士如哲學家、作家等感到陌生、驚恐。他們更喜歡按自然的要求去生活，渴望返回人類的自然狀態。當時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可說是基于現實的選擇。現在回頭來看，1800年的地球，哪怕在工業革命的發祥地歐洲，自然因素還沒來得及被真正破壞，人們渴望“回到自然”，也并不算太遙遠的夢想。因此，在斯達爾夫人的視域里，地理氣候特征仍然是產生南北方文學差異的主要因素。
 
我們把時間往后推一個世紀。20世紀初，葉芝在一首名為《基督重臨》的詩里有這樣的句子：“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處彌漫著一片混亂”。此詩寫于1920年，一次世界大戰后不久。英國城市化水平已經達75%以上，物質世界已趨于向主要中心城市集中。但在詩人眼里，外部的物質世界越來越集中，由人類欲望驅使的戰爭以及工業化加速發展帶來的對傳統自然與人文環境的沖擊，使古希臘羅馬傳下來的西方文明已接近毀滅，世界一片亂象。葉芝看來，人們的生長環境被改變和剝奪了，在人類的內心世界，已呈現出中心崩散現象。基于整個西方社會的巨大變化，社會意識也發生了轉折，人類在困惑的處境中，進入了現代世界。與此對應的是，文學領域出現了很多令人驚訝的理論。從“后期象征主義”標志著現代主義正式登場之后，“未來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等又陸續登場，各領風騷。但不管是何種主義，其共同點是，都把“城市”作為其自然發源地。現代主義文學，也是關于城市的文學。
 
現在距葉芝眼里的混亂時代又過去了100年。過去100年來發生的一些事情，應大大出乎了葉芝意料。不僅更為殘酷的戰爭，更為洶涌的工業化大潮埋伏在后面，在科技和文化領域也有對人類影響更大的事件要發生。1923年電視機的出現，趕跑了多數喜歡文字的人，傳統文學藝術的“審美距離”隨之消失。自此整個文化正經歷一次革命性的變化：從以語言為中心向以視覺為中心傾斜，隨著電視、電影的發展，以及隨著后來出現的電腦（1946年）和因特網（1969年），及其在民眾中的普及，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感受和經驗方式，進而改變了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美國人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認為因特網的廉價推廣促成了技術、資本、信息三個“民主化”同時到來。一些新的力量猶如一臺臺強大的碾平機，把世界壓成了一個扁平的世界。現在這個扁平世界被因特網輕易地捆綁在了一起，人類就是被這張無所不在的蜘蛛網粘連著的蚊蟲，被時間吞咽、消化。當我們在100年之后回頭，葉芝悲嘆的20世紀初的世界亂象，實際上由現代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傾軋下的真正亂象才剛剛開始。若說當年葉芝看到的是亂象，那亂象也不過是毛毛雨而已，或許還稱得上是和諧社會。我們這一代詩人看到的這個被命名為后工業社會的扁平世界，表面上由一些更加強有力的國際中心城市統治著，才能算是真正的混亂，人類內心世界之分崩離析，似乎找不到任何結構性的力量可以支撐。
 
但經濟學家說這是最好的時代。從物質世界進化論角度說，或確實如此。“當代”提示的世界圖景里，全球一體化依然按在加速鍵模式上。冷戰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在重組，“世界警察”看守的政治權利在集中。跨國資本、跨國公司繼續在全球范圍內并購重組，跨國公司的生產方式在轉變，同時造就了新的全球性的社會階層。文化在跨國擴張與移植，并產生了新的邏輯。在攝像機鏡頭里，這是一個加速融合的世界，外部世界正在向某些“中心”集聚。但全球化這個怪物真的有能力裹挾著世上所有事物往一個方向發展？大家都這么守交通規則，就沒有誰在逆向行駛嗎？事情不會這么簡單。
 
在這個經濟學家眼里的所謂最好的時代里，由于人類已經處于單一的物質支配之下，迷醉在物質世界發展的瘋狂速度之中，對另外一些事物的存在與消亡，似乎已經感受不到痛苦。“在一個貧乏的時代里，詩人何為？”（荷爾德林）在19世紀，因為諸神遠逝，“世界黑夜彌漫著黑暗”（海德格爾），喪失了造物主“上帝”存在基礎的世界時代懸于深淵中。因此荷爾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里曾作如此追問。 現在，時間過去近200年之后，世界又因全球化和速度這兩頭猛獸的肆虐而懸于另外一種深淵之中。
 
我們處于一個已經變化了時代。當代人的主要生存環境，不再是已經不復存在的大自然，地理氣候因素也不再對我們起著決定性影響。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以及斯達爾夫人從地理和氣候特征得出的結論，有啟發，但不再足夠有效。我們不能再按斯達爾夫人的提示，和地理氣候分析方法籠統地談論南方詩歌。我們要處理的，是在瘋狂的物質世界里，模式化的城市生活里，無邊的現實問題和精神困境。那么，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當地球真的在縮小為一個村子，“南方詩歌”還是一個有效的命題嗎？放在地方主義視域里有什么意義？或者說，我們應該怎樣談論全球語境與地方主義視域中的南方詩歌？
 
這里，應該先談談地方主義。有人對地方主義這個詞很敏感，或者說反感。我為什么不取一個時尚、討人喜歡的名字呢？用一個看上去更先鋒的名字，嘩眾取寵也好啊。“地方主義”這個詞，看上去讓人望文生義，覺得土鱉。而且，在這個如此崇尚自由、個性的年頭，很少有人愚蠢到要動用帶有“準則”性質的“主義”這種生硬的詞吧？可如果我本來就帶有某種戲謔心理呢？我倒是希望別人可以輕率地認定這個命名的可笑之處。果然，質疑的聲音不少。有一位詩人還寫了打油詩，用“臭豆腐”來形容“地方主義”。他是一位常年在國外國內兩頭跑的詩人，應該是覺得自己見多識廣，理所當然就這么認為了。我們在一個茶樓簡單辯論過幾句。他舉例說，天上的云就沒有地方性。當時讓我大為驚訝。我說，在敏感的詩人那里，云也是有地方性的。福州的云，和北京的、斯德哥爾摩的云，當然不一樣。其實，我個人還認為，這種敏感性，也是辨別詩人好壞的重要指標。
 
說起來也不奇怪。在這個被全球化和速度統治的時代，他就是屬于常年在國外國內跑的詩人，享受著“全球化”“速度”紅利的詩人。“地方主義”對抗的就是“全球化”“速度”這兩頭怪獸。這種新的對抗性，將成為地方性詩人的鮮明身份特色。當福建詩人和新疆詩人在看同樣的影像，長沙詩人和武漢詩人可以一小時高鐵幽會情人。這不僅是時空的縮小性變化，而是可能致使詩歌地方性的消失。這種時空的縮小，其實也是一種時空的分裂。我們的詩人身份，可能同時是北京的，也是福州的，是中國的，也是美國的。一些詩人就在這種身份的短時段內并存中失去了自我。時空的分裂，最終導致了自我的分裂。自我的分裂就是詩人地方性的失去。我希望“地方主義”詩歌運動，可以對此做出有效的抵制或對抗。
 
詩人沒有什么特殊武器來對抗外部世界的瞬息萬變。或只能向烏龜學習，做一個“安靜的瘋子”，安靜地盯著腳下的蟲蟻而發狂的瘋子。只有安靜地駐守此時此刻的腳下，深陷于這個具體的時空坐標，才能讓他具有打通各種主觀經驗與客觀世界之間的聯系這任督二脈的能力，幫助他體驗到共時性事件帶來深刻的和諧力量，能感受到各種事件以意味深長的方式聯系起來，即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活動之間、無形與有形之間、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間的聯系。這個屬于他自己的坐標，讓他與這個信息爆炸時代保持著一定距離，便于沉下心來，用內在的磅礴功力重新縫合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
 
同時，在“地方主義”詩人會像烏龜那樣，在堅硬的軀殼下時而張望，又時而收縮。詩歌的視角看上去時有伸出，但實際是內向性的。地方性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寫作視角的轉換：從他視式散點式轉為我視式內向式。在詩歌的地方性世界中，詩人不需要媒介給他的世界，也不需要高鐵帶他去快速旅游。他們像烏龜背著自己的殼，向下又向內，在自己腳下的土地上慢慢爬行，看著并陪伴自己腳下的蟲蟻。老老實實從“這里”出發，就在“這里”建立起寫作的時空坐標系，抵達某種“地人合一”境界。
 
考慮到一些人動不動就喜歡談論時代。我這個比喻，會讓人質疑，這個資訊傳播比迅雷還快速的時代，地方主義詩人與時代還有關系嗎？這里應該避免一種誤解。有比較極端的詩人，主動在自己與時代之間設置防火墻，比如不用手機，不上網等。試圖用一種掩耳盜鈴的方式，與外面的世界保持距離。我看到他們的寫作，采取的是與時代相向而行的決然方式：要么呈現出與世隔絕的古典田園詩意，要么對無邊現實表達出強烈憤怒。這未必是是一種成熟心態。詩人不能簡單地與時代背道而馳，逃避現實，完全退回到自我的主觀情緒里面去。我聽到過旁人對他們的嘲諷：你本身就不應該出現在這個時代？
 
為描述地方主義詩人與時代的關系，不妨先假如時代是一列火車。沒有人能讓這列飛奔的火車減速，沒有誰愿意被這列火車落下，但地方主義詩人不急于買票，因為不愿意隨時被時代帶走，踏上不知所終的旅程。即便被推慫著上了火車，甚至做了駕駛者，可以觀察到前方世界的瞬息萬變，但他們內置在詩歌寫作里的鏡頭轉換速度，仍然會滯后于車速，保持著某種延遲效果。他們的一般狀態是，用某種氣定神閑的氣質，先將自己的速度慢下來，主動落后于火車。他們甘當火車遺棄的旅客，卻不當鐵軌的破壞者。他們是這列飛奔的時代火車的緩存鍵。
 
關于地方性的重要程度，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明確寫道：“除非建立在地方性之上，不可能有普遍的文化——我多年來一直在強調這一點：普遍性只存在于地方性之中。”鑒于詩人于1963年3月4日離開這個世界前，因特網還沒有出現，這個世界還沒有被信息時代壓得過于扁平。威廉斯對地方性重要程度的認識，對我們而言，還要給他打上些折扣。這折扣至少凸顯在兩個方面：其一，在全球化趨勢遠沒有今天這么迅猛的年代，又處在世界流行文化食物鏈頂端的美國某地，威廉斯不會有當今中國詩人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地方文化面臨被強勢殖民文化消滅的焦慮。從這種意義上說，強調詩歌的地方性已具有延續地方文化生命的使命意義。
 
我們先擱置這種宏大的文化野心，談談其二，這個變化了的時代如何作用于詩歌寫作本身的問題。這里要借助到共時性概念，不是指在索緒爾語言學中與歷時性相對的共時性概念，而是榮格提出的對神秘現象的一種解釋，“有意義的巧合”。在當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由于視覺空間的轉化過于頻繁，又有了互聯網和視頻技術的支持，現實中“有意義的巧合”事件已成一種空間常態。由于空間性參與了對時間縱深感的剝奪，時間的長軸似乎已不再存在，人們蜷縮在一個缺乏時間深度的變異空間里。這空間由于被壓得過于扁平，可能稱之為空間都有些勉強。另一方面，這空間又被擠得過于破碎，一個相對完整的空間形態只能依賴于個人的獨自拼接。所以，在部分詩人那里，空間感也消失了。福柯說過：“當前的時代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時代”。依我看來，或應改為“當前的時代首先是一個平面的時代”。部分當代詩人的寫作也由此被擠壓成了一種單薄的平面寫作。
 
在“變”已經成為外部世界唯一而共同特質的時代，堅持地方性寫作的詩人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不是來自于高度發達的公共媒介獲取的海量資訊，而是源自于他自己最熟悉的特定土壤。強化詩歌中的地方性，要求詩人在寫作之前，需要先建立精確的坐標系。坐標系由時間坐標和空間坐標構成。時間坐標可以建立在記憶、現實經驗或柏格森的“深度時間”上。空間坐標，有時需要精確到某個城市，有時需要精確到某個村、某條街道、某間房子甚至于某張床、某把椅子。他需要先找到自己的位置，建立相對完整的空間和時間坐標系，像釘子一樣深深釘進這個坐標系里，才有可能成為一個精通上乘武學的絕世高手，能感受到這個坐標里所有事物的細微變化，準確捕捉到需要描述的事件和情感。他深陷于具體的時空坐標里，像一塊冥頑不化的石頭，只為周邊環境中的事物所感動，而對遠方的潮流變化視而不見。他只愛自己腳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文化，用獨特語言為自己的體察喃喃自語。
 
在寫作上，地方主義詩人會自覺對時事題材持警惕態度。在高度發達的傳媒時代，時事題材，那些無時不刻地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海量公共性經驗，和你的寫作究竟有多大關系？說到遙遠事物之間的關系，我首先想到混沌理論中的蝴蝶效應。它是指對初始條件敏感性的一種依賴現象：輸入端微小的差別會迅速放大到輸出端。1979年12月，洛倫茲（Lorenz）在美國科學促進會一次講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亞馬遜流域扇動翅膀，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掀起一場風暴。而密西西比河的風暴，完全可能讓地球這壁的詩人感應到、捕捉到。比如昌耀在《斯人》里所寫的：
 
靜極——誰的嘆噓？
密西西比河此刻風雨，在那邊攀緣而走。
地球這壁，一人獨坐無語。
 
這首詩的發生裝置，理論上真有可能安在導致密西西比河產生風暴的亞馬遜流域一只蝴蝶的翅膀下？光想一想就讓人瘋狂。我得說，詩歌寫作，真適合于混沌理論。混沌是非線性系統普遍存在的現象，其實就是發現無序中的有序。其行為表現為不確定性——不可重復、不可預測。要說，它在詩歌發生機制適用性上，或不低于在現實生活和實際工程技術中的應用。我這么說，結論似乎導向了問題的反面？如果亞馬遜流域上一只蝴蝶煽動翅膀能產生如此磅礴的力量，那么世界各地一切事件的發生，似乎都是與自己休戚相關？遑論那些新聞性的大事件了。理論上，那些在別處發生的事情，確實可能影響到你。
 
但我不認為這首詩的發生裝置真的安在密西西比河的風雨里，更不會安在亞馬遜流域某只無名蝴蝶的翅膀下。詩人寫作此詩的1985年5月31日，是否在天氣預報里得知密西西比河有風雨，無從知曉。那天的密西西比河是否有風雨，其實并不重要。此詩的發生裝置，就在流放他的青海荒原上。就算在當時，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沒有風雨，直接替換成南美洲亞馬遜河的風雨也無妨。就算地球另一邊的河流都不下雨，風雨只出現在詩人的想象里也無妨。詩歌傳達的真實信息，是詩人在腳下這塊荒原上的盛大的孤獨。詩歌的發生裝置只在此時此地，詩人的流放地。這種孤獨，如他在另一首名為《戈壁記事》的詩里呈現的那樣：“戈壁。九千里方圓內/ 僅有一個販賣醉瓜的老頭兒”。我把這個孤獨的賣醉瓜的老頭兒，看成是詩人自己的化身。顯然，昌耀的詩歌坐標系就建立在腳下的荒原，完全符合地方性詩學的第一個維度——從“這里”出發。
 
也不是說，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和你毫無關系。時事題材，屬于完全公共性的經驗，必須經過你身體奇跡般的發酵過程，才能轉化為與自己發生關系的有效材料。即便如此，我認為，詩歌也不是在寫那些遙遠的時事題材，而是寫自己，寫自己血肉相連的日常生活。昌耀在《斯人》里寫的，并不是天氣預報里密西西比河的風雨，而是自己的心靈命運。現實的核心是人。這個人，必須是提供真實生命感受的詩人自己。所以，詩歌的命運首先要與你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再去捆綁讀者的命運，時代的命運。你的命運，既是你的心靈命運，也包括了與你遭遇的語言和現實命運。動不動就妄言時代精神的人，在時事題材上耗費過多精力的人，無論他自認為與時代咬合得多么緊密，多是一廂情愿地對時代進行媾和或意淫而已，甚至一夜情都談不上。天還未亮，他就會發現自己已被時代無情遺棄在冰冷的床上。若從記錄的意義上說，他的工作效率和價值，遠不如一臺廉價的攝像機。
 
拉扯這么多，回到“南方詩歌”幾個字，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太大而且過于籠統的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這個世界速度越快，詩人能守住的疆土反而會越小。但無論他堅守的是大城市還是邊遠地方，無論他的疆土有多么微小，他筆下的那個地方，將是時間長河中唯一幸存的地方。由于他的堅守，“邊遠地方并非世界終結的地方——它們正是世界展開的地方”（布羅茨基評價加勒比島國圣•盧西亞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語）。那么，他的寫作，也將成為不朽的寫作。反過來，要讓自己的寫作不朽，專注于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那塊郵票般小小的地方”，讓地方性成為自己的身份證和通行證，似乎更容易達到目的。這種郵票大小的地方，還包括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沈從文筆下的邊城，賈平凹筆下的商州，莫言筆下的高密……我想，省略號里面一定有散落在地方主義詩人腳下的尚不為人知的某地。
 
所以，我沒有能力談論南方詩歌，只能談論個體寫作。堅守在燥熱、潮濕、秀麗的南方土地上的某個詩人的具體作品。如果這個世界的發展速度，依然堅持日新月異的雄心，若干年之后，或不得不依靠那些還鮮為人知的、跟不上時代速度的詩歌，來維護人類世界的全面回憶。人類的命運，不會存在于鋪天蓋地的媒體里，一大堆虛無的統計數據里，只存在于個體生命的具體感受里。那些高精度的影像資料和海量的統計數據，或許能部分還原生活現象層面的真實，但面對各種荒誕現實的人類生存境遇的真實，人類情感、心理和靈魂深處的真實，必須仰仗那些有著某種“地方保護主義”情結的“落伍”詩人的具體生命感受來完成。南方詩歌是一片很大的回響的叢林，這些堅守著腳下土地的具體個人寫作，用他們具體而微的獨特生命感受，成為這片叢林中的一顆顆大樹。我聽到他們繁茂的枝葉發出的美妙聲音，在不同的坡地、谷地或山峰，在不同的陽光下、風雨里，回響不絕。
 
 
譚克修，2015,6,21，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