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陳行揚：我寫鄉土，但不沉迷于鄉土
 

陳行楊


訪談嘉賓簡介：

陳潤庭，男，1993年生于廣東汕頭澄海，廣州某高校中文系學生，以小說創作為主。
 
陳行揚，男，1992年生于潮州，畢業于廣東財經大學，短篇小說《水鬼伯》獲得第五屆“包商杯”全國高校文學正文比賽小說組二等獎、華東師范大學第七屆高校原創文學征文比賽小說組一等獎。
 
陳潤庭：行揚你好！
陳行揚：潤庭你好！
 
陳潤庭：最近在忙什么呢？有新的作品嗎？
陳行揚：這段時間朋友們給我推薦了很多書目，加上自己落下的功課要補回來，任務比較重。近期正在寫一篇短篇，七月初應該能完成。
 
陳潤庭：你的小說《水鬼伯》中，潮汕民俗“擔西瓜”的魔幻色彩讓我印象深刻。這讓我想到拉美文學爆炸時期的作家們對拉美文化獨特的表現方式。你對于本土文化民俗融入小說創作有什么樣的心得與考慮？
陳行揚：我認為小說就是講故事，故事就有它的時代和文化背景。本土文化民俗應該是作為這種背景出現在小說里。它可以是故事的依附，就像竹竿一樣，讓情節的藤條攀爬上去，但是它不能超越故事本身。如果對故事沒貢獻的民俗，哪怕再有趣，我也會放棄它。
 
陳潤庭：中國鄉土文學發軔于魯迅，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發現在你的創作過程中，有兩個比較分明的階段，之前你的《死活》、《神樹》等作品，基本都是架空現實，依靠奇特的想象力讓你的故事活起來；而后來的《鄉斗》系列和《水鬼伯》，“鄉土”始終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而且語言也和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造成你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陳行揚：你確實是一個敏銳的讀者，不過在我自己看來，我的寫作應該分為三個階段。
我喜歡超乎尋常的故事。所以我一開始就從構思和設計上尋找表達的渠道，于是寫了《死活》、《神樹》，包括《大城小事》等這些天馬行空的作品。但是這樣的寫作讓我感覺非常吃力，或許我的生活閱歷和寫作功力還不足以支撐這種架空式的寫作，因為我還做不到創造一個獨立和諧而又典型化的藝術世界，我只是單純的在虛構。
就在那個時候我接觸了路遙、莫言的作品，他們給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我需要找到自己的寫作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就是自己的故鄉。于是我開始寫潮汕的故事，《鄉斗》系列就是在那個時候寫的。我寫得很得心應手，感覺我的寫作終于落地了，特別是我的語言，不需要怎么修飾，從血液里就流出來了。《鄉斗》系列是我寫的最滿意的現實主義作品，我把我那個郵票一樣小的故鄉的截面放進我的故事里，這也是我第一次感覺自己和潮汕故鄉如此親近。
但是我很快就不滿足于這種寫作，純粹的現實主義讓我覺得拘束，我還是喜歡打破常規思維的寫作。我開始思考，能不能把現代主義的“想象”跟現實主義的“鄉土”這兩種元素糅合在一起呢？正好“水鬼擔西瓜”這個素材在我心里醞釀了很久，于是我就寫了《水鬼伯》。可以說，《水鬼伯》是我個人寫作歷程的一個嘗試，從目前這篇小說收到的反應和評價來看，這種嘗試是成功的。
 
陳潤庭：作為一個90后的小說創作者，你認為你所面對的“鄉土”與前輩作家的“鄉土”有什么殊異？
陳行揚：這個問題我現在還回答不好，因為我也無法很明確地給我作品中的“鄉土”元素統一歸類，我的風格還未成熟，不穩定。加之我對潮汕文化了解得并不深刻，急需回歸到潮汕文化中，成為一個真正的潮汕人。
其實在處理“鄉土”元素的問題上我是比較功利的，我不是因為熱愛潮汕文化才去表現它，而是因為它能給我的故事錦上添花。我寫鄉土，但我不沉迷于鄉土。就像《水鬼伯》，我只是想講一個水鬼的故事，這個故事剛好發生在潮汕而已。我也不想把自己局限在潮汕文化里，就像陸天明老師說一樣，小說要寫出普世的典型。這也是哈金提出的“偉大小說”的標準。
相比于前輩們，我的“鄉土性”可能會弱一點。不像沈從文、汪曾祺那種“風物大于人物”的敘述，我更偏向于表現人物性格的復雜，還有情節的曲折，“鄉土”在我這里只是為故事服務。雖然我的故事是發生在潮汕，但是我希望故事的人物能跳出潮汕，不要偏安一隅。
 
陳潤庭：你的小說語言風格清麗，經常給讀者營造一個詩意的世界。這種詩意與自然，有時候讓我想起汪曾祺晚期的一些小說。有人說每個創作者后邊都站著幾個大作家，你的創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受過哪位作家的影響？
陳行揚：你不是第一個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聯系起來的人。霍俊明老師在點評《水鬼伯》的時候就指出這篇小說有沈從文和汪曾祺那一脈的東西。能夠被人和沈從文、汪曾祺一起提及，實在讓我受寵若驚。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汪曾祺的，不過接觸得比較晚，而且讀的少，所以談不上受他什么影響，只能說是一見如故。
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作家是村上春樹、馬爾克斯，還有莫言。初讀他們的作品，我的感觸便是“小說還可以這樣寫！”。特別是村上春樹他那種現代化的想象力實在讓我目瞪口呆，我讀了特別多他的作品，后來自己在寫作時也就特別鐘情于奇幻題材，不自覺想要打破常規，跳出日常范式。
 
陳潤庭：很多寫作者對于自己的創作會有規劃，這是一種寫作自覺的體現。你現在對你自己的創作有什么規劃？
陳行揚：這也是我近期比較頭疼的問題。《水鬼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的代表作，但是它太獨特了，無法復制，很大程度上限制著我現在的寫作。我想寫出超越它的作品，又不想依靠它的光輝，這給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我會繼續寫這種“魔幻”加“鄉土”模式的小說，但是我不想把自己歸在鄉土作家里，跳不跳出潮汕的“鄉土”，要取決于我接下來對潮汕文化的回歸程度。
 
陳潤庭：你怎么看待城市化進程下鄉土的失落，城市題材會不會進入你的創作視野？
陳行揚：這個問題是時代性的，是每個作家都無法回避的。現代的城市化背景下，鄉土文化的逐步沒落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暫緩這個過程，但是無法阻擋。由于城市生活經驗的不足，我不敢去碰城市題材，怕露底。不過我應該會嘗試把一些城市的元素和鄉土的東西柔和在一起，這是我擅長的。我也很想表現當代鄉村和城市文化的相互交叉和過渡。這是我身處的時代，我身在其中，就算為自己，我也要寫一寫。
 
陳潤庭：最后一個問題，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網絡時代，快餐式閱讀成為一種趨勢。你怎么看待快餐式閱讀對寫作的影響？
陳行揚：隨著各種自媒體、社交軟件的普遍使用，信息趨于碎片化，導致了快餐式閱讀。讀者閱讀習慣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我們的寫作方式。以前傳統的敘述是要先交代時代背景，描寫社會環境，洋洋灑灑幾個章節主要人物和情節才開始浮現。現在小說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就要抓住讀者，而且小說的可讀性，故事性要強，才能留住讀者。其實這也有好的方面，它迫使我們寫出精品，要求我們的小說從設計上、結構上、還有情節上都要精致巧妙。不利之處在于短篇小說勢必會更受歡迎，相較之下，長篇就問津者了了。寫長篇變成吃力不討好，叫好不叫座的事情了。
 
來源： 益陽文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