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而出，只為看見自己的江山”
——讀“崛起的邊緣民族90后詩群”札記
 
□蘇文健
 
 
在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發(fā)展的今天，少數族裔現代詩的發(fā)展及其創(chuàng)作實績，對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書寫帶來了多重可資借鑒的有效經驗。可以說，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書寫如果忽略或無視彝族等少數民族（邊緣民族）的詩歌創(chuàng)作，那都是不完整的詩歌史。因此，“重寫文學史”的提出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觀”及其批評實踐，假如沒有了少數族裔文學的助力與參與，這樣的口號與實踐都將會是缺陷的，變得十分可疑。
彝族詩人發(fā)星在上個世紀末提倡并積極踐行的“地域詩歌寫作”不僅對彝族漢語現代詩的發(fā)展拓展，甚至對少數族裔詩歌的現代書寫都具有不容忽視的詩學價值與現實意義，而且對中國當代詩歌的發(fā)展提供了足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彝族是一個詩歌濃厚的民族。彝族不僅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精神與燦爛的詩歌傳統(tǒng)，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來，彝族漢語現代詩以其強勁的姿態(tài)參與到詩歌發(fā)展大潮中去，一段時間內還引領一個時代的詩歌風潮。因此，通過對“地域詩歌寫作”的考察，以及對近期涌現的90后少數族裔漢語現代詩的批評與想象，庶幾可以幫助我們在全球化化語境下深入理解少數族裔詩歌的創(chuàng)作現狀及其精神風貌，也可以為中國當代漢語詩歌的書寫提供另外一種經驗與視野。
 
一、概念或方法：“地域詩歌寫作”
 
在全球化高速發(fā)展的今天，在全球化同質化、一體化價值訴求下，如何有效地處理地方民族文化的轉變與發(fā)展？全球化對異質性的民族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傷害與挑戰(zhàn)，在現代化的驅動下，少數民族的生活、話語方式逐漸地發(fā)生了改變，出現了多元化、多樣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民族原來的獨特文化元素如何參與其中成為知識分子思考的重大問題。對此，我們不能回避，而是在互相對話碰撞中，一方面可以發(fā)展本地域文化的特色，接續(xù)與繼承本民族的精神氣脈，并且注入新鮮的血液與元素，促使本民族（地域）文化的現代轉型，保留其差異性與豐富性；另一方面參與到全球化的寫作進程中，有效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為和諧的大合唱注入自己的血液與靈魂。
基于新時代發(fā)展情勢的判斷，結合著現代詩歌發(fā)展的內在邏輯，發(fā)星及其詩歌同仁及時提出了“地域詩歌寫作”等詩學概念，并且進行了持續(xù)不斷的理論與實踐上的探討，一路過來收獲頗豐。
發(fā)星在其主編的《獨立》第7卷，他這樣定義“地域詩歌”：
即以中國各地域中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以詩意的呈現，首先它是寬闊的，帶有根性的，自由的一種詩歌風格，其次它有別于少數民族詩歌的狹隘與偏見，即以文化大環(huán)境中人類的關懷為主，努力朝向人類的明凈精神家園天空挺進。形成作品與思維方式有別于浮躁、虛偽、經濟物質的一種純潔詩歌行為。地域，即中國的、人類的、我們的、家園或廣闊的游牧自由之地。
接著，發(fā)星這樣命名“地域詩人”：首先它是獨立的人，然后才是地域詩人，再然后才是……
可以說，地域性是現代的概念與意識，因為有了世界性這個他者的存在，才有地域性的強調與凸顯。地域性是走出地域、看地域的結果。它關系著，顯與隱，此與彼，這與那，中心與邊緣等互為辯證的思維，不僅體現了一種世界的闊大視野與眼光，更強調一種比較的自覺意識與方法。地域是寫作的出發(fā)點，也是歸宿點，這就是它的眼界與根性的辯證。在此意義上，詩人夢亦非認為“地域詩歌”應該具有本地文化、本地經驗、本地體驗與本地事物等幾種特征的詩歌。對“本地”的深入挖掘，以此為立足點，即有根性的寫作，具有世界宏闊的胸襟，并且能夠形成兩者的辯證，既強調地域與歷史的隱秘關聯，又不忽略地域與現實的復雜糾纏，這正是“地域詩歌寫作”所努力推進的寫作方向。
克利福德·吉爾茲在論文集《地方性知識》中這樣談到：“法律與民族志，如同駕船、園藝、政治及作詩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識相關的工作。”寫詩與其他手藝一般，都與所在的“地方性知識”有密切的關系。縱觀中外文學史，大凡成功的大作家都建基于對自己所在的“地方性知識”的挖掘與建設。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那塊郵票般小小的地方”，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馬孔多、佩索阿的里斯本、本雅明的巴黎與柏林、沈從文的邊城、賈平凹的商州、莫言筆下的高密、雷平陽的云南等等。一個地方與一個文學空間的書寫與建構成為地域寫作的典范。俗話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這樣指出：“詩中有兩種地方感情。有一種地方感情使詩只能被有相同背景的人接受，對那些人來說詩歌意義非凡。另外一種地方感情可以被普遍接受，那就是但丁對佛羅倫薩的感情、莎士比亞對沃里克郡的感情、歌德對萊茵蘭的感情、弗羅斯特對新英格蘭的感情。他具有那種普遍性。”在中國古典傳統(tǒng)里，《詩經》中的十五個國風的存在，就是當時人們對十五個不同國家、地區(qū)的民謠民歌的反映，經過后人的采集加工，都很好地融進了“詩”這個概念中。十五個國風很好體現了地域寫作的某些特征。因此，出生地、地域性、地方性、一個地域、一個民族、一種語言，就能夠形成一個文學場。場與場之間的權力大小強弱，影響著各個場域之間的磨合、交融程度，甚至出現吞并、同一化也自不待言。這體現了一與多、大與小、強與弱、全球化與地方性、世界性與本土性等多維的辯證思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這既要保留地域性的獨特性，承認其差異性、豐富性與多樣性，又要允許同一性、一體化的文化邏輯。發(fā)星等人對“地域詩歌寫作”，也有深入的思辨，認為“地域詩歌寫作”，是世界的詩歌寫作，它具有世界的視野與眼光，這就輕易地超越了少數民族詩歌、地方主義、本土主義等的狹隘與偏見。
1827年，歌德與愛克爾曼談話中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詩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歌德《歌德談話錄》）在此，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辯證，我們不能想見。聞一多早年在評論郭沫若《女神》的地方色彩的時候就曾這樣辯證地指出：“真要建設一個好的世界文學，只有各國文學充分發(fā)展期地方色彩，同時又貫以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然后并而觀之，各種色料雖互相差異，卻又互相調和。這便正符那條藝術底金科玉臬‘變異之一律’了。”（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因此，“地域詩歌寫作”是大有作為的，從它提出及其后續(xù)的推進與深化就可以見出。
發(fā)星先生在多篇回顧“地域詩歌”發(fā)展歷程的文章說到“地域詩歌”的發(fā)展分期。他認為，2000-2004的四年中形成了“地域詩歌寫作的第一期”，其代表性詩人有發(fā)星、夢亦非、胡應鵬、鄭小瓊、阿索拉毅、阿庫烏霧、魯娟、吉狄兆林、湄子、黃漠沙、張聯等等。這四年，發(fā)星及其主編的《獨立》民刊把“地域詩歌寫作”走向全國的最強陣營，形成地域詩歌寫作第一波。2005年以后，經過十多年時光的磨合，以及分化與再分化，而后匯聚起一個黑色的群體，其最大的特征是，“地域詩歌寫作”除了有強大的文本支撐外，還有強大的原創(chuàng)理論與原創(chuàng)評論的支撐，其代表性詩人有發(fā)星、張家諺、西域、阿索拉毅、麥吉作體、孫阿木、吉克布、吉克喜珍、英布草心、沙輝、孫守紅、吳若海、馬布杰伊、嘎足斯馬、孫謙、高亞斌、黑惹子喊、馬海五達、魯子元布、比曲積布、雷曉宇、趙滇等等。對于“地域詩歌寫作”的第三期的開始及發(fā)展，發(fā)星這樣說道：“2014年4月，當我編完《獨立》22期‘獨立16年紀念專號’，將以前的地域詩歌寫作與辦刊作為一個小結時，比曲積布出現了，他一個人劃開了‘地域詩歌寫作’第三期的嶄新篇章，還有他周圍那些‘90年后’美眉兄弟們，這是一個新的開啟與開始。”結束與開始就在那么詩意的瞬間完成。這種詩學的轉換或升級，不僅說明了“地域詩歌寫作”的迷人境地與巨大發(fā)展空間，也體現了少數族裔（彝族）詩人在面對日益變化的外部社會環(huán)境所做出的迅速應有應對與敏感詩思策略。盡管這種聲音或許還顯得有些微弱，但它昭示出來的可能前景，已足以喚醒那些久已昏睡的詩歌精神，并且它最終會成為一種有效的詩歌聲音而引起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注意與匯聚，匯成彰顯時代精神的具有震撼力的交響樂章。關于這一點，我將在下文詳述。
“地域詩歌寫作”所彰顯出來的幾點辯證言述值得關注。第一，地域性與差異性。差異性而不是同一性。對本民族（地域）文化（傳統(tǒng)的、現代的、官方的、民間的等等）、對異域文化的吸收與轉化，成為“地域詩歌寫作”的有效推動力。差異性是其根本所在，但又不是無原則的承認其差異，不能無限地放大，我們還需要審視其中的趨同性，避免落入相對主義的窠臼。恰如詩人沈葦在言述“西部詩歌”時所說的：“差異性是一種美，每一種異質性經驗都彌足珍貴。人的差異，社會的差異性，地域的差異性，才構成了這個世界多元、豐富與活力。趨同就是死亡，自己把自己提前送進了墳墓。”同樣，“地域詩歌寫作”的重點也是在強調各自文化的根性，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這些在文化上、精神上、風土上與族群上的差異性使得成為“自我”區(qū)別于“他者”的獨特性與標示性所在。談到傳統(tǒng)的與地域性的關系，或許我們更多會從空間角度進行思考。我們是否也可以從時間的維度進行沉思呢？沈葦對“時間的地域性”這一維度有過獨特的追問，對我們思考本論題或有某種啟發(fā)意義。他說：“地域性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概念，然而不僅僅是。空間中的不同地域性往往有著驚人的一致性，或者說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個側面。我們注意到，從來沒有人從時間的角度去考察過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時間之外的某種東西，是獨立于時間之外的另類空間。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詩經時代不是一種地域？盛唐時期不正是一種地域？而且你也不能武斷地說，詩經時代和盛唐時代已經消失了。與此時此沒有了任何關系。這樣一問，地域性的問題就變得復雜了，同時也變得有趣了。”的確，回顧中國文學史，詩經國風、春秋筆法、魏晉風度、建安風骨、盛唐氣象等等就是“時間的地域性”，它是“時間的地域性”的生動寫照。在文學地理學的視野下，一個地域的人文風貌、地理狀況及其歷史傳承與傳統(tǒng)延續(xù)等等，這些因素與一個獨特“地域”的形成于發(fā)展息息相關。它在風土人情、語言文化、種族宗教信仰、人性的差異性等方面決定這個“地域”的特征與精神氣脈。
第二，地域性與遮蔽性。遮蔽性是隨著差異性而來的。維特根斯坦曾說，“我的語言的邊界就是我的世界的邊界。”又說：“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伽達默爾也認為，“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其實，在每一種語言的內部，由于地域的差異也會形成對世界的多樣化認識與把握。這種情況在中國少數族裔詩歌內容就更為明顯。在多元文化融合的當下，大部分少數民族存在著明顯的雙語、甚至多語現象，這種跨語際、跨文化的現象，使得其呈現出復雜的面相。我們都說一個地域與其語言、歷史、自然風物互為關聯，形成千姿百態(tài)的文化景觀。當我們用一個大概念進行邏輯歸納的時候，有意識地抽取共性的部分，從而忽略了它的差異性部分。這種做法雖然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我們對其弊端與存在的問題應該保持應有的警惕。就是被發(fā)星所指認為“地域詩歌寫作”的詩人，他們的表現形態(tài)也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存在著諸多的差異性。因此，當我們以“地域詩歌寫作”來歸納他們的時候，這其中的遮蔽性就暴露無遺。詩人沈葦在說到“西部詩歌”這一概念時，就談到了這種遮蔽性，這種認識對我們打量“地域詩歌寫作”同樣具有啟發(fā)。他說：“‘西部詩歌’是個羊圈，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羊群，被統(tǒng)統(tǒng)趕趕進了里面。地域風格的刻意化、趨同化，是‘西部詩歌’的痼疫和化妝術，這是一個貌似壯漢的病人，這是一個破敗不堪的羊圈，只能勉強收留走散的羊群。‘西部詩歌’遮蔽了‘詩’，正如‘羊群’遮蔽了‘羊’。不存在‘西部詩歌’，只存在一個個具體的詩人寫下的一首首具體的詩。在羊群的合唱中，更值得我們傾聽的是每一只羊的獨唱，飽含了犧牲與隱忍、經驗與天真的‘咩’——”種種跡象表明，當我們對某些方面凸顯進行照亮的時候，也會有某些必然在有意或無意的作用下暗淡下去，遭到某種程度的遮蔽。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此，我更愿意把發(fā)星等所提倡及踐行的“地域詩歌寫作”理解為一種以詩歌認識世界的生活方式。“地域詩歌寫作”作為一種方法，一種詩學理論或詩歌世界觀，具有某種解蔽敞開的洞見，它能夠給我們照亮前行的路，能夠將我們帶到更遠的遠方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二、“世界地域寫作”與新時代的應對
 
如前所述，發(fā)星提出“地域詩歌寫作”后，后續(xù)應和者與跟進者甚眾，在詩歌批評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等方面都收獲了豐厚的作品文本。從發(fā)星到阿索拉毅，再到這里的比曲積布，構成了一條較為清晰的發(fā)展脈絡，而這條脈絡正是被發(fā)星所指認的。可以說，對于“地域詩歌寫作”，由發(fā)星發(fā)其端，阿索拉毅接其緒，比曲積布接續(xù)并且進一步深化拓展，他們建構了這個發(fā)展鏈條上的三個重要扭結。
關于“地域詩歌寫作”，發(fā)星的作用與重要性我們在此怎么強調都不會為過，其對中國當代漢語詩歌發(fā)展版圖的歷史價值與意義，在此勿須我贅言。發(fā)星的學生阿索拉毅2011年創(chuàng)辦民刊《此岸》從多方位推動地域詩歌的發(fā)展。2013年由其主編面世的《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此岸第2期），以及編輯完成的《中國彝族詩歌詩評論全集》《中國彝族現代母語現代詩全集》等，以及將由主流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彝族詩歌大系》《中國彝族現代詩評論大系》等，阿索拉毅在彝族現代詩的整理推介等方面，在彝族詩歌界，乃至少數族裔詩歌界，甚至中國當代詩歌界，都具有積極的影響。阿索拉毅憑借其厚實的詩作文本與重要的詩歌推動實績，成為“地域詩歌寫作”第二期的代表，乃實至名歸。而比曲積布作為一個重要關口，即將主領“一個未來發(fā)展時期”。對此，發(fā)星在《地域詩歌寫作發(fā)展簡史（2000-2014）》一文這樣總結道：“地域詩歌14年來，出現了二個重大的發(fā)展時期和一個未來發(fā)展時期，二個時期：1、以發(fā)星的兩刊為主的穩(wěn)健持續(xù)發(fā)展。2、以阿索拉毅一刊為主專推彝詩的穩(wěn)健持續(xù)發(fā)展。一個未來發(fā)展時期：以比曲積布的兩刊為主推動國際地域詩歌寫作，以及吉克布、馬海五達、阿優(yōu)等的民刊活動，都在自覺地進入未來發(fā)展階段，這是值得期待的年輕一代的未來創(chuàng)造。”
至此，很顯然地，90后彝族詩人比曲積布提出“世界地域詩歌寫作”，這個概念或口號與發(fā)星的“地域詩歌寫作”既有內在的關聯，又有在新時代環(huán)境下的敏銳應對。“地域詩歌寫作”是有根的寫作，它接地氣，有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強大支撐，也有其他民族文化的精神滋養(yǎng)，在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中產生出一種具有更大包容更大視野更大格局的文學書寫。而“世界地域寫作”則更關注與“世界”的互動，展現一種宏闊的視野與眼光，彰顯一種遼闊的胸襟與氣度，這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自由的呼喚與擁抱。
比曲積布在《開啟地域詩歌之門——讀<獨立>創(chuàng)刊16年紀念集》一文中說到：“2014年春天，我在詩歌的十字路口彷徨迷茫之時，發(fā)星在雙乳山下把‘地域詩歌’的火苗種在我的心靈，并且不斷的讓我品嘗地域之樹結出的野詩果子，此后，我聽到暗涌于骨頭的那泥巴、石頭、洪水碰響的地域血流之聲，在飲渴中興奮地食下發(fā)星的‘地域詩歌’之火，我靈魂得以跟隨充滿營養(yǎng)的地域美食攀向通往雪潔的自然精神王國之路。”比曲積布的事后敘述自己走向“地域詩歌”雖然不無神啟或者靈根頓開的味道，但我們不會懷疑其中的真誠與敬意。的確，比曲積布在此之后，短期內以火山噴發(fā)的姿態(tài)創(chuàng)作了體量大、詩根厚實的一批詩歌作品，比如《骨蒼》、《語祭山夢》、《地域琴鍵》、《日史普基九十九個詞》、《地域迷藥》等，并且獲得國內外的一致好評。比曲積布在“地域詩歌”的理論與實踐上都邁開了新腳步，也給“地域詩歌寫作”帶來了新的可能，堪當“地域詩歌”第三期的大任。
“地域詩歌寫作”第三期的提出，乃是基于他們對現代社會遭遇精神危機這樣的判斷：現代社會單向度高速發(fā)展，人類已經失去了原根性應有的精神氣質與賁張的力量，人的精神、靈魂、根性被物質抽空殆盡，成為一個空心人。這種批判反思的意識難能可貴。發(fā)星在《地域寫作是人類共有的寫作方式》一文中指出：“地域寫作的提出，是為面臨全球化現代化浪潮沖擊下的危難中，顯明我們目前人類的人文價值的所處環(huán)境和位置，給人們一個提醒與擊打，現在是真正到了還鄉(xiāng)與找根找魂的危機時刻。”比曲積布在本刊代前言《開啟“地域詩歌”第三期時代》中認為現代社會的無限度發(fā)展使得“一切的純質與原質都已經在被扭曲和異化”，落下了嚴重的“精神疾病”。因此，他們提出以“地域詩歌寫作”加以救治，認為地域寫作能夠“使寫作者永遠活在精神的焰火中、母體中、根性中”，這樣“他延傳了傳統(tǒng)文明之根中的母性原根之血，同時重樹了現代文明在當下適宜現代人的自然生活方式，這點更加重要，這如銀雪一樣對抗著社會的精神沉淪黑暗、無信仰空虛黑暗，它為人類的理想與夢與詩意的棲居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當下現實實例。”（發(fā)星《地域寫作是人類共有的寫作方式》）有鑒于此，比曲積布在《大地》創(chuàng)刊號代前言中說到的“任務”或“旨趣”，我們就不能理解了。比如：“‘世界地域寫作’，我們要守護和銘記自己有根性的、有母性的那個我們土生土長的地域”；“‘世界地域寫作’是人類回家與歸根的建魂寫作”；“‘地域寫作’第三期的任務是世界人類回歸母地和母血精神文化的寫作，我們應該在自然的群山、森林的家園中和其他民族進行碰撞中混血自己。”等等。
比曲積布在詩學理論方面先后撰寫了《世界地域寫作草論》、《血詩學草綱》、《新世紀地域詩歌草論——在宜賓國際地域詩會上的講座開場白》等等表明自己詩學觀點的文章，在“世界地域詩歌寫作”的理論建構方面做出了積極有意義的探索。除此之外，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方面也對此進行了很好的思考與書寫，留下了一批可圈可點的詩歌文本。這些詩歌在國內外獲得的獎項與好評，足以證明它在處理地域性與世界性等方面做出的可貴探索。
在新的發(fā)展情勢下，繼承著對地域詩歌寫作的“母原性”、“根文化性”、“獨立性”、“鄉(xiāng)土性”與“混質性”等特性的獨到理解，在此刊發(fā)的《復獄》、《黑地場》與《歸視》三首詩歌，比曲積布進一步發(fā)揮了他對遠古、經卷、大地、自然、森林、母性、生命與死亡等的詩思，表現出作者宏闊的詩歌視野與堅實的思想基礎。前面說到，現代工業(yè)文明社會帶給人的無限的傷害，讓人單向度發(fā)展，成為沒有思想、失去靈魂、遺失根性的空心人。《復獄》這首詩歌以長句來展現自己對此的深刻反思，長句也似乎昭示著短促的句子已經遠遠不能夠包孕作者那復雜的、豐富的詩之思。面對世界的滿眼瘡痍，“森林的景象是陰郁的，原野都是滿眼的莽蒼”，“黑暗光明處的混沌，王的寶座，卻是一片滿目荒涼的深淵”，詩人自覺重新返回（或者復獄）《周易》、《神曲》、《失樂園》、《荒原》、《比薩詩章》等古今中外的思想源頭武庫中尋找拯救的神力，進而發(fā)出“我應該是世界的造物主，不用冒犯神明和上天的旨意，守著一項土地上平等的條約，做自己的主人”的呼聲。在此意義上，這首詩可以理解為，“我以一個已經干枯了的軀體，在地獄的地獄里，遠遠的眺望和沉思著伊甸園里那亞當與夏娃傳說的故事。”《黑地場》也在不停側面延伸著這樣的言述路徑，對遠古的魔經、經文、魔圖等發(fā)揮了神奇的想象與夢幻般的書寫，意象紛繁，光怪斑駁陸離。“魔圖的老人對未來的基督滿懷了信仰，荒野的座位與殉道是地獄的源地，人類的先祖的全部心血來把那生命的藍圖測定/繁衍的原理探尋的新奇的景象，我看見祖地與輪回的光圈相適應，心靈的宿愿能夠閃光的完成，以推動太陽和土地的輪子。”中外諸神在此得以交匯，人類先祖也得以在此實現宏愿。這兩首詩所彰顯的優(yōu)點，也是它的缺點所在，常常會落得“不好消化的食物是另一個世界的秘聞”的詩歌印象。比如：“光禿禿的木盆伸出乳房一樣的手指”；“只見一條六足的陰毛在山的面前竄了”等等，讓人云里霧里也就不足為訓了。相對而言，《歸視》延續(xù)了詩人前期詩歌的優(yōu)點，語言凝練，意象明晰，敘事有力，與其《語祭山夢》詩集中的一些短詩一樣，比如《大西南天空上的傷口》（組詩）、《走過魔幻的世界》（組詩）、《土地和生命》等等，能夠迅速擊中讀者的神經。《歸視》中如：“我想在母地的面前把自己推翻/徹底的消滅自己的影子和血液”；“我要把它一絲一絲的分給我自己/也分給我的族人與土地”等等，較好地展現出作者一以貫之對大地、生命、自然等地域元素的詩性思考，在在彰顯出詩人的理論穿透力、精神高度與詩歌氣脈。從理論與實踐等方面來看，比曲積布不僅具有對詩歌寫作發(fā)展歷史富于洞察力的敏銳目光，而且具有充當詩歌先鋒運動的膽識才力。這種對詩歌富于前瞻性意識與眼光，充分展現了他的寫作才華，被發(fā)星視為“地域詩歌協作”第三期代表詩人也就不在話下。因此，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對其詩寫實踐給予足夠的期待。
從《大地》創(chuàng)刊號上的“崛起的邊緣民族90后詩群”專欄，我們會發(fā)現，除了比曲積布為男性外，其余的均為年輕的女性詩人。如果說少數民族詩歌屬于第一重邊緣的話，那么90后少數民族女性詩歌而言則屬于邊緣的邊緣。對此，我們將在下文詳述。從入選詩人的個人簡介來看，大部分具有大學文化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們都熟悉多種外國語言，比如蒙古族的耶律燕熟悉英、日、俄、阿拉伯四門外語；生于大涼山上的漢族的孟曉雨熟悉日、俄、法、德、英、泰、西班牙七門外語，是重慶大學的在讀碩士；納西族的阿月丘熟悉日語、英語兩門外語；現就讀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藏族詩人央金拉姆熟悉法語、英語、德語三門外語等等。前面引述維特根斯坦說到的：“我的語言的邊界就是我的世界的邊界。”她們大部分熟悉多門外語，對于促使一種國際化、世界性視野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這一批年輕的少數民族詩人與他們的前代詩人相比，彰顯出來的詩歌優(yōu)勢自不待言。回到“地域詩歌寫作”，年輕一代提出“世界地域詩歌寫作”也合乎時宜，順應了時代社會與詩歌發(fā)展的內在邏輯。
 
三、批評與想象：90后·少數民族·女性詩歌
 
當詩歌與女性相遇，會發(fā)生什么事情？90后、少數族裔、女性詩歌，這是一個奇妙的詩思組合。在詩歌一詞前面附加上這么多的定語，讓這次詩歌閱讀變得充滿想象的張力。帕斯卡曾這樣說到：“美實際上以各種方式處處陳列的，最適宜保持美的，是女性。”這種美的追求與書寫，在詩歌中亦然。2005年廣州黃禮孩編輯的《詩歌與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女詩人詩選》（總第11期），對當代的少數民族女詩人的詩歌寫作進行了集中式的推介，具有補白的詩學意義。當時90后詩人冒頭的少之又少，少數民族女詩人更是鳳毛麟角。現在又過了十年，這正是90后詩人/少數民族女詩人大顯身手的好時候。因此，“崛起的邊緣民族90后詩群”專欄可以視為是對以上的接續(xù)與延傳。在此意義上分析她們的詩歌就別具意義。她們的出現不僅是對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女性詩歌的接續(xù)（盡管還在路上），而且是“世界地域詩歌寫作”的具體實踐與展開，對“地域詩歌寫作”的發(fā)展與拓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詩學意義。由此，下面我將順著專欄的順序對她們的詩歌文本進行我的“批評與想象”。
作為現年13歲的納西族詩人阿勒丘，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詩歌中對黑色的獨特描寫。她的《靈像》《國畫培訓課》《黑生活》《黑裙》這幾首詩作都描寫到了黑色的意象。這種黑色的元素與“以胖為美以黑為貴”的納西族文化精神有某種隱秘的內在關聯。研究表明，納西族雖然各個支系的自稱不同，有“納”、“納日”、“納亥”、“納西”等，但是“納”有“黑色”之意，“日”、“亥”、“西”意思為“人”，所以，也有“黑族”或者“尚黑的民族”等意思。在納西族中，黑色的引申義有“大”的意思，形容暴雨、深山老林的時候都會用“納”這個詞。《靈像》中“那匹黑色的羊”、“眼睛一樣的黑”、“我的黑絲襪”等等，言說著那些“已經記不清”、“不那么完整”之“記憶的拼湊”，既交織著對現實的思考，又夾雜著對遠古地下的回聲與憶取。這首詩的低吟姿態(tài)讓“我以神的喻解釋自己/心靈有了代言的人”，對土地、太陽、情愛、刺殺等的沉思與懷想，最后落實在“停泊在思念和痛苦的空地上”。此詩寫出了一定的深沉與對“靈像”的獨特的呈現，出自13歲初中生之手，難能可貴。《國畫培訓課》則通過對水墨畫的構思與書寫，對毛筆的運筆過程，展開了豐富的聯想與想象，在顏色、線條、圖像等意象中穿梭，體現了一種奇特妙思的芬芳：“從甜美的縱深中/圖幅的喉管里溢出月亮的芬芳/在我的骨縫里射出/黑色緩緩的命響”。《黑生活》則對“黑色”展現了另外一種思考刻畫，是痛苦的，隱忍的，或者是失語的，又或者是對溢出了記憶之外的夢中秘密，它在時間與空間上“一直吞食我無主的詞語”，甚至是“統(tǒng)治著一種女人的生活”。這其中帶入的憂傷與悲痛躍然紙上。在《黑裙》中，作者把“黑裙”書寫為“黑色的海”。“黑色的海”內與外，左與右，存在著遼闊的天地與神秘的暗礁，交織著一種對“性”“女人”“身體”等的萌動意識與思考，淡淡的，卻又是實在的。
蒙古族90后詩人耶律燕的《酒獵》，現實與夢幻、想象一起交織其中，在地獄、大地與上天三界自由出入，既有遠古族神的回聲再現，又有歷史戰(zhàn)場的想象與改寫，更有詩人對此的現實介入與思考，展現出豐富驚人想象力。
 
我在天地的中間發(fā)言
我在撤退，回到那個寧靜的地方
對于時間──夢是生存送來的
愿土地接受綿羊純色的香氣
發(fā)出神的指示，只要我還活著，和看得見陽光
陰暗的心里充滿對世界的忿怒
眼睛是發(fā)亮的火焰
有太多的預言都沒有實現
這全是因為的祭詞——苦難贈送的禮物
但是我的牛群還在
養(yǎng)育英雄的肥沃土地也還在
只是谷物毀壞了
山谷上脫離的樹干，不長枝葉
鮮綠因為銅刀而削去
我只能在自己的內心咬出胸中一顆憂郁的心
 
酒（醉）、夢、預言都是一種沒有在現實中落實的存在，但具有可以促使人達到此地的神秘力量。面對這個變化太快的社會，在眾聲喧嘩的語境下，在充滿苦難與世俗狡黠的眼光中，要堅持自己內心的寧靜與淡泊，“我在撤退，回到那個寧靜的地方”，這在世人看來，顯得那么的難以理解，因而難能可貴。從耶律燕的自我介紹中，“蒙古族，女，1991年生，遼皇族后裔，內蒙古呼倫貝爾市人，2012年考取武漢大學，但覺得讀書沒有意思，回家單獨經營一個牧場，熟悉英、日、俄、阿拉伯四門外語”，我分明感到了一種霸氣，一種勇氣，一種隱忍，或許一種憂傷。“每一片葉子就是一個世界/作為一個女人/像太陽射燃的光芒/總是沒有什么分別，只是因為鐘點的不同/然而，透過服裝的改變/赤裸著的身體，把心靈深處震撼。”在美麗的語言與族人健壯的心靈之間架起一道連接橋梁，這便是是詩人的使命與快樂之源。這種詩歌擔當意識在《土地，生命的語詞》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現。土地，生命的詞語，一種有根的穩(wěn)固與堅實，對土地的堅守與不棄，才能返回遠古與歷史上的金戈鐵馬帶來的力量與沉默的鋒芒。“從此我不知道遙遙在上的天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和我廝守在一起/土地不棄，與我吻出一條生命的大道。”與土地平等的對話，是“另一種生活的寧靜”之開始與抵達。在這首詩的最后，詩人這樣唱道：
 
偉大的詩人，請熱愛每一顆星球的結石
把種植到你的蒼茫里
因為只要你一抬頭，它就開花和結果
遼闊的時空拿焰火在演出的時候
你骨腔的揚聲器，自然的設置為靜音
一浪聲波過后的聲波
打開你的海關，結算自己的淚水
你我共有的天荒和地老
那不是光芒，那是你驅動器里
一碟刻錄了所有春天與冬季的藥物
一棵再生的嫩芽草
情不自禁破天而出，只為看見自己的江山
 
語言、生活、生命、經驗、大地、自然等等各種元素都和諧地糾纏在一起，從而使人能夠如其所是地存在于這個星球上，詩意地棲居，猶如“一棵再生的嫩芽草/情不自禁破天而出，只為看見自己的江山”。這種獨特的發(fā)現與詩思讓人讀到一種無上的力量。這些發(fā)現與思索與她在《一只眼睛的夢》這首詩寫的保持了高度一致性。“眼睛”與“夢”，這本身就令人遐思。面對這個遭毀壞的世界，“種族的莊嚴，其實是可悲的/神樹的生長難免于恐懼的戰(zhàn)栗”，“谷倉的貪婪是無窮的/一切都在從悲慘的遭遇中重生/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宇宙和世界”,詩人只能用語言恢復原始的熱力，并且往人類的根脈里深刻地追問：“人應該是個什么東西/屬于宇宙的哪個部分？”“天下最繁華的地方/財富的運動是怎樣進行的？”這些疑問發(fā)人深省，也注定不會得到完滿的回答，想重新回到天、地、人、神的四維空間中存在，也注定是憂傷和被拒絕的結局。詩人在詩末尾唱道：“深淵的復活逐漸拒絕了我/所以，我只能觸摸那些不存在的傷口/一道河，一座山，一只床/我發(fā)咸的骨殖穿過沙漠的荒涼/在時間最后貧窮的屋子/點燃沒有油的燈/尋找自己的影子和看見自己的眼睛。”詩歌語詞中透露出的悲痛與堅定，在在讓人難以忘懷。人們常說，詩歌藝術與年齡無關，耶律燕的這幾首詩歌或許就是其中的有力明證。它根基堅固，思想厚實，語言醇熟，對大地的悲憫、人類生命的洞悉，讓人感佩。
孟曉雨雖然在民族歸屬上屬于漢族，但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大涼山人而言，她對彝族的文化熏陶與日常生活暈染，使其自是與其他地域的漢族有不一樣的特色。與前述的詩人不同，孟曉雨的詩歌雖然有對“出生地”文化的懷想與對話，但整體上顯得輕松，充滿歡喜，當然也有憂傷。這這種憂傷來自詩人對世界、自然、愛情、人生等的憂傷與感思，也有對詩歌、語言、事物之間關系的獨特思考。孟曉雨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熟悉日、俄、法、德、英、泰、西班牙七門外語，在詩歌中也彰顯出一種國際視野與眼光，因此她的詩歌對異國他鄉(xiāng)的體驗與書寫成為主要色調。《誡咒》的開篇道出了這種美妙的歡喜：“天空美妙的結構，在我心中的原野里蕩漾，我的夢我的淚我的土地，在一起的時間與嗜好在夜鬼的陰魂上是顯得多么的歡喜/在慌亂時代的歲月，我沒有什么放在心上的事情，只是在全神貫注地傾聽情人遠方的呼吸與歌聲。”然而，這種喜色與歡欣隨著“現代的洪荒”出現而中斷。“聚在山里啄食的土雞，沒有顯出慣有的豐美模樣，而是看起來像一種讓人懼怕的東西”，而“憂慮了一個世紀的人類，看起來像一群新鮮的鬼”，面對眼前的一切黑暗，自責、痛苦與苦惱油然而生。“自古以來，人類是無法解釋的，此時亞里士多德垂下他的頭/神色仍出煩惱和無奈，思想的山腳下是絕壁無比的陡峭，和最為荒蕪的墓場一樣， 我看見左邊里有一群陰魂出現/移動腳步向我走來, 仿佛又不在前進，臉上的觸覺露出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笑容, 堅定希望/把手投到目標的遠方，我是被上天選中的精靈，成為了自己，看見幸福的地域，觸摸向一切邪惡的盡頭。”在這里交織著悲與喜，樂與苦，幸福與邪惡，呈現了作者復雜的現代性體驗與情緒。
《詩行散記》是一篇“詩歌游記”，詩人“帶著語言在世界到處旅行”，“旅行了一次迢遙的長途，只為詩歌，只為愛情”。作者把旅行的所思所想所見所感一一寫來，有自己獨特的思考與追問。“這些人，這些城市，有些什么樣的思想和信仰？”“那個白色頭發(fā)的女郎是什么的化身呢？”等等。詩歌的第三節(jié)對此進行了集中的呈示：
歐美的行程里，我聽見了什么呢？
 
我聽見富士山的雪山在飄落
我聽見西伯利亞的遠處傳來蒼鷹的血聲
我聽見遠去的瓦爾登湖里獵人追獵時的呼叫
我聽見倫敦人敲著鋼琴的響板在燈光的樹蔭下跳舞
我聽見法蘭西沉睡已久的革命回響
我聽見非洲沙漠里野狼的激昂與兇殘
我聽見阿拉伯白色的宗教
我聽見泰戈爾金黃色的詩在印度的天空流淌
我聽見印度尼西亞日落時分綠海的歌曲
我聽見泰國人妖的低唱與佛教的寺廟
 
這些來自異域的聲音正是“我”需要尋找的和需要規(guī)避的。在這些書寫中，我們會感到詩人美術背景對顏色、構圖、線條等繪畫的諳熟與對美色的獨特發(fā)現及感受。“我聽見”寫出了詩人所具有的獨特“聽覺”敏感，這也是詩人內心的聲音。“我找到了自己的旅途，卻找不到了自己的歸宿/我繼續(xù)用聲音來追蹤，追蹤旅途，追蹤靈魂。”
在此次所刊耶律燕的這幾首詩歌中，體現了詩人對“詩歌”本身的思考與書寫而更值得珍視。比如：“煉金術——高貴而又純潔的良心，一件使人感到痛苦的咒語/語言的匆忙，恢復了所有思維行動的莊嚴和法則，人間畏縮的心靈。”（《誡咒》）“在某些時候，我不知道詩歌是偉大的，還是卑劣的/因為其中有樂的極致/也有苦的深淵/詩歌降臨——降臨——降臨/為了給自己賦予一種生命的執(zhí)著與死亡的守望。”（《詩行散記》）“帶著語言在世界到處旅行的日子/是誰打碎了冰凍的瓷碗/黑色的語言，點燃遠族經幡里金黃的旗幟。”（《感覺》）等等。詩歌語言具有喚醒照亮暗睡萬物的神力，它們在詩人的筆下能夠一一朗朗呈現。詩人的語言對人、物、神、自然、生命、等點亮與招魂，使得詩人作為“煉金術士”的崇高地位得以某種突出。在此意義上，詩人不是人在天地萬物間的立法者與闡釋者，而是守護者與滋養(yǎng)者。因此，在《感覺》這首詩的最后，詩人如是唱道：“我在收割地質下的煤層/讓時間在源頭枯竭的時代/為自己塑一個像/毛發(fā)粗野的敬禮著山風/踏著那條長蛇的盤旋/我走在蠟燭的血影里/劃下和生命一樣活躍的航線。”
90后女詩人阿丘月，無論在詩思的內容廣度上，還是是詩思精神的深度與力度上都較同是納西族13歲的阿勒丘略勝一籌，或許這是由于年齡而帶來的識力與視界的差異使然。《失地源》這首集中呈現了詩人對人與土地關系的倫理思考，顯示了作者詩思的一種深沉感與厚重感。此詩交織著大地與自然萬物關系的思考，并且連接民族的古寨、經文、傳說、太陽、高僧、魔鬼、精靈，基督、王母，甚至人類的心靈等等，意象紛繁，復雜糾纏，以此來訴說著對土地淪陷帶來的悲傷與苦難。在詩人看來，在水與地的交界處，生長著人類的心靈，存在著天堂的法則與語種的源頭，具有一切生命創(chuàng)世的準備。然而，當“土地失去了，和母親的芬芳，讓活了的詩歌死過去”，并且只落得“我熄滅了，和土地一起熄滅了”的哀嘆。這其中，人類負有足夠的責任，詩人這樣說道：“太陽沒有遵從土地吩咐的旨意/因為人類的癡愚，已經有很多年了/只有在曾經走過來的路上/我們才能看見自己犯罪的空間/魔鬼掌管下的邪惡，應該拿什么去洗凈罪孽。”在大地上生活，人類的主體性充分凸顯，表現出“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的樂觀性，然而其背后隱含的破壞力與損害性常常遭到人類有意或無意的忽視，從而致使了大地的淪陷，人類最后只能自食其果。面對失去土地的哀怨與悲痛，“向著土地節(jié)哀生命”，詩人最后唱道：“只具外形的空虛的陰靈們啊，我該用什么樣的慈悲來和你們交流/那漸漸變咸的土地，把我收容了進去/土壤與陽光經常不斷在眼淚上聚集在了一起/一切愛情的欲望歸于平靜/使忘掉旅行著的靈魂/在失去的土地中快樂的失去自己和所有一切的宇宙世界。”聰明的人類早該到了反省自己的時候了。在此意義上，《魔調》這首詩也可以作如是觀，只是更多了一分“眼神的憂傷”，一分“悲傷的心跳”。
阿月丘的《夜紋的禮物》以“鬼魚版的語言”述說著“夢幻的風景”，充滿思辨與芬芳，比如：“在萬物永居的地方/恐懼顯示出了自己的原形/卸下沉重的身體/神明熄滅了我的命燈/貧苦很深 ， 但是/廢墟卻在黑暗中變成了花蕊。”《等待，雪山的憂傷》則是一首關于黑與白的色彩辯證對話，也是詩人心情的一種盡情釋放。這既有純真的青春友情，也有無言的時間等待，“等待所有的陷阱/為了相遇時的憂傷”。在此，雪山的憂傷，其實正是詩人內心的憂傷與對青春流逝的迷離，以詩歌語言寫出領隊時間、歲月的思考。因此，通過這幾首詩歌的解讀，可以窺見詩人阿丘月一顆熱烈、純真、憂傷的心，也可以見出她所具有的對詩歌物象的捕捉與穿透的詩人才能。
讀到藏族年輕詩人央金拉姆的詩作，我腦海中首先浮現出起關草原、游牧、羊群與狼等的美麗畫面，還有酥油茶、糌粑、青稞酒等美味。事實上，央金拉姆的作品中也有對此的書寫，除此之外還有對雪域高原、母親、大地、經文、羊群、狼、羊骨頭等的描寫與呈現，更有對祖先的故事遺跡的追蹤與暢想，比如《牧經》、《一個藏女的沉思》、《西藏的月夜》就對此有著很好的體現。后者還對人類的命運與族群的生存有所反思，“我——一個盲人——回歸于宇宙的盲人/人類的資源消耗殆盡，世界在沉默的哭泣”，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回應，“但是，我想停下來，去尋找那深奧的傳說/和族人永恒的脈根。”至于《少女之歌》《夢的鄰人》《一場雨的孤寂》《秋的火焰》《在夜的邊緣上》等幾首可以看作是作者內心對生活與詩歌的獨白與訴說，其中尤以《少女之歌》為集中：
 
遠方的人必須長途跋涉
去尋找黑暗中的那個詩人；
他們必須沿途打聽，
可有人見過誰在唱歌，
可有人見過誰在彈琴。
只有少女們鐵勿需詢問，
何處是通往形象的橋；
她們只需嫣然一笑，
這笑比銀盤中的珍珠
還要明亮、晶瑩。
她們生命中的每一扇門
都通向廣大的世界，
都通向一位詩人。
 
在此，我愿意把這首詩歌看作是關于詩的詩。當詩人殫精竭慮、冥思苦想在尋找詩的時候，其實詩就在你的身旁。“少女之歌”或許是最為純真的，也是最為樸實的，不需要一絲一毫的言語修辭，也不需要故作高深的思想偽裝，一切都那么的自然而然，是一種天然去雕飾，清水出芙蓉的美麗動容，“她們只需嫣然一笑，/這笑比銀盤中的珍珠/還要明亮、晶瑩”，這就是一首最美的詩。整體上而言，在對本民族文化寶庫開掘的深度與廣度上，央金拉姆的詩歌沒有耶律燕、阿丘月等人來得深刻與厚重。與她們的“重”相比，央金拉姆恰恰在“輕”這方面下功夫，因而也書寫了少數族裔詩歌的另外一番風景，另有其詩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維吾爾族的達利卜·安斯90后年輕女詩人更是如此。《日紋》是詩人真誠地唱給太陽的一曲美麗贊歌。作為大地上的親身勞作者，她對太陽、大地、作物棉花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棉花地里沒有什么人，敢站出來/光芒的太陽，如黑夜一樣的熄滅/我仍在勞動，在太陽臨終的那一刻/金色谷路上，誰在為了土地奔波。”在詩人眼里，太陽不僅是“火紅的磨砂”，它能夠“以溫度愛撫著黑夜”，而且還是點燃誕生的輝煌與光明的創(chuàng)世者：
 
穆斯林——生命是用來哺育的
研制光明的創(chuàng)世者
死亡了的神靈——你點燃了誕生的輝煌
請讓我在沙漠的遠方
化為一生的豎琴，走進你無上的光榮
用舌頭喝下太陽
構成一幅畫土地美麗的紋案
 
“用舌頭喝下太陽/構成一幅畫土地美麗的紋案”，既是太陽神力的顯現，也是詩人自己對詩歌的一種信仰的書寫。《宿地》《干了的詞》則書寫詩人內心的思想流動，有對愛情的憧憬，也有對人類命運的思索，也有對母親、大地的感激，也有對苦難的直面與見證，更有對幸福家園心靈住家的向往等等，這些詩思都體現了詩人所能到達的寫作邊界，體現了詩人的某種寫作能力。由于詩人在知識背景與視野眼界的差異，她們所展現出來的寫作詩域也不盡相同，與前述的幾位少數族裔女詩人相比，達利卜·安斯的詩寫實踐往往捉襟見肘，雖然在具體生活體驗的深刻性方面具有某些獨特性，但在詩思、語言、修辭及識力等方面就稍遜風騷了。
面對《語病的禮葬》這首詩歌，我更愿意認為，這是壯族90后女詩人李彥對兩種語言文化交流碰撞的思考。“我在寫作，像兩面樂曲的夢/從八個地方行走。”在現代化高度發(fā)展的今天，壯族很多地方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漢化同化現象。少數民族的漢化過程，表現得最為集中的就是語言。語言承載著一個地域、民族的文化與思想，因此不同的語詞其實是不同思想的頡頏博弈與爭斗。這其間的激烈與疼痛，只有個中人才更能夠感受到那份心靈真切與精神震顫。“在另一半的廢墟/藍色的燈芯，為誰死去/把幸福引渡，憂傷的痕跡在里面/但麻木了的喉嚨已經荒涼/一個詞語，又將是一個結果。”其他的詩歌，或對蛇紙的聯想與想象（《蛇紙》），或以“指甲”為視點展開的事物模寫及其對現實的體驗思考（《指甲》），或對時間及其方式的沉思（《時間的方式》），或對詩歌與詩情的書寫與抒懷，不一而足。這些詩歌的出現，在某個方面說明了詩人具有較為的以詩歌特有的方式來處理日常生活瑣碎的寫作能力。
總的來說，就專欄中的這些少數民族90后女性詩人的作品來說，有一些詩人如阿勒丘、耶律燕、孟曉雨、阿丘月，能夠結合本民族特有的地域文化展開合理的想象與對話，在現實、夢幻與傳統(tǒng)等多維度展開古今話語的對接與集體記憶的激活，展現出較強的詩歌寫作能力；也有一些詩人如央金拉姆、達利卜·安斯則由于知識結構與教育背景等原因，雖然對本民族文化心理特色有所挖掘與接續(xù)，但是她們的詩歌作品在理論識見、眼界視野等方面也表現出明顯的不足，洞見與盲視并存。而且最遺憾的是，在這幾位90后女性詩人的這些作品中，還沒有見到發(fā)星早年在論述彝族女性詩人魯娟詩歌中所指認的“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這種明顯特質。或許這與她們的人生社會歷練有很大關系。其實，此專欄所入選的少數民族女詩人詩選的數量還可以多一些，風格還可以豐富多樣化一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詩人在處理詞與物的關聯上，還顯得生澀與蕪雜，有些地方不能很好地、較為清晰地表達自己心中所要表達書寫的詩思。瑕不掩瑜，她們所表現出來的詩歌寫作能力與對少數族裔詩歌的思考本身足以讓人感動與感奮，她們未來的詩歌寫作道路將會是無可限量的。換言之，以上詩人從各自特有的民族心理與文化為入口，一方面挖掘自身民族文化的有效寫作資源，進行理論的對接與實踐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在多種民族、地域文化的交互影響下，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與新元素，豐富發(fā)展了自己所在民族的文化精神。這樣的詩寫實踐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四、反思與啟示：有根的詩歌寫作
 
細心的讀者已經注意到，發(fā)星等人把漢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稱之為“邊緣民族”。發(fā)星在《獨立》第15期“中國邊緣民族現代詩大展專輯”前言《邊緣詩歌革命的前兆與預謀》一文中，認為人們習常使用的“少數民族”在漢語詞典中帶有偏狹不公的意思，因而在論述中他以“邊緣民族”來替換它。發(fā)星指出“邊緣民族”的含義由以下幾個重要因素構成：一、邊緣民族在地理上屬于邊緣；二、邊緣民族在話語上屬于邊緣；三、邊緣民族在思想姿態(tài)與民族文化個性獨立上屬于邊緣。發(fā)星從地理空間、話語權力、思想姿態(tài)與個性獨立等方面指出“邊緣”的特征對“邊緣民族”詩歌的寫作方向具有重要的詩學價值與現實意義。然而，需要追問的是：什么是中心？什么是邊緣？這些都是由誰來規(guī)定的？
假如真的存在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的話，稱少數民族為“邊緣民族”，那么漢族就是所謂的“中心”民族。從民族的結構來說，漢族人口比例占據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占據一個主導的位置，它相對于漢族意外的其他民族是位居“中心”的位置。然而，政治、經濟、文化等的中心地位，卻并不是說明它一切的一切都位居中心位置。在全球化發(fā)展浪潮席卷之下，一切地方都將變?yōu)椤暗厍虼濉薄Ｒ簿褪钦f，當每一個地方都是中心的時候，它也就每一個地方都是邊緣，反之亦然。葉芝在《基督重臨》中早已指出：“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處彌漫著一片混亂。”在現代性的裹挾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再也沒有了“中心”可言，要有的話，那也是人為的自我劃限。因此，在世界發(fā)展迅猛的格局中，中心與邊緣的對舉，其中更為凸顯的是權力話語的這個外在力量因素。在某種意義上，少數民族的發(fā)展遭到現代性的壓抑，成為“被壓抑的現代性”的客體。隨著全球經濟的發(fā)展，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與互補發(fā)展，多民族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豐富性與復雜性的態(tài)勢。恰如阿莫茲·奧茲所言：“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因此，原先被稱之為“少數或邊緣”的民族，現在大可不必再自稱為“少數民族或邊緣民族”，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凸顯自己民族（地域）文化的特色，在此意義上，中心的也是邊緣的，邊緣的也是中心的。梭羅曾經這樣說道：“邊緣不是世界結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闡明自身的地方。” 少數族裔文學的這種策略，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少數邊緣向中心的滑動與謀求，而是自我身份認同內在建構與族裔性本位意識凸顯的必然延伸。少數民族之族裔性的強調，一方面成為他們自身民族身份自我認同與族裔情感表達的內在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少數民族文化的精神自覺與重建的發(fā)展邏輯使然。在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少數族裔詩歌寫作風格品質與精神面貌對民族本位的自覺意識、文化身份追求、文化根性固守等等，將會成為少數族裔未來一代詩人寫作的內在驅動力。也正因為如此，發(fā)星也不無清醒地指出了原民族寫作被消解的幾大因素：“1、來自世界的強勢文化一統(tǒng)的侵襲與蠶食；2、來自漢文化主流意識文化體制局限規(guī)則的執(zhí)行與修改；3、來自用漢語寫作過程中，母語文化因素的削解與減少；4、來自原族內部沒有責任與使命意識文化攜帶者的叛離與陌生。”（《邊緣詩歌革命的前兆與預謀》）這種憂傷憂思來自內部與外部的互動關系，是一種辯證的深刻思考。
這種詩寫姿態(tài)是邊緣的、獨立的、自由的思想立場。在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訓下，這種立場與追求日益昭示出它的精神魅力與歷史價值。在此意義上，少數族裔詩歌寫作是一種有根、有方向的寫作，更是一種有尊嚴的寫作。有可以平等對話的“他者”的存在，獲取有根性的穩(wěn)固，這就可以拋卻那種浮萍的、虛空的囈語或語言游戲式寫作。地域作為有根與有方向的寫作，能夠使他們的寫作找到堅實的立足點與原點，從而收獲大氣、充沛、沉穩(wěn)、光亮，乃至有內容、有生命、有精血的詩歌作品。一個地域以其博大的母性文化與大自然饋贈，能夠迅速觸及人的軀體、靈魂與血液，并且讓其輕易激活原鄉(xiāng)經驗與歷史記憶，從而產生出強大的精神原創(chuàng)力與生命力。誠如發(fā)星所言：“每一個自覺地有文化使命的寫作者都應該是本民族文化的專家、學者，只有深入了自身文化內層，積累沉淀了自身文化原質，才能以家園與靈魂來去有依的根性意識在寫作上游刃有余，而具有方向感與責任感的寫作。”《邊緣詩歌革命的前兆與預謀》）寫作者只有身心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母性文化血脈中，并且對異域、異族文化有兼容并包的自由吞吐吸納意識，在開放對話碰撞中，才能重建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與文化自信。
有根的寫作、有尊嚴的寫作，它本身就要去是獨立的寫作，是自由的寫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所有有擔當的詩寫實踐者的追求與信仰。發(fā)星對“獨立”的理解與闡釋，深刻全面，富于洞見，發(fā)人深省，在今天看來它同樣保持著它的銳利與鋒芒。在此有必要全引如下：
 
寫作獨立性在我看來，有如下含義：一是寫作者姿態(tài)上的前傾獨立，且寫作語言風格，不依附、不隨流、不俗眾的個性。二是寫作者語言背后文化根性的獨立，即以寫作母源文化的個性、獨立性為寫作前件，在吸收、交融其它民族先進文化的基礎上，使自身文化得到飽滿與再造，而自身文化是一個獨立堅硬的體系。他應該剔除奴性、狗性與軟弱性。三是寫作者思想靈魂信仰的獨立，一切從文化流源出發(fā)來延伸與繁盛自已的精神層次與質量，沒有信仰與思想、文化根性的寫作是空洞的寫作。其實以上三個獨立是互混的，但強調的重點在思想文化上的首先獨立，才有寫作的獨立。（《邊緣詩歌革命的前兆與預謀》）
 
相對于其他少數民族的詩歌寫作，彝族漢語現代詩在這一方面就表現出較為自覺與清醒的訴求。彝族現代詩的繁榮，不僅有深刻思辨的原創(chuàng)詩學理論體系做基礎，還有眾多詩人提供出眾多堅實的詩歌文本做支撐，在發(fā)表園地上也得天獨厚，因而他們的路會走得更遠，走得更寬闊，近幾十年的發(fā)展碩果對中國當代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發(fā)星的“地域詩歌寫作”到比曲積布的“世界地域寫作”，我們都可以從中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強有力的聲音。因此，當比曲積布以《大地》的創(chuàng)刊為平臺，帶領他的90后美眉兄弟們搖旗吶喊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感奮于他們的先鋒姿態(tài)，以及勢不可擋的勇氣與銳氣。讓我們靜靜傾聽他們的呼聲：
 
今天《大地》創(chuàng)刊就是抒寫世界上的各個民族地域——“世界地域寫作”，我們要守護和銘記自己有根性的、有母性的那個我們土生土長的地域，因為離開了它，我們的眼睛就會黑暗，我們就會在現代社會的浪潮中迷失自己，不管是哪個時候，那個母族的地域是靈魂和生命之根。擺在《大地》和“邊緣民族90后詩群”面前的是一個人類精神文明最邊緣最被漠視的時代，作為剛現雛形的我們，更要回歸自己生養(yǎng)我們的那個地域，凈化現代經濟時代的一些污濁，放眼世界，用自己詩歌的火焰在與各個民族碰撞中生成自己的靈魂與血肉——做一個完整的健康的人。
 
《大地》和“邊緣民族90后詩群”的自覺與清醒，讓我們看到了新鮮的血液與充滿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期待著。通過《大地》及其“邊緣民族90后詩群”專欄，讓我有了閱讀這些充滿朝氣活力的詩篇和詩人們的機會。這些資料打開了我的閱讀視野，使我發(fā)現了一片嶄新的、喜悅的詩歌天空。
總之，少數族裔現代詩是中國當代詩歌發(fā)展的重要力量所在。他們的獨特言說、運思方式、審美旨趣、美學訴求與價值立場等，給外界呈現了一種異質性的詩歌話語體系，對中國當代詩歌的建設在思想、語言、修辭、意象、美學、經驗等等方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詩寫經驗。“重寫文學史”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觀”及其批評實踐，如果忽視了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績，屬于第一重不完整與缺陷的話，那么再對中國少數族裔文學的歷史與成就熟視無睹視而不見，那將會是第二重不完整與缺陷。這是一種嚴重的缺陷，更是歷史的虛妄與文學史書寫的巨大漏洞。因而，國內外學界有足夠的理由應該對以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學存在給予應有的重視與研究。

 
蘇文健：近年崛起的青年新銳評論家，文學博士，現在福建泉州華僑大學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