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炳吾師
 

                                               
1
 
1993年9月份，新入學的文藝學專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在主樓八層的中文系會議室召開師生見面會。在會議開始之前，門是開著的，大多數同學和老師都已經入座了。突然間，進來了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她大聲地說話，質問在場的人，有沒有見到一個叫某某某的人。倒不是我故意隱藏這個人的名字，而是她要找的人，我們都不認識，只是驚訝于她的氣憤。童老師問我們：“怎么回事？她要找的人在不在這里？”大家當然面面相覷。這時候辦公室的袁金良老師路過門口，童老師就請袁老師幫忙，請他幫著找到這個婦女想要找到的人。袁老師一看那個人，說：“哎呀，怎么又是你呀！”就把那個人帶出去了。袁老師很快又轉回身，對我們說：“沒事，這個人精神好像有問題，來過好幾次了。”——幾乎是一瞬間，最多就是幾分鐘之間發生的事情，可是這一個瞬間，可以說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袋里。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什么會對這個瞬間感興趣，但今天想想，難道不是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童老師嗎？一件潔白的襯衣穿在他的身上。
 
啊，襯衣，潔白的襯衣。幾年后，當我在《師大周報》上讀到老師發表的《上課的感覺》，才知道，每一次上課，每一次在公開場合跟學生見面，老師的襯衣都是剛剛清洗熨燙過的，我才將那一次初見和老師著裝理念聯系起來。那件潔白的襯衣像一道鋒利的月光，穿透了二十多年的歲月。這一道月光太鋒利了，以至于我認為，老師的這個樣子，是不可以比擬的。每當我發現自己在著裝上過于隨意這一個缺陷的時候，我都會用整潔的不可比擬性來安慰自己，尋找退路，因為我認為，老師就是老師，有他在，我永遠都可以沉湎在學生身份里，任性隨意。讀碩士期間我的導師是李壯鷹老師，李老師儀表帥氣，曾經代表北師大教工參加過北京高校系統的模特大賽，定妝照就掛在教工餐廳門口的櫥窗里。童老師說：“李壯鷹啊，外秀內中，很有學問?！崩罾蠋熃o我們講“中國古代詩學六論”的課程，但作為他的弟子，我卻總是超越不了在本科階段自學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印象，所以不久之后就逃避到當時流行的西方文論和新潮小說的書籍里面去了。碩士畢業這么多年都疏于和李壯鷹老師聯系，全然因為自己在古代文論專業上的不求上進和沒有成果。但是，他和童老師對儀表的重視，卻是我永遠都不能忘記的事。
 
除了白襯衣，那天的事情還有我更不能忘記的部分。送走了那個婦女和袁金良老師，我們頓時開始嘁嘁喳喳起來，基本態度是：啊，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她怎么可以闖到這個地方來呢？好像我們那個群體和氣氛都很高級，不容打擾似的。但童老師一邊關門，一邊輕笑著，對我們說：唉，挺可憐的，她到底在找誰呢？
 
要知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童老師，第一次聽到他講話。他怎么能講這么通俗易懂的話呢？他怎么會像我心里常有的好奇心那樣，關心一個某種程度上的“瘋女人”的愿望呢？要知道，在我們大四期間準備考研的時候，有一次碰到張燕玲老師（她是我們本科生的生活輔導員），就住在女生樓中北樓的三層，有一次碰見我，問我考什么專業，我說考文藝學里面的古代文論。她說：“就是，童老師太難考了?！蹦菚r候，我一門心思要博古通今，專心專意要念古代文論，還沒有考慮到要當童老師的學生，但她的話，卻直接在我的腦子里形成了一個非常主觀的印象，那就是：與童老師有關的事情，都太“難”了。一個與“難”有關的人，怎么會說這種簡單易懂的話呢？
 
2
 
我一直在努力實踐著一個與文學和寫作有關的人生構想。這個構想并不是要獲得什么外在的可識別的成功，而是要保持一種“寫”的狀態。認為這種狀態，可以讓我確認自己的存在，可以讓自己的存在更有意義。這個寫的過程，大概從小學時期就開始了。開始于對“記某某某人的幾件事”那樣的作文題目的三段論式的文章形式的模仿，開始于1970年代末小學課本中對于祖國壯麗山河和農業生產生活的田園牧歌式的贊美，開始于騎自行車摔斷胳膊之后在家養病的疼痛而美好的寂寞；然后在初中，在高中，在那些早起以后路燈下的朗讀中，在假日里村口果園樹杈上的“隱居”中，一些文學化的情景和語言的鏈，總會在自己的腦子里形成。
 
然后就是上大學以后對于文學專業的選擇，對于古今中外文學典籍的“掌握”的雄心。然后在讀書破萬卷的雄心并未實現的時候，自己迫不及待地開始在校報上發表散文作品了。一開始在山西師大校報，后來在北京師大的《師大周報》。這種總在校報發表小文章的經歷，最終決定了我至今仍是一個在師友親朋圈子里被閱讀的人。——童老師大概就是在《師大周報》的副刊注意到我的。我想這個留意，也可能首先源于程老師的留意。程正民老師、1993年與我一起讀碩士的同學、1996年與我一起讀博士的同學，我們在課堂上，在課間，在路上偶遇的談話中，總會說起我在某篇文章里面寫了些什么。像程老師，他總會很自然地說：“這就像裴亞莉在她的文章里寫到的那樣?！蔽业奶欤孟衲切┒温浜拖敕ㄊ呛苡幸馑嫉囊粯印＠顝V倉師兄讀了《晚雨如約》，說：“唉，堪稱完美?！秉S卓越師兄說：“重點是要多寫。量積累起來了，質也就上去了?！敝T如此類，讓人難忘。我想是程老師給童老師推薦了我的那些小小的文章。那時候，程老師的學生劉宇師姐（腳印）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中篇小說選刊》，童老師和程老師一起，向我介紹了師姐，也向師姐介紹了我。畢業前，每個同學都應該有一個社會實踐的經歷，劉宇師姐又向《中華散文》的副主編劉會軍老師介紹了我，讓我在雜志社處理自然來稿。臺灣出版事業家蔡金安先生約請劉會軍老師為他編輯一套大陸校園作者的叢書，劉老師就推薦了我，于是有了我在臺南金安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個集子《舞緣》，繼而結識了經驗豐富的臺灣文藝女青年林杏娥……一長串的人名，一長串的情誼。
 
《舞緣》出版，臺版書典雅的設計、豪奢的紙張讓我和我贈閱的師友都感到驚艷。童老師拿到贈書，很快看完了。某一天下午，晚飯后，正在12樓一層西北拐角的那間宿舍里和舍友張宏閑談，敲門聲起，童老師進來了。他開心地笑著，說：“你的書我看了，不錯。不過，到底是年輕，有些篇章還不成熟?！睆埡昴菚r候也正在熱心地督促我多寫東西，三個人一起，老師問我們讀什么書，怎么處理創作和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他說的很少，興致勃勃聽我們肆無忌憚地口出狂言。老師走的時候，指著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個袋子，說：“祝賀你新書出版，給你帶了些點心。”——送走老師，我們打開那個袋子，里面是一盒丹麥曲奇餅！一盒茉莉花茶！作為一個幾乎完全靠獎學金生活，一個幾乎從未在學校食堂外吃過東西的人，一盒丹麥曲奇餅和一盒茉莉花茶，那就是個人飲食歷史上的劃時代的物件，因為它們刷新了我的味覺經驗，刷新了我的人際交往的經驗：我面前擺放的，是來自老師的曲奇餅和茉莉花茶。因為這種經驗，我在自己擁有某種美好的感受和美好的“物件”的時候，都會樂意與好友分享，與學生分享。這一次，為送別老師到北京，見到阿麗，執意要把自己正在喝的安吉白茶送她一盒，要把本來給程老師的大紅棗分一盒給初孕的段愷，為的是，能夠改變味覺的師生經驗，那種切中了學生現實處境的禮物，在我的個人知識體系中，是那種最難以忘懷的師生經驗，是伴隨我一生的師生經驗，在我沒有可能將有關這個經驗的感想與老師分享時候，我不由得要把老師給予我的愛，傳遞給自己曾經的學生。
所以就這一個層面的經驗看，我珍惜的東西，首先是形而下的。似乎最初從老師那里獲得的，并不是思想上得到了什么，而是味覺上得到了什么，在口腹的滿足感上得到了什么。后來，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和饒曙光老師合作的《新時期電影文化思潮》出版，童老師問我：“你吃過龍蝦嗎？”沒有。“那我請你吃龍蝦，祝賀你新作出版?！钡诙闻c老師的有關味覺的交往，又是與新作的出版有關，在雙秀公園附近的一家好像與頤和園或者御膳坊有什么關系的菜館，生平第一次吃龍蝦。——我想這應該是一種很貴的東西。但再貴的東西，抑或是再便宜的東西，來自老師，它于我而言，是一種賦予，是愛和經驗的唯一性的賦予，是一種世界領域的寬廣性和縱深性的賦予，我從未、也不可能在價格上考量相類似的問題。
 
然后就是某一次在小紅樓的家里去看望老師，老師讓小郭切了一個火龍果給我吃。“這個好吃！”我不覺得，我覺得火龍果是沙拉里面用來匹配顏色的一種東西，它是沒有味道的。老師聽了我的解釋，說，“那你太粗心了。火龍果是好東西，對身體有好處?！边@時候，2012年的秋天，此生最后一次和老師面談；而且，自己已經不是任性的人了，已經經受了生活的多種冷與熱、善意、調侃和打擊，能夠聽進去老師的話里面那些有營養的成分，于是就開始吃了，嘗到了潔白的果肉里面淡遠的甜味。那天下午，一個人，吃完了整盤子的火龍果，從那時起變成了喜歡火龍果的人。
 
——這種味覺開拓的經驗并不是很多，但已經足以讓我驕傲。也許也有同學和老師之間有這樣的“味覺開拓”經驗，但我永遠珍視我自己的那一份，并且認為“這一個”，是一個“唯一”。2002年夏天，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的年會在西安召開，童老師提前到達，和他的老朋友暢廣元老師相聚。我陪著兩位先生到太白山一游，夜宿太白賓館。晚飯的時候點菜，童老師點了一個芽菜炒竹筍，說：“北方人不太會做筍，試試看這里做得怎么樣?！蔽覍蠋熣f：“秦嶺是中國南北的分界線了，離南方已經不遠，也許會不錯?！蹦翘斓墓S確實夠美味。我們在飯后散步，夜間的白云纏繞著座座山頭，像王維的詩中所寫的那樣：“山從人面起，云傍馬頭生?！边@些山和云，互相連接著，延展著，估計也讓老師想起了童年時期在福建的很多事情。所以我想，那筍里面，應該有不少鄉愁吧。那一次太白山的陪伴和筍的經驗，今天看來，較之于曲奇餅、較之于龍蝦和火龍果，筍，它更富生長的意味和普遍的意味，更富有綿延的意味；老師是桃李滿天下的人，只有在他對事物的愛和對學生的愛具備一如既往的延展的特征、具備天涯海角的輻射的能力、具備同一根而無數枝葉的繁衍的能力，這才是童老師，而不是我，或者我們。
 
3
 
在我們讀碩士的時候，童老師給北師大中文系所有文學專業的同學開設“文學基礎理論”課程，很有雄心也很有創意地用幾十個詞匯來概括文學理論的特性。正如他自己在文章里面所寫的那樣，他每一堂課都是穿著新洗過熨燙過的襯衣來上課——那時候我只看過《上課的感覺》（后更名為《節日》），最近看到在各種媒介上廣為流傳的《教師的生命投入》，才知道，他也會特意為上課而洗澡。唉，老師啊。——那一個學期的理論課，說實話，在我們那些1990年代初求學的年少氣盛的幼稚學生看來，顯得有些太平穩了：既無形式主義的犀利，也無現代主義的玄奧，更無后現代主義的消解性或者“?？隆彼枷氲纳衩匦裕ó敃r?？略谖覀兛磥硎巧衩氐模?。我們懷著一種欣賞老師的激情的態度，上完了那一個學期的課。我以為除了老師的激情和認真，自己不會在將來引用老師講的幾十種概念中的任何一種。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事實證明，求學時代老師在課堂上的所作所為，對學生的影響是難以“去除“的。6年后，當我在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開始給新入學的本科生講第一節文學理論課的時候，我意識到，這些僅僅學過中學語文課程的年輕人，首先要知道的，不是“文學理論”為何物，而是文學是什么。但是這個題目太大了，我只能舉例子，所以，第一節課的標題，成了：“文學可以是……”也就是說：文學可以是省略號。我最終難以避免地選擇了以羅列的方式進入某一個話題，這就是童老師給我們上的那一門課的方式。——事實上，王一川老師在我們的本科時代給我們講“文學是慣例”那一堂課的內容，羅鋼老師在我們碩士期間給我們開設“二十世紀西方文論”所使用的每人準備一個流派在課堂上做主講的授課方式，都被我幾乎原封不動地挪用在了自己的課堂上。中國歷代學子，引述孔孟老莊的話，必定不算抄襲；而從北師大畢業的文藝學的學生，挪用文藝學專業的任何一位老師的課堂內容和方式，也恐怕首先是一種感謝和銘記。尤其是我們這些在外省工作的學生，由于很難保持那種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和隨時隨地的學習，這種以挪用當作感謝和銘記的目的，更顯著些。
 
也是在童老師的這一門課上，他為了向我們說明寫一篇成功的學位論文的不容易，經常要舉羅鋼老師的例子：“人家羅鋼，為寫博士論文，每天騎著破自行車，帶著燒餅，到北圖去查資料?！边@個例子舉得次數是那樣多，以至于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幾乎可以說是窮盡了一切辦法，到處搜尋羅鋼老師的博士論文，最終達到了人手一冊的收藏率。大家動輒翻開童老師為《歷史匯流中的抉擇》寫的序，將其中的第一個自然段大聲朗讀。這是多有意思的往昔啊。如何寫論文并不是以一種嚴格的規范的方式被我們知曉，而是以一種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從北師大到北圖這樣的畫面被我們知曉，而且，“燒餅”這個小小的物件，又在提示著這個過程中的某種克己和艱辛。整個1990年代的北京，自行車依然是交通工具的主體。騎著自行車，我們可能到達任何一個地方；但同時，只有我們騎著自行車從學院南路的校門出發，途徑索家墳、魏公村、白石橋，到達紫竹院的過程中，自行車這一件東西，才是與我們的求學生涯和理想形象聯系在一起的。這種對于經驗的價值判斷，可以說，完全來自于童老師的例舉、描述和肯定，在老師的語言中，某種經驗被符號化，被神話化了，它以一種強有力的方式，形塑了我們的意識形態和外在形態。
 
童老師私下里也喜歡給我們評述王一川老師，內容重復最多的（或者說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家王一川，做老師有為師之道，做父親有為父之道，做丈夫有為夫之道。”一派欣欣然全盤肯定的態度。老師說了三個方面，但我猜可能也包括“做學生有為學生之道”這一方面的意思，只不過老師欣賞王老師，只是夸贊王老師，并不刻意要用王老師鞭策我們，所以不提“學生”這一個層面的意思。但這沒有被老師說出的這一點，我卻總要在潛意識里將其補充完全，因為我知道，我可能正好就是那種“做學生沒有學生的樣子的學生”。
 
什么是“做學生的樣子”呢？像童老師自己所做的那樣，他常常會說：“我的老師黃藥眠先生曾經說過……”這種句式在此前的我這里，是很少出現的。今天（我寫這一段文字的時候，2015年6月30日），距離老師離開我們，半個月過去了。每天晚上，當我放下一切手邊的事情的時候，那些跟隨老師求學和與老師交往的一些事件和情景，總會如約而至，跑來在腦子里活躍，將睡意趕走。這些事件和情景，基本上可以說是在以“我的老師童慶炳先生曾經對我說……”這樣的句式在自言自語，但這種句式的開始，最早不會早于老師做胃切除手術的2008年，而且一定晚于師母去世的2009年。在此之前，老師每周爬一次香山，每年發表大量的文章，出版多種著作，操心多種事情，讓我感到，自己比他還要衰老?？偸怯X得老師比自己年輕，因為他有活力，有毅力，有行動力。2008年秋天到2009年秋天，我外出訪學，回來的時候被告知發生在老師身上的兩件大事，頓時覺得自己總認為老師比自己“年輕”的感受，是某種意義上的“忤逆”，心里懊悔起來，繼而開始將老師當做“老人”來看待。在這樣的情景中，想起自己求學時代的諸多任性舉動和老師的教導與包容，實在說明，自己真的就是那種不懂學生之道的學生。
 
像告別那天在大巴車上，蘇文菁師姐含著眼淚笑著說的那樣：“童老師肯定會給學弟學妹說：我把蘇文菁罵哭了。”其實豈止是文菁師姐。作為童老師的學生，在論文寫作過程中被罵哭，被罵懵，這是常常有的事情。我好奇的是：為什么同學們總是常常被罵，可是在多年后的今天，要徹底跟老師的肉身告別的時候，卻總覺得自己被愛著？我照例是被罵的那一個，而與師姐和師兄們的反應卻大大不同。陶水平師兄說：老師罵了他，嚇得他都不敢跟老師一起去參加學術會議；蔣濟永師兄說，老師罵了他，嚇得他都不敢回家過年；而我，挨了罵，選擇的是逃之夭夭，繼續躲在圖書館的某個角落里，任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繼續寫自己的論文。——這個過程當然沒有繼續下去，因為最終，自己還是很不情愿地“妥協”了。跟著老師的指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后，老師喜氣洋洋向答辯委員會的老師們敬酒，說這個學生的論文完成得不容易。那時候，我并不知道，這個不容易，并非僅僅是在說我寫得不容易，一定還包括，老師的指導過程，也并不容易。今天，自己做老師，指導學生論文，才真正體會到，遇到“不聽話”的學生時的那種“生氣”。但是，自己并沒有罵學生，也很少把學生罵哭，這是否就意味著將來，學生不會以愛的方式來記憶他們的當年？我只有在時間中等待，等待時間來揭曉學生在畢業以后是否依然在意并且繼續對那些學生時代的問題的思考這一問題的答案。
 
4
 
在我畢業到陜西師大工作后，和老師的會面，有一些機會是因他到陜西，比如那次太白山之行；有些時候是在北京。我因為一些事情到北京，總會將看望老師當做那次行程的一部分內容。自從師母去世之后，每次去看望老師，他都要留我在家吃飯，說：“讓小郭做?！倍?，自從師母去世后，我開始喜歡帶“食物”給老師到北京了。背著雙肩背，曾經帶過陜北的小米和豆子，曾經帶過洛川蘋果。負重看望老師，好像這個舉動本身就是一種儀式。想到老師曾經給予我的“味覺的經驗”，我現在也可以用身體力行的方式回饋，心里稍稍會原諒一些自己在往日的任性。
 
2010年深秋，老師最后一次來訪陜西師大，要求去登華山。李西建院長聽說，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先生前兩年才做過胃切除手術，現在還有登臨之豪情，可見身體恢復不錯；擔心的是，畢竟年紀大了。他囑咐我：“坐纜車到北峰，轉一轉就好了?！蔽掖饝?，邀請男性的同事兼好友段宗社和朱立挺與我一起陪老師上華山，心想一旦有什么差池，他倆可以有力地幫到我。坐纜車上了北峰，剛把西建老師的話轉述給老師，他就哈哈大笑：“你們院長太低估我的水平了！”執意要將西峰和南峰都走過。——從早上7點我們從西安出發，登山結束回到住處，已經是晚上8點。一路上，他快步行走，我們只能勉強跟隨。在往西峰走的路上，遇到一個年齡75歲的挑山工正在休息，老師興致勃勃地跟人家攀談、合影留念，說：“看人家，75歲還挑東西上山，我也75歲，沒有任何負重，怎能懈怠。”登臨西峰，游人已經非常稀少，西岳刀劈斧削般的壯麗景象令我難以用語言贊嘆，驀然回首，發現狹窄的崖壁邊的小路旁有一個小小的山神廟，趕緊走進去，俯身磕頭，誠懇地拜了幾拜。走出來，老師疑惑地看著我：“你去拜的是什么？”因為我拜的是“無功利”的美，是專業知識里面的基礎，所以不好意思將套話向老師匯報。返回北峰時，正是夕照滿山，簡直就是長安畫派代表藝術家何海霞“金碧華山”的現實版。北峰上有很多人系鎖子求平安，童老師也求了兩個，一個給童小溪和戰洋，祝他們恩愛美滿，一個給小郭和她的家人，祝他們平安幸福。那時候想起了自己在山神廟里面的俯身之拜，為的只是美景，現在，我也要求系一個鎖，讓這個鎖子將華山的雄姿牢牢地鎖在老師的記憶里，并保佑他健康平安。老師又問：“你鎖的是什么？”那時候，我就更不好意思告訴他了，所以轉而去說先前的心思：“鎖住美景?。　彼止笮Γ孟裼X得我搞笑。
 
那次老師到西安，我向他介紹我們幾個同事辦的同仁隨筆刊物《呼吸》，他很感興趣，回到北京，和幾個博士生開始辦《脈動》，說這個刊名與《呼吸》是相似的意思，而且更有趣，“因為這并非一種飲料！”老師在某次的電話中說明《脈動》與《呼吸》間互相生發的關系，讓我開心，因為這讓我知道，老師一直是喜歡那種“寫點什么”的感覺的。
 
5
 
每過三五年，就會有機會在陜西見面，或者，每過一兩年，就會在北師大老師居住的紅樓見面（也曾經在老師租住的奧運村附近的住處看望過他）……以為時光會一直這樣慢慢悠悠地過……
 
以為有機會老師再到西安，我可以讓他看看我刻意保存的他在電腦升級換代后送給我讓我寫論文的他“退役”了的“美國原裝奔騰286電腦”（老師自己的話） ……以及他與這一臺電腦一起送給我的針式打印機……還有我用那臺電腦寫出來用那一臺打印機打印出來的被他否定獲肯定的論文……
 
然而，時光的無垠和人生的有限，畢竟是打擊我們所有人的真理……而即便我知道這是真理，當時光將愛過我們的人和我們所愛的人從這個世界上帶走的時候，我還是怨恨時光的，盡管老師已經很累，但是他并沒有準備好現在就走。
 
——5月18日，趙勇到陜西師大參加學生論文答辯，道別的時候，我問他老師的身體狀況怎樣？他說：“好著呢，幾天前中心開會，老師全程參加了呢?！蹦俏揖头判牧耍梢詫⑿鲁霭娴募印吨挥兴墒罅私馕业男摹氛堏w勇帶一本回去給老師了。趴在車子的后蓋上，想想，寫一句什么話給老師呢？陽光燦爛，我寫“慶炳吾師悅讀”。私下里想，敢于將老師那鼎鼎的“童”字去掉的學生，可能不多吧！大概一個星期以后，接到老師的電話，大聲說：“你的書我看了！”我問怎么樣，他說字太??！太讓我害羞了。不知道老師是怎樣看完了那些小小的字。老師繼而談了他的全集已經編好，暑假打算到福建參加小學同學聚會的事，又問我胖丫怎么樣。我說他們會罵人了，會說“裴亞莉是壞蛋”，一邊說，一邊就聽到老師那里爆發出哈哈的大笑。多好玩啊，三四十分鐘的電話，談的全是未來的事。
 
老師在北京金山嶺長城的藍天白云間離開了我們。想到將來到北京，再也沒有像小紅樓那樣的一個地方允許我們去打擾，想到那個8545的電話再也不會被自己期待的人接聽，我們的世界所缺失掉的東西，沒有辦法用確切的語言來描述。但是想到老師離開的方式和地點，那也只有老師那樣的眼里有山河，心里有山河，腳下有山河，筆下有山河的人，才能夠修來的福分。這種方式，這種壯麗，老師是有預判的，像他在《教師的生命投入》里所寫的那樣。
 
 
6
 
2015年6月18日一早，5點半，就醒來了。認真地洗了賓館房間的水杯，泡了自己隨身帶著的安吉白茶。又從包里拿出頭一天和蘇文菁師姐、劉燕、白春香一起買的賽百味的全麥面包。認真地喝著茶，認真地嚼著面包。偶爾拉開窗簾，看看窗外如洗的藍天。唉，老師啊，直到今天的這一頓早餐，我才真正體會到了你生命中一直在踐行著的認真的精神。藍天浩蕩，而此時此刻，自己所在的空間，又是如此的狹小有限；時間無盡，可我們的生命，卻是如此的短暫；人生已然短暫，而我們能夠相互領悟的瞬間，更是如此的少而又少，這如何讓人不悲催？
 
從北師大開往八寶山的大巴車浩浩蕩蕩。我在自己乘坐的2號車上看到了很多老師、學長、學弟、學妹，在八寶山的院子見到的相識的人，就更多了。清風和陽光一起拂動著我們的身體和心緒，唉，老師，這就是你的風格啊。不是陰雨天，不是悶熱天，是晴天，而且是有風的晴天，燦爛，十足的舒適。時空中的一切，似乎繼續在行使著某種來自老師的影響力，將這些曾與他相關的所有人，再次召集在一起。這些人，也許從未相互見到過，也從未相互聽到過，可是因為童慶炳的名字，他們之間獲得了相互理解的路徑和橋梁。眼淚固然在表明著生死離別的痛惜，可是，在眼淚中的擁抱，難道不是也在生長著某種嶄新的力量？這種力量來自陽光一樣的襟懷，來自難以想象的像冪一樣的愛的播撒，來自于誠懇，來自于絕不退卻的艱辛的攀登和勞作。
 
然而離別之所以令人痛心，其最大的原因，還在于今天的這些領悟，全部是遲來的領悟。我還沒有找到機會向老師表白我的領悟。或者，實際情況是：我是直到今天，直到再也不可能和老師對談的今天，才獲得了這樣的領悟。是老師生命的消失，向我棒喝了這樣的領悟。——作為在外地工作的學生，我和其他幾位舊時同學從大巴車上提下自己的行李，打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直接到返程的火車站去。但是，行李放在身邊，大家卻都不急著離開，就在八寶山院子里站著，坐著，說著以前的事情。陽光繼續普照，清風繼續拂面，可是突然，空氣中開始彌漫一種焦灼的味道，抬頭看去，不遠處的煙囪正在冒起洶涌的濃煙。天哪，老師，那是你嗎？深深地呼吸著這奇怪的味道，煙的味道和被自己逼回眼眶的淚水混合在一起，成為胃囊里面的一部分內容。唉，老師，難道我們最后的交往，也必然是以味覺的方式嗎？唉，唉，唉！老師，想要為了你的離開而遠行，但是院子就這么小，我的腳步沒有地方可以去啊。如果那濃密的煙霧真的是你，我所吸進身體的你，和我的眼淚，必然會催促著內心里的另一個我，去遠行。她將走過山川，走過江河，走過平原，走過大海，去尋找那個曾經談笑風生你，那個曾經給了我過多愛護的你，那個助長著我的任性的你，那個對我也許有很多不滿的你。然而，不管是怎樣的你，只要有你。唉，老師，得有多少次的嘆息，才能解決我心頭的這些遺憾和不平？得要多少個書寫的夜晚，我才能將那些時刻會浮現在眼前的場景和事件，變成文字，將他們從屬于我個人記憶的事物，變成非個人的事物，減輕記憶的負擔？要知道，只要你活著，這所有的記憶，都是人生錦緞上的絢麗的花朵，可是，你離開了，這些記憶，就是未曾報答的恩情，是恩情的重擔。我，我們，把這些恩情，還給誰呢？
 
                   
2015年6月30日
 
作者：裴亞莉
                    
（裴亞莉，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