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題目:寧肯:三個三重奏
播出時間:2014年11月11日
播出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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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肯,著名作家,老舍文學獎獲得者。《十月》雜志副主編。
寧肯:我的二十世紀
1959 年
世紀中葉,一個被希望是女孩的嬰兒誕生。那時男孩多,顏色差不多,大大小小,模模糊糊,滿街筒子滾土豆,也分不清誰是誰家的。女孩也有,少,或者不怎么出來?我們家鄰居,12345678只有4和5 是女孩,剩下的全是男孩,他們的爹是蹬三輪的,每天出車后面一幫一幫的。院里有個叫"二軸子"的是他們家姨夫,整天罵"我操你結結(姐姐)",我們都挺怕他。小七子小八子跟我差不多大,聲音尖尖的,一身胎毛,就差四腳兒走路,其實也真差不多了。別說,小七子小八后都人模狗樣的,開公司,當了什么老板。外國人沒法理解中國,一來二去,怎么就成了?
我也是男孩。我在母體中一直是女孩,一落地,又是男孩,真夠討人厭的。街上去吧。我也不喜歡我自己,就多了個小東西。我對那小東西又厭煩,又恐懼,有一次參觀收租院,看了那些大斗進小斗出后,我做了個怪夢,夢見我那小二突然長得像一條蟒蛇那樣長,我不知怎樣處置,害怕極了,就纏在身上,纏呀纏呀,我要死了。此后長達十年我一直擔心小二長得像夢中那樣長,想起來就擔驚受怕。我喜歡看女伴撒尿,特別是她們伴穿著小花裙子撒尿,我不敢離太近,怕滋一臉,她們尿尿就像泉水一樣,無憂無慮,我還得掏出來,扶著,常不小心尿一褲,冬天涼,我的棉褲結過冰,硬邦邦的特不舒服。我夢見自己有了一條花裙子,高興極了,夢醒后看見自己的破黑褲衩,上面有鹽堿地似的尿堿。為什么男孩不能穿裙子穿?我跟我媽要,說得我稀里糊涂,總之是不行,我多了些東西,一切就都不一樣。我長得像那種最臟的土豆,女孩們常蔑視我,動不動就不理我了,說我姥姥死了該!我姥姥剛死,就不愿她們提這事,一提這事我就氣得沒話說。我上學時同桌是個女孩,可惡極了,我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她偷別人的橡皮鉛筆說是我干的,她做證明人,不僅如此還和前后的男女生合起伙兒來陷害我,告到老師那里。我有口難辯。她想出各種花樣捉摸我,我怕她真是怕極了,很長時間她是我最大的恐懼。她的東西掉到地上都是我給她撿,小心翼翼地給她,那時每周各小組給每個人評優良中差,評到我她總是第一個發言,"中!",沒有差,"中"就是全班最差的了。無論我做得多好,打掃衛生,手背后跟上刑似的坐一個星期,撿她掉的東西,但總是"中",她說"中"就是"中"。她如此歧視我,老師聽之任之,不聞不問。
五年級了我才加入紅小兵,差不多班里最后一名,比我鬧得多的人早就入了。我覺得老師是不可思議的,我是特老實的孩子,想得到幫助,可老師在我最初的記憶里是與不公正、無是非標準、不負責任連在一起,我對老師這行一直不大恭敬大概就源于此。我搞不清是不是我因為是男孩的緣故,可我的同桌對別的男孩也不這樣,有厲害的男生,她也常哭哭啼啼的。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自卑,憤憤不平。別的男孩也挺棒的,這教育了我,使我無法再把自己的自卑與無能歸結為是男孩。我不再喜歡女孩,也不做女孩的夢了。我是男孩。你要像個男孩。這就是我的童年,迷霧般的童年。
1969年
我們幾個湊了不到一毛錢,到商店買了七支煙,八達嶺,或者紅葉,我記不太清了,總之是那兩個牌子中的一個。我們在上學路上,在西琉璃廠的鐵胳膊胡同吞云吐霧。我們練習吐煙圈兒,我吐得不是最圓的。有一次A說,你丫臭大糞,現在女的才吐煙圈兒呢,男的應該吐煙棍兒,穿女的煙圈兒。這是最新的說法,我們欣然接受,從此不再吐煙圈兒,改吐煙棍兒。可煙棍兒實際上更難,別說再穿煙圈兒了,我們誰也沒做到,后來不了了之了。我剃了光頭。我們幾個都剃了,叼著煙大搖大擺地在街上走。新換了班主任,是個老太太,姓管,這"姓"就讓我們不高興。我們喜歡十七歲的女班主任,喜歡她罵我們,手指點我們的腦門兒。我們氣她,她留下我們還給我們糖吃。高一高二的大男生騷擾她,聽說要"拍"她,我們要跟他們玩命。姓管的老太太挺厲害,從小學來的,上來就想震住我們。我們幾個光頭在大門口堵住所有的男生,連班長、中隊長、大小干部一網打盡,一起遲到,到教室門口一起喊:"老管!"震得四鄰教室的老師都出來看。反師道尊嚴,教室玻璃都砸了,沒幾張課桌蓋子不是掉的,冬天,糊著報紙上課,暖氣讓我們敲打漏了,一地的水,桌子蓋漂起來。老管率女生向外掃水,我們就堵,向里掃,老管一腳踩在桌子蓋上,像小車似的滑在水里。老管原來賭氣不信教不了我們班,這回她一氣之下絕望地走了。想想那時我們真"生",怎么那么生?心中的"魔鬼"一旦放出來,人類有時就難以辨認自己。
初三時班里從農村轉來個學生,姓關,我們叫他"關農",關農家住大柵欄附近,有一次關農說胡同里幾個小子劫了他,我們一聽火冒三丈,立刻出動,帶了家伙兒,一幫人就去了他們家。到了挑頭的那小子家把那小子臭捧一頓,還砸了他們家。打架斗毆是經常的,我們爭強斗狠,滿嘴黑話。那時我已不再是可憐的男孩,我變得惡狠狠的,仿佛一直在報復自己的童年。
我們班連續換班主任,后來一個東北兵團回來家伙兒接了我們班,一米八幾的個子,往講臺上一站,不像老師,倒像是威虎山的人。他出言不遜,對我們滿嘴黑話。此人姓星名旭,我們后來一直叫他腥魚。我們掂量了半天,第一天沒動。第二天我們的L哥們被這家伙兒找茬兒訓了一頓,并讓L滾出教室。L不出去,他動了手,我說了一聲"上,X你媽的!"我們五個光頭狼似的撲上去,扒在了腥魚高大的身軀上。他一個轉身我們全倒了;爬起來又沖上去,特猛,特生,又倒了一片,教室大亂。女生鬼哭狼嚎,腥魚的襯衫被我們扒下來,我們終于搬倒了他。一場惡戰,直到學校教育組來人方才平息。之后腥魚把我們留下來談判,說黑話,講起哥們兒義氣,還要請我們吃飯。這下倒始料不及,受寵若驚,我們且傻了。
老師與我們從來是不可調和的,現在居然和了,我們不知如何是好。政策對我們十分優待,愛來不來,想走就走,不用交作業,只要平安無事,課能上下去,怎么都成。我們踏實了很多天,來來去去,挺沒勁的。腥魚抓緊時間做瓦解工作,找我談了幾次話,和我平起平坐,講一些特淺的道理。他夸了我幾句,最后以班里"軍體委員"一職相邀。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破罐破摔的人,小學時別說當干部,紅小兵都一直都不讓入,現在我要成班委了!憑什么如此器重我?我肝腦涂地無以報效!就這樣,我被輕而易舉的"招安"了。
那時正評水滸批宋江,我成了宋江,可當時沒覺得。我真的管起了弟兄們,誰上課搗亂我先不干了。都知道我狠,我呢,也是又打又拉,官面我彈壓他們,底下我們又混做一團,抽煙,外面打架。我不能失了他們,我擁兵自重,賊性難改,后來反了好幾回,都被腥魚哄好了。課我上不下去,就開始看閑書,三國水滸讓我入迷,劍俠公案,說唐隋唐,西漢演義,雖說是閑書,傳奇中的英雄卻也讓我雄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還多虧了這些閑書,1978年高考,我最后死里逃生,昱年二月以313分上了分校。搖身一變,我一個玩鬧成了大學生。事情來得非常突然,弟兄們聚首,舉杯豪飲,滿嘴臟話,好學生壞學生殊途同歸,人們驚異。我報名高考時老師曾拒絕我,以為我起哄,我一瞪眼,他乖乖給了我報名表。
1979年
所有變化與心靈的變化比起來,都不值一提。人是怎樣一次次發生斷裂,又依然是同一個人呢?1980年8月31日,我走進了國家美術館,一個前所未有的畫展在這里舉辦:星星美展。那年我二十一歲,已經有了些變化。1980年,還遠不是一個可以自由或直接表達的時間,時代與藝術不謀而合,都要求一種間接的新的語言和表達,詩歌被注入了畫展,以地下姿態浮出水面。詩畫如此的隱晦變形,但誰都感到這里正發生著存在于每人心中的核裂變反應。我在畫展的"前言"面前久久駐足,我讀到了一種有史以來全新的語言:
一年很快地融進歷史。
我們不再是孩子了,我們要用新的,更加成熟的語言和世界對話。藝術本身就是一種標志,表明作者有能力抓住美在宇宙中無數反映的一刻。那些懼怕形式的人,只是懼怕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存在。世界在不斷的縮小,每一個角落都有人類的足跡。不會再有新的大陸被發現。今天,我們的新大陸就在我們自身。一種新的角度,一種新的選擇,就是一次對世界的掘進。
現實生活有無盡的題材。一場場深刻的革命,把我們投入其中,變幻而迷蒙。這無疑是我們藝術的主題。當我們把解放的靈魂同創作靈感結合起來時,藝術給生活以極大刺激。我們決不會同自己的先輩決裂。正如我們從先輩那兒繼承來的,我們有辨認生活的能力,及勇于探索的精神。我們在新的土地上揚鞭耕耘。未來必定是我們的。
毫無疑問這個宣言的執筆人是北島,我至今認為在1980年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宣言,我們所有人都從這宣言開始了自己。我被詩和畫震驚,仿佛在一個爆炸過程中,歷史向我走來,并與我個人化的歷史重合,即使如我這個剛有些開蒙的人當晚都記下了這樣的日記:
1980年8月31日 星期四 下午到美術館看星星畫展,雖然有許多畫看不懂,但我卻很喜歡。畫,大部分色調暗淡,意義很隱晦,但給你極深的印象,使你覺得這里有某種深不可測的力量。
我的心感覺強烈,使我思考。中國人靈魂的火,在這里用一種變形的藝術爆發出來,一反古老的傳統,有朝氣,有力量,使你既深沉,又強烈,思索一些你頭腦并不清楚的一些問題。總之,它讓你思考,盡管不知在思索什么,你感到心充滿要爆發的力量,通過變形的夸張,造形的怪奇,色調的突兀、怪誕,表達了一種強烈的火一樣的情思:對丑惡的批判,對美好的贊揚,對光明的追求,對傳統的挑戰,對黑暗的控訴,要求解放,向往自由。
總之,星星美展,對我總的感覺是強烈,強烈,有力,有力,就是說,不能這樣生活下去,要變,要變,中國人的靈魂要來一個大翻身,要在我們的古老的民族的靈魂的廢墟上,建立起嶄新的民族之魂,未來屬于這一代年青人,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星星阿,啟明的星星呵,你是太陽到來前的先導,在黑暗中,你給了人們最初的一線光明,讓我們滿懷希望地在心中迎接那光輝太陽的騰空!
除此之外,這十年我無話可說。我想看到同時代人同一天的日記,如果可能的話,有一天我或者我建議某個有眼光的雜志征集那天或那幾天的日記。那一天不屬于個人,屬于中國的文藝復興。
1989年
我來到一條大的湍急的河邊,沉思良久。放棄吧。我對自己說。
那一年我接受了報社對我的安排,不再當記者,去辦廣告公司。別無選擇,放下詩歌,我成了一個廣告人。我一點也不為自己的詩歌語言變成廣告語言而感到無恥。詩人枯萎,長出廣告人的大腦袋,是時代變形的怪胎。后來想想,其實也沒什么不好。更深刻的變化發生著,更多的事物需要我們去理解或加深。
1998年當我把公司的車、手機、各種財務報表、賬目、資產、全套設備、公章以及與職務相關的一切便利移交給別人時,我意識到什么東西回到我身上。其實它早就敲我的門了,我用了兩年的時間才退出公司舞臺。我干得不錯,甚至可以說很出色,為單位創造了千萬計的效益,退下來哪那么容易?可笑的竟是一個誰能接我的問題拖了我兩年,而且人們覺得我不可思議,多好的差使,廣告部主任,廣告公司總經理,市場經濟的潮頭。但我必須退出了。轉眼我已是滄桑之人。我已不再年輕,快四十歲了,一種呼喚讓我回去,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并非我要對歷史負責,但我必須對自己負責。世事變遷,歷史不再是一輛古代戰車的輪子,個人化時代的到來讓歷史已不可逆轉;個人將構成歷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1997年的一天,我驅車去一家飯店談一筆廣告生易。車在建國門橋堵了很久,到了長安街仍是一尺一尺的蝸行。長安街寬廣但卻是一條讓所有駕車者都望而生畏的行車路線。我駕駛的是一輛米色的法國雪鐵龍車,這種流線型、可升降的車型原本為高速路預備的,現在卻陷于塞車的泥淖。挨到東單,進入銀街,九十年代的飯店,寫字樓,玻璃幕墻極盡人們所能想象的夢幻與奢華,車流堵得一塌糊涂。飯酒已近在咫尺,可我仍不能保證十分鐘后到達。事情就發生在這最后不到十分鐘的時間里。我的車經過一家裝潢考究的音像商店,左近還有一兩家,同時放著嘶聲、哭泣或歌唱。那時我對街頭商店的音樂麻痹的程度已到了充耳不聞境界,但這一次不同,我聽到了不同的東西。從嘈雜的音響和交通噪聲中我聽到一縷高遠的清音若隱若現。車幾乎停頓下來,我聽得很清楚:
我的阿姐從小不會說話
在我記事的那年離開了家
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
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樣大
我突然間懂得了她
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
阿姐啊
一種迷失,完全是個人的迷失。許多年了,遙遠的我在呼喚我。我是那離家之人,迷失之人。我好像回到了童年,回到我那夢想成為女孩的幼年。西藏,我曾經為了詩歌一直追尋到那里,在西藏高原整整隱居了兩年。那是1984-1986年,巨大的孤獨和自然界的偉岸真正磨洗了我,就好像一個人在冷水里整整浸泡了兩年。二十五歲的我,像淬火一樣,身體發藍,在那里定型。
《阿姐鼓》穿越時空,十分偶然在商海人潮中一舉照亮我。我覺得自己身體透明,閃閃發光。那時一刻我找回了自己,或者說神召回了我。世紀末葉,我重新拿起了筆,仿佛孩提學步,回到世紀中葉我出生的時候。新世紀與我無關,我依然活在二十世紀。
1999.12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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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網: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