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布朗運動”與命運歌
——福建漳州詩群詩歌創作的先鋒性與地方性
本報記者 金濤  來源：中國藝術報2015年12月25日
 
近日，“經典福建·創意閩南”閩派詩會走進漳州系列活動在福建漳州舉行，通過“閩派詩歌”朗誦會、漳州詩群作品研討會、寫作資源采風等，搭建互動交流平臺，提高經典創意創作水平。
漳州是現代左翼詩人楊騷和當代朦朧詩人舒婷的誕生地， 20世紀末以來，漳州成為以道輝、陽子為代表的“新死亡詩派”的大本營、“中間代”詩群的始發站，漳州詩群因其先鋒性、陣容強、能量大，在全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逐漸為新詩界所矚目。
 
閩南小城里的三個新詩部落
 
在一個規模不大的城市中，同時存在三個新詩群落，這在全國都不多見。閩南師范大學副教授任毅指出， 20世紀末以來，漳州出現了“新死亡詩派” 、“第三說- 0596詩人群”和“詩歌藍本詩人群”三個新詩部落。“新死亡詩派”是1992年初由詩人道輝、陽子、林茶居等在閩南漳浦舊鎮瀕臨臺灣海峽的一棟石頭房子里創立的民間詩派，出版有《新死亡詩體》 4期。1997年由道輝、陽子、阿里主編的大型詩叢《詩》出版，迄今已出18卷。旗下成員有道輝、陽子、阿里、林茶居、林忠成、楊金安、何如、海頓、石曲等，道輝等還主持出版了《新死亡詩派叢書》40種。 “第三說- 0596詩人群”是2000年誕生于網絡平臺“第三說論壇” ，匯集了一大批“中間代” 、“70后”詩人，包括安琪、康城、冰兒、朱佳發、落地、張左、荊溪、燕窩、唐興玲、梁辰、沈舜欣、溫天山、辛泊平等。“中間代”最早由安琪、黃禮孩等詩人提出，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市場經濟語境下，他們相對隱忍、沉潛、平和、內斂，是一群先鋒藝術的實驗者，詩體與詩外各種文體語言的嫁接混響，使他們的詩歌呈現出魔幻色彩。由老皮等人主編的《詩歌藍本》作為一個詩歌陣地，幾乎囊括了福建地區所有詩人的詩歌作品，注重與省外詩人的交流，他們的詩歌善于將微妙的事物與微妙的情感交融，總是在生活的細膩處玩味人生哲思。任毅指出，三個群落相互影響，并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點，比如對于語詞精神的重塑更加叛逆更加徹底，在意象的選擇上擁有一定的亞熱帶地域氛圍和閩南文化特色，如道輝筆下的“咸咸的閩南” ，陽子詩中的“腥味” ，安琪筆下的“山楂樹” ，康城筆下“東山的海” ，黑棗筆下“疾走的暴雨”等。
在漳州詩人的創作中，評論家張清華認為道輝的詩無疑是最核心的，體現了地方性的觀念核心。但從文本意義上來說，張清華又認為道輝的詩過于絕對化，相反陽子和其他詩人的寫作更輕逸，從文本上來講更接近詩，道輝的詩更接近觀念核心，必然付出非詩化的代價，這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矛盾。
談起新死亡詩派，詩歌評論家陳仲義特別看重其探索精神。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新死亡詩派剛剛創辦時，他們敢于把哲學上的巨大命題—— “死亡”赤裸裸地帶進詩學理論和詩歌創作中間，陳仲義稱這種做法在90年代簡直是驚世駭俗。但是由于道輝等人的勇氣、智慧與膽識，他們從上世紀90年代一直走到了今天，成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詩派。由道輝等所引領的漳州詩群的語詞運動達到了一種非常深刻的程度，物理學上有一種現象叫“布朗運動” ，是指分子在高速運動中的一種無序撞擊，陳仲義借用這一說法，將道輝等人的創作稱為“詩歌的布朗運動” 。
福建青年評論家石華鵬也非常看重漳州詩人的探索精神。現在雖然有很多口語詩流行，寫得也挺好，這些口語詩反隱喻，反象征，反意象，但道輝卻往反方向走，繼續要隱喻，要象征，一直堅持先鋒性。石華鵬說，當代的散文、小說創作已經很少有先鋒存在，但詩歌里還有存在著先鋒性。“我一直在試圖理解道輝的詩，他是否想驅趕詞語來了解世界？但理解上確實有困難。當很多文學沒有先鋒性的時候，我們還期待道輝的這種先鋒性。 ”
 
蠻性與神性之間頑固的地方性
 
在評價漳州詩人的創作時，張清華稱自己是“一個慌慌張張的闖入者” ，因為口音上的障礙，他有一種試圖想要接近卻很難接近的慌張。張清華指出，福建詩人的創作中有一種蠻性與神性的統一。什么是蠻性？就是一種自然、頑固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神性又是一種超越性，建構性。從新死亡詩派，從道輝的詩歌中，張清華體會到一種不肯使用普通話、不愿使用流行的修辭或語調來寫作的頑固，構成了對他者的一種拒絕，但是這里面關于存在、關于死亡、關于超越性的思考又讓人羨慕不已。又比如在北京的漳州籍詩人安琪，她寫一種很古怪的詩，她的詩歌有一種頑固不化的屬性，非常前衛、先鋒，但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
著名詩人楊煉多年來在澳洲、歐洲、美洲游歷，經常會碰到閩南出來的福建人，這些人到現在根深蒂固地帶有自己的文化和鄉愁，帶有鄉愁所引申出來的疼痛、思念，同時激發出來一種創造性。因此，在楊煉看來，閩南文化和北京文化有著根本的區別，閩南詩歌應該一直深入到對閩南文化與方言本身的關注上，應該研究閩南方言跟大自然、跟它獨特的歷史文化的關系，某種意義上，它是反普通話的，“反”能夠提供給人們一種獨特的文化層次。越是在國外漂泊，楊煉越是意識到中國詩人實際上在自覺意識上有一個巨大的欠缺，這個欠缺就是在個人和國家意義上的普通話、國家話語系統之間缺少一個地方文化的層次，但是地方文化能夠讓每一個人真正地獲得血緣、家庭、家族與歷史。來到閩南，楊煉感觸最深的是“僑鄉” ，這個詞本身就內含著漂泊感，接通古代屈原與杜甫的漂泊，接通當代洛夫與余光中的鄉愁，這是一種回響了上千年的“命運歌” 。楊煉說，讀道輝的詩，讀陽子的《收集孤獨的人》 ，很多具體的句子，如“我接受生活有如走進夢幻的屠宰場” ，也能體會到這樣感覺，而且這種命運歌不僅僅是自己的，而是貫穿了好幾百年。楊煉說，無論叫閩南詩歌、閩南詩派還是漳州詩群，不管什么名字，每一個個體的詩人，在一個全世界都有漂泊的中國人的時代，他的精神定位都應該在閩南這個地方，人們已經歷史性地將一種命運歌滲透到自己的人生與獨特的傳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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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網編輯：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