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二維碼時代的詩歌
——霍俊明：2015年詩歌綜述




霍俊明
 
編者按：
 
本期“同代人”推出“年度評點”專刊，霍俊明從媒介傳播的角度切入，為我們回顧了2015年中國詩歌創作的得失。他對新媒體平臺中詩歌與詩人形象的自覺反思、詩歌批評與大眾閱讀關系的深入思考，很有啟發價值。（同代人）
 
2015年是名符其實的“微信詩歌年”（據相關統計微信使用數量已達7億之多），詩歌正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進入“微民寫作”和“二維碼時代”。“你死后，微信二維碼將成為你的墓碑。”這近似調侃的話卻道出了這個時代微信的重要性以及相應的人們在生活、交往以及寫作中的變化。人到蓋棺時也很難定論 / 自己說不清楚，別人更不能 / 最簡單的辦法是，死后請一個匠人 / 把我曲折的命雕刻成二維碼 / 算是我留給世界的最后一方印章 / 形狀一定要刻成祖屋的窗欞 / 要鏤空的，百年之后 / 就把二維碼安放在我墓碑的正中 / 掃墓人一眼就能掃出陰陽兩維的苦 / 掃完碼后，不忍離去的那位 / 估計是我的親人，也可能 / 是我的仇人”（麥笛《我的二維碼》）。
 
“微信”給詩歌帶來了什么呢？這不僅是我這樣一個近乎常年讀詩的人的疑問，也是當下整個漢語詩歌場域中難以回避的問題。質言之，微信與詩歌存在著怎樣的關系？
 
確實一年來最受關注的就是微信自媒體不斷刷屏的眾多詩歌活動、事件、獎項（一年來各種詩歌獎項達百種以上）、詩歌節、出版物，中國成了名符其實的“詩歌大國”（據統計現在每天海量的集束型的詩歌產量早已經遠遠超越了《全唐詩》）。著名新詩研究學者孫紹振在《當前新詩的命運問題》中就認為“沒有一個時代，詩的產量（或者說新詩的GDP）加上新詩的理論研究，達到這樣天花亂墜的程度，相對于詩歌在西方世界，西方大學里備受冷落的狀況，中國新詩人的數量完全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天都在激增的詩歌微信公號和微信群給詩歌生態帶來的不容忽視的影響，甚至自媒體被認為給新詩的“民主”帶來“革命性”影響。詩歌的傳播與生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迅捷，而詩歌到底給普通受眾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呢？這種影響到了何種程度呢？這種影響與雷蒙德•卡佛筆下所描畫的詩歌“日常交流”是什么樣的關系——“他在給她念里爾克，一個他崇拜的詩人的詩，她卻枕著他的枕頭睡著了。他喜歡大聲朗誦，念得非常好——聲音飽滿自信，時而低沉憂郁，時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頭柜上取煙時停頓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詩集。這個渾厚的聲音把她送進了夢鄉，那里有從圍著城墻的城市駛出的大篷車和穿袍子的蓄須男子。她聽了幾分鐘，就閉上眼睛睡著了。”（《學生的妻子》）
 
在碎片化、電子化和APP移動臨屏閱讀語境下即時、交互性的詩歌寫作、閱讀和批評實現了即時性、日常化和大眾化。由此詩歌在公眾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變——詩歌回暖，詩歌升溫，詩歌繁榮，詩歌重新回到社會中來，詩人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被空前拉近。在詩歌“活動”已達高峰期的時候研究者應對以上的詩歌判斷做出審慎分析。自媒體平臺下的微信詩歌在提供了寫作熱潮和新聞事件的同時，也讓我們思考其現實境遇、不可靠的幻象和可能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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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說等其他文體相比，一百年來的新詩共識度和自信力到今天也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甚至很多時候招致大眾和讀者不滿與批評的恰恰是詩歌。新詩一百年，其合法性在哪里呢？這似乎又到了重新為新詩辯護的時候了。這既涉及到詩歌的“新現象”又關乎新詩發展以來的“老問題”。圍繞著2015新詩的一些新的現象和一些老生常談的問題，在新與舊的對話中我們重新來面對漢語新詩的場域就顯得非常必要——這既是美學的問題又是歷史的問題。
 
多年來人們已習慣“詩歌”與“大眾”之間天然的疏離關系，但是詩歌和“大眾”一旦發生關聯往往是以噱頭、娛樂事件、新聞爆點的方式出現。這又進一步使得詩歌在公眾那里缺乏應有的公信力。我們更多的時候已經習慣了將一首詩和一個詩人扔在社會的大熔爐中去檢驗，把他們放在公共空間去接受鮮花或唾液的“洗禮”。面對一年來的詩歌，我們總會滿懷期待地想梳理它的“新面貌”，似乎今年的詩歌與去年和往年的總會有所不同、有所“進步”。很多人對2015年詩歌的最大觀感就是詩歌很熱鬧，而且是不一般的熱鬧。在各種詩歌活動和詩歌事件中，尤其是微信強大力量的推動下，似乎暌違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朦朧詩熱潮幾十年之后再次降臨，詩歌重新又回到了“讀者”和“社會”中來，詩歌再次高調地走向了公眾視野，新詩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被空前拉近了。確實，以微信為代表的自媒體對詩歌生態的影響已經成為現實，似乎每個人都成了毫無差別可言的“手機控”“微信迷”和“屏幕人”。近兩年的詩歌在微信自媒體的推動下頻繁進入到了一個個火熱沸騰的社會現場，詩歌技術空前成熟，詩人的地區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這成了近兩年中國詩歌的標志。那么，詩歌真的“回暖”“升溫”“繁榮”了嗎？
 
就此問題，每個人的觀感和判斷并不相同。支持者高呼雀躍認為新媒體尤其是微信給詩歌帶來了民主、進步和自由的福音。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國首部微信詩選》的推出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微信圈。反對的聲音則認為微信平臺上的深度閱讀已經不可能。顯然，新詩與新媒體的關系已經被很多研究者提升到了“命運”這樣大是大非的程度。著名詩人北島更是認為新媒體所帶來的是新的洗腦方式和粉絲經濟，甚至成了一種“小邪教”。“傳媒話語膨脹時代”的微信平臺因為取消了審查和篩選、甄別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詩歌多元化發展，使得不同風格和形態的詩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時也使得各種詩歌進入到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失范狀態，隨之也降低了詩歌寫作與發表的難度。微信等自媒體并不是一個“中性”的傳播載體，一定條件下新媒體自身的“傳播法則”會對詩歌的觀念、功能、形態以及話語形式和評價標準都會產生影響。就當下詩歌來看，寫作者、評論者和傳播者的表達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發出來，“自由寫作”“民主寫作”“泛華寫作”“非專業化寫作”正在成為新一輪的神話。“微信詩歌”作為一種新現象當然需要時間的檢驗，需要進一步觀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經產生的現象、問題和效應來看，也需要及時予以疏導和矯正。軟綿綿甜膩膩的心靈雞湯的日常小感受、身體官能體驗的欣快癥、新聞化的現實仿寫以及膚淺煽情的“美文”寫作大有流行趨勢。一定程度上新媒體空間的詩歌正在成為一種“快感消費”，這與娛樂化的電視體驗類節目的內在機制是同構的——每個人都能夠在新媒體空間親自體驗各種詩歌訊息。微信詩歌話語的自身法則使得點擊量、轉載率的攀比心理劇增，也進一步使得粉絲和眼球經濟在微信詩歌中發揮了強大功能。這使得詩歌生態的功利化和消費性特征更為突出，而“以丑為美”“新聞效應”“標題黨”“搜奇列怪”“人身攻擊”“揭發隱私”的不良態勢呈現為不可控的泛濫，其中文化垃圾、意見怪談更是層出不窮。即時性的互動交流也使得詩歌的評價標準被混淆，寫作者和受眾的審美判斷力與鑒別力都在受到媒體趣味和法則的影響。微信這一“寫作民主”的交互性平臺已經催生了“微信寫作虛榮心”，很多人認為只有擁有了微信就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甚至滋生出了偏執、狹隘、自大的心理。與此同時電子化的大眾閱讀對詩歌的評價標準和尺度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在新媒體平臺上海量且時時更新的詩歌生產和即時性消費在制造一個個熱點詩人的同時，其產生的格雷欣法則也使得“好詩”被大量平庸和偽劣假冒的詩瞬間吞噬、淹沒。與此相應，受眾對微信新詩和新媒體詩歌的分辨力正在降低。而如何對好詩進行甄別并推廣到盡可能廣泛的閱讀空間，如何對新媒體時代的詩歌做出及時有效的總結和研究就成了當下詩歌生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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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詩歌“日常化”“大眾化”和“非專業化”相應，一個重要的寫作趨向就是隨著以余秀華、許立志、郭金牛、烏鳥鳥、老井為代表的“草根詩人”的“崛起”和大量涌現。幾十萬甚至百萬之眾的“草根”寫作群體確實構成了新世紀以來新生態。
 
這一自發的、原生的直接與生命體驗相關的“大眾寫作”有別于以往的學院派、民間派和知識分子等“專業詩人”的寫作美學。以“草根詩人”現象為代表的詩人與現實之間的緊密關系使得詩歌的現實感、人文關懷、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這大體印證了米沃什的“見證詩學”。他們直接以詩歌和生命體驗對話，有痛感、真實、具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命運之詩”。與“草根詩人”現象相應，詩歌寫作的題材化、倫理化和道德感也被不斷強化，底層、草根等“非專業詩人”社會身份和階層屬性得到空前倚重。而底層經驗、生存訴求、身份合法性在詩歌寫作中得以一定程度地體現，這一趨向圍繞著年初的余秀華事件展開并擴展開來。“草根寫作”不僅代表了一種“新美學”，而且在社會層面更具有意想不到的“精神號召力”。草根寫作作為一種“新媒體效應”仍被繼續發酵增溫。當年哈特•克蘭曾樂觀地認為詩歌在機器時代的功能與它在其他任何時代一樣，“它對人的價值最綜合最完滿的表現力仍在本質上不受科學的侵襲”。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嗎？就目前的工人階層的詩歌寫作來看，機器無論是對個人生活還是整體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狀態都帶來了非常“現實”的影響。許立志、余秀華、郭金牛、老井等這些“草根詩人”的詩歌寫作為我們重新思考詩人與時代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觀察入口和美學路徑。這一自發的寫作狀態和現象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下人民大眾抒發時代精神和現實觀照的潮流，不僅是“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了“人民抒寫”“人民抒情”“人民抒懷”。對于身處底層的工人詩人來說，他們不像其他詩人那樣奔赴現實，而是直接身處現實之中。他們的寫作是直接來自于自身的生命體驗，直接以詩歌和生命體驗進行對話，真誠質樸有痛感，是寫實寫真的具體而感人的“命運之詩”，展示了藝術最原初的鮮活形態。這一文學經驗不僅關乎個人冷暖和階層狀態，而且與整個時代精神直接呼應。這些詩樸實、深沉，直接與生命和現實體驗對話，具有打動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現實主義的風格。但是，“草根詩人”寫作也有明顯的局限性，比如對現實和自我的認識深度不夠，在處理現實題材和個體經驗的時候沒較好地完成從“日常現實”到“詩歌現實”的轉換、過濾和提升。其寫作有浮泛、狹窄、單一和道德化傾向，缺乏美學上的創造力，社會學意義大于文學意義。與此同時，人們在談論這些“草根詩人”時又不可避免地與階層身份、社會道德、公平正義、悲憫同情、身份焦慮、生存命運等“社會學”關鍵詞纏繞在一起。甚至有論者提出要重啟“階級詩學”，而認為“工人詩歌”是被空前遮蔽的最具進步性和時代意義的寫作代表的說法顯然有失偏頗而值得商榷。圍繞“草根詩人”所生發的各種觀點、立場不僅顯示了移動自媒體時代詩歌在生產、傳播、接受和評價等方面的新變，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階層的人通過這些來自社會底層、基層的詩人所顯現的對社會和人生的不同理解。針對“草根詩人”現象，中國作協創研部和詩歌委員會召開“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及時把脈，肯定其寫作特點和意義的同時也準確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和值得進一步疏導的寫作方向，進而對大眾化詩歌寫作潮流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文藝報》以“聚焦‘草根詩人’現象 探討當下詩歌新生態”為專題展開討論與爭鳴。評價包括草根詩人的文學和文化現象應該是歷史的、美學的、藝術的和人民性的融合的觀點，而不是斷然割裂并在一點上極端放大。歷史上被銘記的詩人往往既具有美學的創造性又有歷史的重要性和時代的發現性。無論哪個時代，不管出現多么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詩歌事件和大張旗鼓的詩歌活動，最終留下來的只有詩歌文本。
 
由社會關注度極高的“草根詩人”寫作，我們注意到詩人對現實尤其是社會焦點問題和公共事件的關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而直接，這一定程度上與媒體開放度有關。而對生存問題的揭示，對生態環境的憂慮似乎正印證了一句當下最為流行的話——霧霾時代詩人何為？而當下對“詩人與現實”“詩歌與生活”問題的熱度不減的爭議使得寫作者對“現實感”的理解發生分歧。一部分人強調詩歌的“介入”“見證”“及物”“現實性”，強調每一個人都應該站在現場和煙塵滾滾的生活面前，將自己納入到工廠甚至上千度的高溫中去感受生活的殘酷性；另一部分則認為詩歌應該保持獨立性和純粹性以及個體主體性，認為應該重新對“生活”“現實”“時代”驚醒衡估和再認識，也就是說難道有詩人是在“生活”之外寫作嗎？實際上二者各持的觀點并非水火不容，關鍵之處是應注意到詩歌的“現實感”最終是“語言的現實”，因為詩歌的語言不是日常交際和約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現性的。而我們看到的則是微信話語、新聞話語和日常話語等“消息性語言”對“詩意語言”的沖擊。而“現實”成為“現實感”必須要通過語言、修辭、記憶、經驗和想象力來轉換并最終完成為“文本現實”。在寫作群體空前龐大，作品數量與日俱增的情勢下，寫作者的“整體圖景”“個人風格”“公信力”“辨識度”正在空前降低。這是個體詩學空前膨脹的時代，而詩歌的現實介入能力、文體創造能力、精神成長能力以及個人化的歷史想象里也相應受到阻礙。而新媒體話語對詩人個體性寫作的空前鼓吹，全球化語境下詩人的“世界寫作”的幻覺膨脹，這都使得私人經驗僭越了本土經驗，小抒情取代了宏達敘事。也由此使得口語寫作、私人經驗、個體抒情、消解詩意、日常敘事的無難度寫作成為普遍現象，“口語”淪為“口水”，“個體寫作”導向的是“平庸”和“碎片化”，“自由”“開放”導向的是“自戀”和“自閉”。換言之，全媒體時代的詩歌寫作空間如此開放，而每個人的寫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狹仄，每個寫作者都在關心自我卻缺乏“關懷”，每個人都熱衷于發言表態卻罕見真正建設性的震撼人心的詩歌文本。這讓人們聯想到當年《芝加哥論壇報》對雷蒙德•卡佛的小說評價，人性關懷是第一要素——“他這些角色可能屬于混蛋、晦氣鬼、失敗者、傻瓜、同性戀，但每一個這樣的角色又都心存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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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詩自誕生至今已近百年歷史，在這期間中國新詩從草創、實驗到動蕩、建設，歷經眾多詩人的艱苦努力，取得了輝煌成就，部分作品經歷時間檢驗已成為經典。而本年度的詩集出版不僅數量上呈現井噴趨勢，而且不同代際不同風格的詩集代表了新世紀以來新詩多向度發展的成果。但中國新詩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爭議頗多且仍未解決的詩學問題，這都需要從學理上予以梳理、辨析和反思。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與江蘇省作協聯合主辦的“中國新詩百年論壇”并非一次性舉辦的論壇，將連續舉辦3年，每年舉辦5場左右討論，每場討論圍繞一個特定的主題進行討論。百年新詩在尋找“自身傳統”的情勢下，伴隨著文體自身的逐漸成熟，新詩正在找回自信，在強調“漢語”“本土經驗”以及“大國寫作”（歐陽江河）的吁求下，詩人對“本土現實”的關注、處理成為寫作的內驅力。對新詩歷史的總結，對經典化本文的推介，對自身傳統和合法性依據的確立成為本年度詩歌詩叢、詩集、詩選出版的內在化要求。這都旨在回溯百年新詩的歷史脈絡，時代狀貌和美學趨向，及時梳理新詩的現狀，試圖強化新詩的合法性依據和文體自信力。這些既顯示了專業性又帶有普及性的新詩經典化工程都試圖在規范和確立“好詩”的標準。
 
在新世紀詩歌已經走完十五年之際，對新世紀詩歌尤其是當下的詩歌評價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有研究者認為在社會和文化的轉型期和巨變期，詩歌仍然處于并不樂觀甚至被詛咒的“烏鴉時代”，甚至韓東認為1980年代以來的三十年詩歌景觀整體扭曲，只與西方有關的寫作觀念發生聯系。有論者認為當下詩歌受到傳媒、技術、資本和市場的影響太大了從而喪失了知識分子立場和批判意識以及先鋒精神。確實，當下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轉型（比如城市化進程、生態危機、鄉村問題）使得詩歌寫作必須做出調整和應對，甚至一定程度上對賡續的根深蒂固的寫作模式和詩歌觀念進行校正，尤其是在新聞化的現實境遇面前，對于詩歌這一特殊的“長于發現”的文體類別，在媒體營銷式話語充斥每一個人生活空間的時代，找到一首整體性的言之鑿鑿的具有“發現性”和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詩歌其難度是巨大的。
 
詩歌批評不是說好話說壞話，而是要“說真話，講道理”，批評的高標準應該是像龐德所說“不是畫地為牢或制定禁律，它是提供起點。它可以使遲鈍的讀者警覺。”而當下的詩歌批評看起來很熱鬧，但是聚集于新媒體平臺上的短評熱評酷評并不是真正意義的批評，大體缺乏學理性和建設性，往往是沒有底線的惡評或追捧，由此更要促進有意義有建設性的理論爭鳴，端正批評風氣。在推進詩歌批評進行爭鳴這方面詩刊社下半月刊推出的欄目“銳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正方和反方兩個互補的差異性的聲音對青年詩人創作進行批評研究，做到創作和批評的相互促進——“尖銳的真實到位的批評有助于詩人創作的提高”。《詩刊》下半月刊結合“雙子星”欄目設置了“同期聲”，青年詩人和批評家在微信空間以對話的形式對每一期“雙子星”推出的兩個青年詩人的創作進行具有針對性的討論與批評，力爭做到直言不諱、實事求是、有的放矢、暢所欲言、大膽質疑、百家爭鳴。2015年的詩歌批評除了持續關注詩歌的“草根寫作”和底層經驗、梳理詩歌的現實抒寫以及新媒體對詩歌影響的熱點話題之外，新詩研究成果的一大亮點是“當代新詩話”叢書（陳超《詩野游牧》、于堅《為世界文身》、趙毅衡《斷無不可解之理》、耿占春《退藏于密》、沈奇《無核之云》）的推出，集中展示了詩歌批評和研究的新方法與可能性空間。
 
詩歌的傳播與生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迅捷，而詩歌到底給普通受眾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呢？這種影響到了何種程度呢？我們必須注意到“大眾”自媒體天和公共媒體更多的時候所關注的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即使關注也是側重那些有熱點和新聞點的詩，而更多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引起人們爭相目睹的社會事件。時下微信等平臺對詩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進一步甄別與反思的。人們很多情況下關注的并非詩歌本身，而往往是被纏繞和吸附于詩歌之上的“非詩歌”的東西所影響和遮蔽并進而妨害和扭曲了詩歌形象，也就是往往是在倫理學、道德感和社會學等“外圍”層面談論詩歌活動、詩歌現象和熱點的詩人事件。“我們在談論詩歌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么”不只是當年雷蒙德•卡佛的不滿，也是今天我們真正意義上的“讀者”“詩人”和“批評家”的不滿。
 
 
 
作者：霍俊明（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
 
來源：同代人
編輯：李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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