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瑟瑟截句詩集《栗山》出版
 
        6月18日，“截句詩叢”第一輯在北京首發。文學評論家李敬澤、張清華等出席。這套詩叢由蔣一談主編，北島推薦，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出版。第一輯入選詩人包括（以姓氏筆畫為序）：于堅、西川、伊沙、朵漁、李壯、邱華棟、楊慶祥、沈浩波、嚴彬、歐陽江河、周瑟瑟、樹才、俞心樵、柏樺、桑克、蔣一談、臧棣、霍俊明、戴濰娜19位詩人的作品。截句是一種源自古典又有現代詩歌精神的詩歌文體，強調詩意的瞬間生發，沒有詩歌題目，且在四行之內完成。與會學者、詩人表示，中國新詩走過百年，“截句詩叢”能喚醒讀者重新認識短詩的美學價值，也提供了審視傳統詩歌創作的契機。

        6月23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主辦的“為什么是截句：當代短詩寫作的可能性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朗潤園采薇閣）舉行，臧棣主持，蔣一談、車前子、安琪、西渡、夏可君、嚴彬、彭敏等詩人與會。 

        6月24日，湖南岳陽市，周瑟瑟與莫笑愚、黃明祥、李岡等詩人啟動了中國詩人田野調查小組洞庭湖詩人田野調查行動，周瑟瑟攜帶他的截句詩集《栗山》回到故鄉湘陰縣栗山，在栗山村舉行“《栗山》與村民見面朗誦會”。
　　
        據周瑟瑟介紹，7月9日，在揚州還將舉辦“瘦西湖截句研討暨朗誦會”，7月23日在長沙還將舉辦“《栗山》截句研討與讀者見面會”。一系列的截句活動，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眾多詩人與讀者加入了截句寫作，2016年無疑是“截句年”。

        周瑟瑟在北大“為什么是截句：當代短詩寫作的可能性研討會”的發言中認為：

         “截句詩叢”第一輯出版了，我看到中國現代詩20多年來不同詩歌主張、不同寫作陣容的詩人同時坐在了截句的長板凳上了，雖然還是各寫各的，在北京望京的單向街書店首發式現場，在觀眾面前，他們面無表情，但在一個共同的空間，依然保持了紳士風度，此刻他們都是截句詩人。這樣的場景頗有國共和談重慶的氣氛，如果沒有截句寫作與出版，我不知何時能看到這樣有意思的場景。中國新詩一百年了，朝向未來的中國現代詩是否開啟了一個新的兆頭？心中的火氣似乎壓了下去，文本的較量開始了，誰是真正的高手甚至未來的大師？誰是氣喘吁吁的淘汰者？誰是身心健壯的長跑選手？讀者從白紙黑字的詩集可以看個清楚。
　　
        我讀完“截句詩叢”第一輯18本（不包括我自己那一本），發現19位中、青兩代詩人，雖然寫的都是蔣一談所闡述的截句，但實際上寫的是短詩。短詩難寫。截句是短詩之王，更難寫。截句是詩中之詩，是講究速度與節奏的短詩之王。誰要想進入截句寫作，必定要是一個出色的短詩寫作者，否則只能在截句之外打轉，不得要領，甚至誤解了截句的先鋒、冒險與試驗，而喪失了一個提高自己短詩寫作能力的方式。真正的短詩高手，是不會畏懼來自于截句的挑戰的，因為你已經是短詩高手了，那對于詩中之詩的截句就不在話下了。
　　
        短詩精神在于舍棄與凝煉之心，在于提純與截取之道。短詩寫作是一種常態，常態到趨于平庸，人人都寫短詩，但好的短詩依然是沙中黃金、風中鷹㢑。臧棣敏銳地從“截句詩叢”的出版發現了“短詩這一類型在當代詩歌實踐中遭遇的問題”，他認為：“短詩的寫作，一直是新詩實踐中一個幽暗的地帶。”這一觀點暗含了他對短詩的激發與期待。雖然“幽暗”生青苔，對于生命并不見得是死亡，但這些年短詩沒有從寫作中突出異質的方向，大家在同質化的短詩中呆得太久了，于是通過長詩來區別于短詩眾生，這些年反而促進了長詩的寫作激情，邱華棟提議今年的《中國詩歌排行榜》要收入長詩年度編目，我的卡丘微信公號也在陸續做長詩田野調查。蔣一談的截句寫作與出版風暴則提醒我們，今年的《中國詩歌排行榜》要收入截句年度排行榜，這是今年已經發生的重要的詩歌現象。
     
        長詩與短詩，魚肉與青菜各有所愛，但首先要寫好短詩，方可進入長詩的跑道，寫好短詩可以從截句開始。人人可寫截句，好壞自知。我看到截句寫作被一些人嘲笑，嘲笑是不了解截句寫作的難度與意義，自己沒有寫并不意味著別人寫不了。面對所有的創新能力，我們必須保持敬畏之心，嘲笑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看到寫得好的截句，我是心生歡喜。其實詩并不在于長短，而在于對生活的態度，截句對生活的貼心刮骨是值得期待的。
     
        截句并不是傳統意義中的短詩，截句是從短詩中脫胎換骨的一種現代詩新文體，它是現代詩技術中的高難度技術，它是詩人情感的輕與重的極至，它是自然與妥貼、輕松與沉重、貼心與游離的統一，它是“節奏和心智的關聯”（臧棣轉述馬拉美），它是語言能力的一覽無余，它是一個人是否可以寫好短詩與長詩的試金石。它是一把鋒利的刀，鋒利的刀可能你還拿不穩呢。寫不寫由你，理不理解由心。短詩走出“幽暗的地帶”總歸有路可走，截句便是其中一條。

         關于他的截句《栗山》，周瑟瑟在詩集后記《栗山：我的精神體》中這樣闡述：
　　
        我試圖寫出有我個人情感質地與語言節奏的“截句”，恰逢丙申猴年，我的本命年，也是我父親離開我一年多，我對他的懷念最為強烈的時候，我于是為“截句詩叢”寫下了這部《栗山》，獻給我父親的在天之靈。
  
          進入《栗山》的寫作，我才發現遇到一個新的挑戰，如何在語言里留住更多的感受，如何在一行兩行三四行之內完成一首詩，要在“截句”里做一個“語言的出家人”，既符合我的本意，又是多么的艱難。對語言我不能有過多的非分之想，只有清潔之人才有清潔的語言。
   
        2016年，中國新詩一百年，在此時寫作與出版“截句”，也就有了新的意義。現在基本的共識是：“截句”是現代詩的新文體。我們已經不做新文體革命多年了，新文體的出現或許充滿了不確定性，讓人懷疑與害怕，懷疑其合法性，害怕其寫作的危險，當年的白話新詩不就如此嗎？我們在新詩“小富即安”的環境里太久了，不求變的“溫水煮青蛙”的保守心態是當下的常態，這是集體的退步。在中國新詩一百年的關口，“截句”寫作的出現，是一種新嘗試，是一種新文體的可能，它顛覆了舊有的語言表達習慣，是一個人精神清理與精神自溢的寫作，就像我小時候看到過的栗山上的樹自溢出汁液。它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面向未來的具有現代性氣質的寫作，“截句”寫作需要你首先建立起一個牢固的結構，然后確立詩的精神，找到詩的呼吸，否則只會是單一的“句式”而不能成為一首完整的詩，“句式”也有生命力，但氣息不夠綿長回復。哪怕是一句，也應該有完整的結構，更應該有強大的精神體。有的人還在懷疑與猶豫，有的人已經動手了，只有動手才有希望，才能發現寫作一種新文體的不易。
   
        新文體意味著寫作者首先要付出更大的勇氣，要打破既有的寫作習慣。除此，要發現新的自我，正如蔣一談所言：“要對自己下手狠一些”，我發現我在寫作這部《栗山》的過程中遇到了比想像更大的困難，我無法對自己下手那么狠，寫作這么多年，我雖然一直有變化的意識，但骨子里已經形成了很多固有的東西。
   
        就像流水，在河床奔涌，在亂石中穿行而過，寫作《栗山》時我不斷調整詩的語感，慢慢繞開起先的些許不適應，一點點去接近理想中的“截句”。我在手機上寫了一部分，然后又移到電腦中寫，詩的感覺是充沛的，但要在“截句”新的形式、空間與結構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還是經過了一番愉快的折磨。
   
        我愿意寫出個體的生命經驗，《栗山》中的個體是我詩歌最重要的審美，而生命經驗浸染了我全部的情感認識。《栗山》分為四輯：父親的靈魂、懷鄉、枯寂、愛是慈悲，我個體的情感線索貫穿始終，我不是那種能夠脫離自我的寫作者，我固守情感的底線。
   
        我的故鄉在湘北，現在只有一座名為“栗山書院”的屋子留在栗山，門前有一口被栗山三面合圍的池塘，叫栗山塘。一到夏天，滿塘的野生雨水蓬蓬勃勃，蛙鳴徹夜如織，月夜下鯉魚泛仔，記得小時候我與哥哥就睡在塘基邊的竹床上。前年父逝后，悲傷的母親堅守了半年栗山，老媽媽過于思念父親，長此以往恐怕不行，最終在我們的勸說下還是住到姐姐家去了。父親離逝前兩個月，我回去拍攝父親的生活紀錄片，父親在我的鏡頭里用粗糙的毛筆為我寫下了“詩硬骨”，我把這三個字當作父親的遺訓帶到了北京。父親一生寫字無數，從不挑剔筆墨紙硯，信手拈來皆成好字，他走了，帶走了一手好字，想念他的異鄉深夜我就看那還留有他體溫的字，于是我也開始寫字。通過寫字，我想傳承父親容忍、淡然的生活態度。
   
        大哥在微信里告訴我，“今日頭條”有人寫了一篇關于栗山“截句”的評論，我故鄉的一位家庭婦女讀到后哭了，我想她是熟悉我的父親、了解栗山的人。
   
        在我的寫作體會里，我認為“截句”是一種生命的呼吸，世間萬物皆有呼吸，而我在“截句”里發現了詩歌語言、結構、精神的呼吸。你可以試著一呼一吸，呼吸是短暫的，不管你如何憋足勁用力呼吸，它是短暫的，但它又是綿長的，世間萬物要維持生命的秩序，必須要進行綿長的呼吸。就像古人相信生命是風吹來的，“截句”是生命的風，風斷了生命就止息了。父親臨終那一刻躺在我母親臂彎上，“他的頭一歪，就沒了呼吸……”母親告訴我。通過寫栗山“截句”，我在恢復父親的呼吸，父親沒了，只剩下了八十歲的母親，我覺得栗山的呼吸也微弱了。當我的肉身也被栗山埋下的那一天，我的呼吸將會完整的保留在這些詩里。

           “截句”無疑是一種新的方法論，符合世界趨向簡單與尋求解決問題的規律，我甚至將它看做一種與精神相關的技術革命，如果把“截句”看做是一種從詩歌形式到精神確立的技術革命，也是恰當的。我的《栗山》就是在“截句”的形式里完成精神確立：父親的靈魂、懷鄉、枯寂、愛是慈悲這四條情感線索，是我當下最真實的精神狀態，這些“截句”沒有一句不與我最真實的精神狀態相關。
   
        找到一種新文體，并把最真實的精神狀態給予它，它就有了生命。我們看過很多僵死的文本，失去活力的寫作困擾著我們，要從形式到精神走出來，必定要解放舊有的秩序，從精神上建立可以信任的新形式。
   
        對《栗山》我充滿了感激，栗山是我祖先的山，我離開它快30年了，我現在把它寫出來，是對一座山的重新認識，是對我的精神體的靠近與確認。